☄ingnChenの書房

這裡指的「大人們」，不是以絕對年齡來論定，而是指抱持「大老或老大心態」的人。他們可能是政府高官、意見領袖、萬事通名嘴，也可能是眾多自以為是者的組合。有些笑罵由人，好官自為之；有些以個人價值觀為唯一準則，據此論斷是非；有些不求甚解卻自吹自擂，以博取虛名；有些刻意顛倒是非，以圖私利。當前台灣充斥著各類消極言論與負向思考，以致民心士氣低落，即令經濟成長率有逼近10％的亮眼表現，也無法打起勁與國同歡。

    　不論是皇權或民主時代，庶民百姓最依賴的「大人們」就是政府官員，靠他們撥亂反正，靠他們濟弱扶傾，靠他們伸張正義。因此，近日竟有官員宣稱，社會上某些不公不義的亂象，要怪就要怪作亂者而不該怪主管機關，老百姓聞言不免無奈嘆息：「那我們還要政府做什麼？」

    　有些官員不是沒擔當，也勇於承接前人的爛攤子，但事前未與相關部會充分溝通，就急著提出改革方案，以致漏洞百出，補了西牆又垮東牆，老百姓見狀不免無奈嘆息：「政務運作怎麼變成會這樣？」

    　本周初在立法院闖關失敗的二代健保方案，就是協調失靈的「代表作」。就衛生署的角度，二代健保旨在防止一代建保的財務黑洞越滾越大，立法進度當然是越快越好。但從全民的角度，比填補一代健保600億虧損更重要的問題是：二代健保改革就能一勞永逸？還是會像美國聯準會（Fed）推量化寬鬆政策（QE）那樣，QE1不夠推QE2，QE2不夠推QE3，然後陷入無止境的紛擾漩渦？綜而觀之，健保改革顯然無法一次到位。

    　二代健保擴大費基的方式是向有錢人多課稅，因此衛生署原有意改採家戶總所得計算保費，但保費計算標準仍是依據綜所稅資料，而綜所稅稅收有7成來自受薪階級。換言之，在截長補短後，受薪階級還是最大群的「苦主」，仍有大批悠游於地下經濟、資本利得免稅的漏網之魚，繼續啃蝕健保的根基，咬大健保的黑洞。

    　結果在朝野連日痛批之後，在政院主導下，二代健保保費計算標準昨日出現180度大轉彎，回歸一代健保的「論口計費」，但在經常性薪資之外，另納入資本利得。先不論新版本是否更公平，但如此的朝令夕改，更證明了主管機關先前倉卒提出二代健保原案，只是為了強渡關山，並非深思熟慮之作。

    　正因為健保改革千頭萬緒，起步更需慎重，如果舊弊未除，新弊叢生，等於走上錯誤的軌道，比不改革還糟。也因為健保改革千頭萬緒，其他部會更不應該抱持著事不關己的態度，否則很難讓人感受到台灣健保已走到馬英九總統所謂「非救不可」的絕境。

    　政府的「大人們」若真有心要救健保，就要有義無反顧的大決心，各部門齊力矯正既有結構弊端，單靠衛生署補丁式的改革，只能茍延殘喘，無法阻止健保走向破產之路。

    　相較於好官我自為之，以個人價值觀為唯一準則的「大人們」，多半對自我要求極高，對社會也有相當貢獻，因此當他們義正辭嚴地批判晚輩「這個不對，那個不行」，一般人也很難質疑他們的動機。例如有德高望重的學者疾呼小學生要戒掉漫畫，否則無法進行「思考性閱讀」，又有聖人院長痛斥大學生打工是賤賣自己的黃金時間，都讓人深刻感受到智者的語重心長。

    　但這兩位「大人」的主張，卻引起不小的反彈，則非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實在是時代的變化太快，快到每個世代都應接不暇。不管是長是幼，都必須發揮更大的耐心與同理心，才能體會時代變遷的優劣。

在充斥三Ｄ震撼經驗的今天，常會有種荒謬的感覺，「人們可以一起尖聲驚叫，卻只能一個人孤獨的老去。」

    　我去看導演楊力洲的紀錄片《被遺忘的時光》時、就有這個感受。當其中一位可愛的老太太分不出手錶和鉛筆，而且以為一百元花掉七元還剩三元時，電影院中卻傳來一陣陣突兀的笑聲，心情開始沉重，難道我是在座唯一逐漸老去的人嗎？但是後來連我也笑起來。

    　一位得了阿茲海默症的老人家，連兒子都不記得了，卻忘不了當年和共產黨鬥爭的經驗，片中介紹他是暗殺毛澤東失敗的退休情治人員，職業習慣似乎還牢牢跟著他，一開始，就很警覺的對錄影鏡頭大發脾氣，認定這是匪諜的陰謀。

    　但是等到他放下心防，卻是個很開朗的人，安養院的女性工作人員不讓他幫忙提東西，他很老派紳士的說，「我雖然老，但我是男人」；對著鏡頭也大方的說，「只有我們兩個人，你愛拍盡量拍吧」！導演要他說些還記得的事，他很睿智的說，我也不知道我還知道什麼事！

    　就像當年逃離共產黨一樣，這位老先生的本性如陽光一樣，短暫的衝破阿茲海默的濃霧，忽然出現一位充滿赤子之心的老人。

    　但多數時候是令人挫折的，失去時間感的阿茲海默患者，常會掉入焦慮、絕望的深淵，負責照護的家屬則是心力交瘁，但最令他們憤怒及心痛的是，怎麼可能就因為腦部的某些變化，深愛的人就這樣不見了。罹患阿茲海默症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日前和夫人黃美芸來到台灣，黃美芸傷感的說，「親眼看著自己心愛的人，慢慢地分崩離析，形體還在，『人』卻已經不見了。」

    　紀錄片中一位先生對著當年全心全意隨他流浪天涯、現在卻以為他是「朋友」的老妻，無奈的形容，「整個大腦好像被擦掉了」。

    　但令人驚訝而且感動的是，《被遺忘的時光》這幾位主角，即使在支離破碎的記憶中，仍然竭力的要維持自我的完整性，老太太連女兒都當成姊姊，但她沒忘記自己一輩子都在照顧人的習慣，看到一位在太陽下曝曬的老人家，她不斷的提醒他會曬傷；另外一位曾當過老師的九十五歲老太太，時時刻刻謹記要維持優雅的儀態。

    　這部紀錄片是「不容青史盡成灰」的現代版本，片中人物不斷的拍照，彷彿這些影像能留住親人的靈魂；我們看到黃美芸女士代表高錕發表演說，談光纖對科學的意義，她擬想高錕會怎麼說，就如柏拉圖以對話錄來留住蘇格拉底的記憶。

    　現代醫學對阿茲海默仍然束手無策，它總是跑得比我們快，但我們至少可以如紀錄片尾、那位陪伴失智症奶奶的孫女所說，「你忘記了沒關係，但我會永遠記得你」。

1962年美國雖然還有45億美元的商品貿易順差，但由於對外投資熱絡，使得國際收支開始出現赤字，美國總統甘迺迪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年會演說時表示：「只要減少援外、提高關稅壁壘、限制對外投資，美國可以在一夜之間恢復國際收支平衡，但這是不明智的。」

    　遺憾的是，甘迺迪這樣的遠見，今天已不復見於美國。近年來對於貿易赤字，美國政府只會一味強迫他國匯率升值，而對於華爾街一手造成的金融海嘯，美國也只會一味指責人民幣匯率低估，然而自己卻永遠不會反省，一再推出量化寬鬆政策，釋出大量美元。美國創造金融海嘯於前，又大量釋出美元於後，這些以鄰為壑的作為，倘甘迺迪在今日的話，也必然會搖頭嘆息。

    　美國於11月初才公布第二輪的量化寬鬆政策（QE2），擬釋出6千億美元，日前聯準會主席柏南克更進一步表示為支撐美國經濟及創造就業，不排除發動第三輪的量化寬鬆政策（QE3），這番談話旋即引來各國質疑，對於美國這種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作為，我國政府官員也在立院嚴詞表示這真是不負責任的作法。

    　我們要指出的是，這種以鄰為壑的作法，美國曾經在1930年代做過一次。面對1929年底股市崩跌、生產停滯、經濟蕭條，美國人天真地認為如果能使美國人都消費本國產品，經濟就可以快速復甦，於是美國國會通過了斯穆特－哈里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將農產品的關稅調升至49％，一般商品調升至38％。惟美國此舉使得保護主義瀰漫全球，美國經濟非但沒有因斯穆特─哈里關稅法案得到振興，反而更加惡化，失業人數由1930年10月的463萬一路升至1933年10月的1,300萬人。

    　斯穆特－哈里關稅法案當初打的如意算盤是，美國這麼做可以提振內需，但卻忽略了當美國調高關稅，損及各國出口利益時，各國豈能坐視不理，豈能不採反制手段？於是1930年代初期各國關稅壁壘高築，美國人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這些自私自利的政策把原僅是美國本土性的經濟衰退，推升至世紀大蕭條。在領教過自私的滋味後，美、英、法、中等23國於1947年在日內瓦召開會議，簽署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致力於消除保護主義，削減關稅，以創造互利的自由貿易環境。這項協定的簽署及日後的八個回合多邊貿易談判，即是記取了1930年代保護主義的教訓，深刻體認了自利心可以形成市場，但過度自私卻將摧毀市場的歷史法則。

    　我們看到美國政府這兩年來因應金融海嘯所採取的手段，也許在作法上不像1930年代所實施斯穆特─哈里關稅法案，但看看這幾波量化寬鬆的政策，那種以鄰為壑的本質，與當年的斯穆特─哈里法案有何差異？當年的關稅法案如何讓保護主義擴散全球而形成大蕭條，美國如今量化寬鬆政策，在投機客炒作下，終將讓熱錢漫天蓋地而來，而陷全球經濟於動盪之中。惟更令人憂心的是，一旦各國採取反制，形成恐慌的預期，全球豈不得再面臨一次泡沫破滅，資產價格崩跌的經濟災難？

    　撫今追昔，甘迺迪真是值得尊敬的政治家。他記取了1930年代的教訓，沒有採取那種「不明智」的作法，但是近年美國政府因應貿易赤字、因應經濟衰退，卻經常採取「不明智」的作法，忽而迫使德、法等國簽署史密松寧協議，要英鎊、馬克、法郎升值，忽而邀日、歐簽署廣場協議，要日圓升值；除此以外，還有特別三○一、關稅法三三七、貿易法二○一、反托拉斯法等利器，令各國聞之色變。台灣這十多年來已多次領教美國這些手段，前方的貿易談判官員感受尤深。美國採取這些手段雖使其短期獲利，但後患無窮，如今變本加利，確如甘迺迪所言，真是不明智！

    　我們認為美國受困於經濟衰退，最近除一再地採取的量化寬鬆政策之外，也不斷以反托拉斯法四處興訟，使得各國企業在面臨經濟下滑之餘，還得疲於應付美國帶來風險，這些全是1930年代斯穆特－哈里法案的翻版。值此台灣正想與美國洽談自由貿易協定（FTA）之際，我國的貿易談判策略必須審慎評估，步步為營，尤其要「明智」一點，切莫為了急於簽署一紙台美FTA，反而讓台灣經濟社會陷入更大的困境。

三十年前的今天，一九八○年十二月八日，約翰藍儂在紐約家中門口被槍殺。六○年代的愛與和平到這一天才真正終結。

    　藍儂之所以是一個超級偶像，並不只是因他是流行音樂史上最偉大樂隊披頭四成員，也不只是因他的悲劇性死亡，而是因為他體現了搖滾樂中堅韌的理想主義，並始終在追尋「愛與和平」這個已經幾乎庸俗至空洞的六○年代口號。

    　披頭四時期的藍儂還沒有很強烈的社會意識。一九六八年，他寫下一首歌叫做《革命》，質疑當時街頭抗爭的暴力以及那些左翼青年的反抗哲學，甚至遭到當年英國左翼雜誌的批評，而他也認真回信給該雜誌，要改變的不只是制度，而是人的心靈。正如他們在前一年最能代表嬉皮哲學的名曲，《你所需要的就是愛》（All You Need is Love）。

    　但也正是這一年之後，藍儂因為結識了小野洋子，開始日益積極地參與政治行動，尤其是反戰。

    　一九六九年，藍儂和小野洋子去阿姆斯特丹蜜月時，在飯店裡舉行了一周「床上靜坐」（Bed-in）行動，「以抗議世界上所有的苦難與暴力」；他們每天接受十小時採訪，暢談和平理念。

    　而在那一年聖誕節前夕，他們在紐約時代廣場、東京、倫敦、巴黎等城市街頭，掛起黑白廣告看版，上面寫著：

    　War Is Over/If You Want it

    　Happy Xmas from Lennon and Yoko

    　（戰爭已經結束/如果你想要的話/藍儂和洋子祝賀聖誕快樂）

今年5月，歐盟及IMF透過7,500億歐元的緊急紓困方案加上ECB購入主權債信危機國家公債，適時地阻止希臘主權債信危機擴散。然而11月起，愛爾蘭的主權債信危機浮上檯面，雖然歐盟及IMF於11月28日同意紓困，但卻無法消除市場對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甚至義大利主權債信的擔憂，主因在投資人擔心，當紓困方案於2012年底到期後，接受紓困的歐元區國家將何去何從？無怪乎近期歐元從11月4日兌美元的1.424，快速貶值8.08％至12月2日的1.3089。

    　事實上，愛爾蘭的主權債信危機再度凸顯歐元區的結構性問題。在共同貨幣之下，區內各國長期維持固定的相對價格，其競爭力差異無法藉由匯率來調整，進而形成持續性的貿易不平衡。為彌補需求不足，競爭力較弱國家的公共或民間部門支出必須超過其所得。超額支出若表現在公共部門，就會過度膨脹其政府債務，形成主權債信危機，這就是希臘的情形。超額支出若需透過銀行過度信貸支應，即易形成金融危機，當瀕臨倒閉的銀行必須依賴政府赤字援助時，主權債信危機亦將浮現，這就是愛爾蘭的情形。

    　解決這種結構性問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讓競爭力較弱的國家脫離歐元區，再藉由其匯率的貶值來改善各國貿易收支的不平衡。但歐元區並未設有退場機制，因此為融通所需，德、法等國早就投入大筆資金借予這些身陷主權債信危機的國家。此時若貿然讓這些國家脫離歐元區，其必然面臨貨幣危機，銀行體系甚至將出現擠兌的問題，進而形成更嚴重的金融危機，透過銀行體系的傳遞，到時反會傷害到其他國家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基此，德、法乃倡議在歐盟的架構下，設立常設性的紓困機制，取代5月通過的緊急紓困方案。

    　然而，紓困機制一旦變成常設，歐元區極易面臨道德風險的威脅。具體地說，若投資人毋需共同負擔紓困成本，將存僥倖心理去購入主權債信危機國家的政府公債，此將間接助長其結構性失衡問題，讓歐元區陷入更大的危機之中。另一方面，市場對債務狀況較差國家舉債成本的要求將低估，間接引誘其財政當局過度舉債追求國內經濟成長。因此，在設立常設紓困機制的同時，實有必要加入債券投資人共同負擔紓困成本，以及限制這些國家過度舉債的條款。

    　自歐洲議會將該議題放到檯面上討論起，主權債信危機不但從希臘延燒到愛爾蘭，後者並被迫提早接受紓困，目前更持續延燒至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甚至比利時。這顯示，歐元區在設立常設紓困機制時，還必須同時考量該如何遏止因此而起的信心危機。對此，似可參考雷曼兄弟倒閉後美國財金當局的作法。

    　當時，美國面臨流動性問題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等二項巨大的挑戰。具體地說，雷曼兄弟倒閉後，市場一度不信任大多數的金融機構，造成其借貸成本大幅攀升，形成信貸擠壓的問題。為解決該問題，聯準會設計各種緊急融資方案，並透過量化寬鬆政策提供市場充分的流動性，讓瀕臨崩解的金融體系得以起死回生。另一方面，市場質疑政府穩定金融體系的決心，也造成當時金融市場的混亂，直到美國政府推出7,000億美元的紓困方案後，市場才得以穩定。

    　目前歐元區也面臨到類似的信心問題，因此提供流動性並消弭不確定性是當局必須考慮的舉措。就此，首先是ECB必須肩負起更大的責任。希臘危機得以有效降溫有相當原因在於ECB適時地推出證券市場計畫（Securities Market Program），短短一個月內即購入400億歐元的公債。雖然11月起隨著愛爾蘭債信危機的升高，ECB再度重啟公債購買，但過去四周購入主權債信危機國家公債累計僅37億歐元，規模明顯不足。為消弭市場疑慮，勢必要擴大購買規模，提供市場更足夠的流動性。

    　其次，紓困方案規模必須要擴大。雖然5月時歐盟推出高達7,500億歐元的緊急紓困方案，但該紓困方案是由歐元區各國共同負擔。而其中希臘、愛爾蘭原先共應負擔194億歐元、西班牙634億歐元、義大利788億歐元，若這些國家也必須接受紓困，該方案實際可以動用的資金將遠不及原先所承諾的7,500億。

    　長期以來，ECB貨幣政策以調控通膨為目標，擴大公債購買將會增加其調控的風險；擴大紓困方案規模，則會讓德國等財政健全國家當局面臨選民的反彈。由於歐元區並非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當局能否及時推出各項同時處理結構性問題及避免信心危機的方案，令人懷疑。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歐債問題將持續是金融市場一股捉摸不定的逆風。

常用電腦搜尋資料的國人，肯定對「維基百科全書（Wikipedia）」毫不陌生。這個二○○一年元月才由威爾斯（Jimmy “Jumbo” Wales）創建的網站，歡迎大眾自動上網撰寫資料，並且聽由世界任何地方的人上網閱讀，或下載引用，不收任何費用。因此上網人數驚人。又因它有二百種文字版本，每天世界各國點閱人數超過五千萬，自然有商人願意在這個網站刊登廣告，維持所需開支。十年來已經確立聲譽，獲得全世界網民的信賴。

    　但是上周在世界各國媒體大出風頭的「維基洩密（Wikileaks）」與「維基百科」不但全無聯繫，且有盜用名義之嫌。台灣報紙把它譯為「維基解密」，是錯誤的。主動才叫解密，被動只能是洩密。Wikileaks只有四年歷史，主持人名叫阿桑格（Julian Paul Assange），是標準的理想主義者，利用瑞典誹謗法（瑞典文稱為Arakrankning）寬鬆，登記為民間團體，尋求保護。但自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上周通緝阿桑格後，報載英國刑警機關（Scotland Yard）已經掌握了他藏匿在英的行蹤。本文刊出時，說不定他已被逮捕，都有可能。

    　據「維基洩密」透露，該組織幕後的工作人員，除美籍最多外，尚有台灣、澳洲、歐洲、與南非等國籍。這些人都滿懷理想、要改造今日世上各種令人不滿的現象。問題在於現實與理想之間，永遠會有差距，人雖可不滿現實，卻不能不去深究造成現實的原因，推究這些現象因何產生，思考如何才能加以改變。務實與夢想的差別，正在於此。

    　上星期，「維基洩密」把從秘密管道獲得的三十九萬一千五百十五份國務院與駐外二百七十個使領館往返電報，選擇其中精華，提供給世界知名的各國媒體。除《紐約時報》外，還有德國的《鏡報》（Der Spiegel）、英國的《導報》（Guardian）、法國的《世界報》（Le Monde）、與西班牙的《國家報》（El Pais）。條件之一，是要這些媒體同時在十一月廿八日見報。

    　台灣各報因時差關係，在十一月卅日同時以頭版頭條地位，處理這條驚人的消息，甚至把它在美國造成的震撼，與「九一一」事件相提並論。我從Wikileaks網站下載了全部文件，從頭到底仔細讀了一遍，所獲印象和「維基洩密」那批人的用意，恰好相反。

    　就外交實務（diplomatic practice）而言，為自己國家謀取最大利益，而將可能損害減到最小程度，理所當然。「外交機密」的意思，是指僅供本國政府主持外交政策者參考的內容。不論是長篇大論的駐在國政情分析報告，或短短數百字的急密電，依法均應加註保密區分；一般從「密」、「機密」、「極機密」、到「絕對機密」。世界各國不分大小，無論強弱，都這樣做。其間無善惡之分，也沒有道德或不道德的區別。

    　但如有人把外交部與駐外館處往返的電報，非法洩露給外人知悉，甚至以不正當手段，偷出來交給大眾媒體公布，無疑超出了法律許可的範圍。在中華民國，不論根據刑法分則第二章外患罪，或第三章妨害國交罪，乃至政府各機關的內部規則，凡應予保密的文件，都不可對外洩漏。像「維基洩密」那種團體或個人的行為，任何國家都不能容忍。

    　讀者不要以為美國崇尚民主開放與言論自由，對此類洩漏國家機密事件，會從寬處理。我敢保證白宮與國務院對「維基洩密」的幕後黑手，一定會嚴懲不貸，美國雖無國家機密保護法，補救之道是在每任新總統上任時，依法發布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代替法律的保密功能，稱之為「國家機密特權（State Secrets Privilege）。歐巴馬總統兩年前就職，依例發布了第13292號行政命令，使保密措施有其法律基礎。所以「維基洩密」那些人業已觸犯美國法律，不是他們想像的可以逍遙法外。

    　外交不是穿著燕尾服或小禮服，整天在雞尾酒會或晚宴上，與駐在國朝野交際敷衍，言不及義。也不是把駐在國當作仇敵，只向本國外交部講駐在國的壞話，翻開該國領導階層的底牌。一位駐外使節，不管本國賦予他的任務怎樣複雜，他最重要的職責仍是如何促使兩國政府與民間，更瞭解對方的實情與意向，促進邦交。

    　作為頭號強權，美國有責任也有必要維持世界安全與秩序，防阻像伊朗、利比亞、或朝鮮那樣的流氓國家發展核武，以及數不清的排難解紛小事。這次曝光的國務院文件，其中固然有不該譏諷外國領袖的片段，基本上不值得大驚小怪，當作美國內部一個小插曲看就夠了。

台灣的礦產等天然資源有限，但歷代住民不乏移墾拓殖的冒險精神，從茶香之島到矽島，先人的實業基因一代又一代傳承，造就物阜民豐的美麗之島。例如我們今天喝的烏龍茶，就必須感謝一位商人李春生；沒有他，我們或許只能喝印度紅茶。

    　生於一八三八年的李春生是福建廈門人，父親是船伕，家境貧困。李春生幼時受洗於基督教長老教會，雖然失學卻因能以英語交談，進入洋行擔任英商買辦，由於他聰穎好學，不到三十歲奉派到台灣，他引入福建安溪的茶種，在淡水推廣勸植，後來外銷紐約大受歡迎，一炮打響「台灣烏龍茶」名號。

    　李春生 打響台灣烏龍茶

    　李春生因此成為北部茶業巨賈，被尊稱為「烏龍茶之父」，他與板橋林家林維源合力推展貿易，打造出千秋、建昌二街（今貴德街）的茶香榮景，並開拓煤礦、樟腦、米糖出口。此後，他倡議修築鐵路、台北城、大稻埕堤防；而且他觀念新潁，率先鼓吹男子剪去髮辮、女性不再纏足，迄今台北貴德街仍有一處「李春生紀念教堂」，標示這位茶業鉅子的宗教貢獻。

    　文史專家莊永明指出，「李春生關心世務樂作慈善，他以自己受儒家影響和身為基督教徒，對『西洋學術主流』提出批判，贏得『台灣第一思想家』的稱號」。

    　吳文秀 頂髮辮參加世博

    　談到台灣茶，吳文秀也是值得紀錄的奇人。一九○○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是二次大戰前人潮最多的世博。當時中國的義和團造成朝廷驚恐，孫文的海外革命還一籌莫展，而台灣已經落入日本人口袋。就在此時，台灣第一位參加世界博覽會的吳文秀，頂著髮辮啟程前往花都巴黎。

    　擔任台北茶商公會會長的吳文秀，當時才二十七歲，據陳柔縉研究，吳文秀「花了三十八天才搭船抵法，待了整整一年，四處發放宣傳單和相片簿推廣台灣茶；最後，台灣的烏龍茶經過審查官評判，與錫蘭茶同受博覽會金牌」。

隨著經濟逐漸步出金融海嘯低谷，中港媒體的經營業績今年均得以大幅增長，特別是傳統媒體如報紙及雜誌等，其廣告收入更呈現V型反彈，被視為新媒體的網路媒體廣告反彈幅度卻遠遠不及，似乎廣告人對網路廣告仍採取保守態度。

    　印刷媒體 廣告主最愛

    　香港上市的中港媒體，在上半年廣告收入表現亮眼、以出版香港銷量最高報紙的東方報業集團為例，至今年9月底的6個月盈利便較去年同期上升5成，收入同期上升約7%。負責《北京青年報》廣告業務的北青媒體，其今年首6個月的廣告收入亦較去年同期上升近1成至2億元人民幣。

    　這些數字反映了傳統媒體仍是廣告客戶的最愛，除了因為印刷媒體有一份刊物可供廣告主「觸得到，看得見」之外，傳統媒體擁有的品牌價值，也直接影響廣告主預算的投放。

    　網路廣告 靠事件加持

    　現在印刷媒體也不再拘泥於舊有的經營模式，特別是近年免費刊物的興起，更讓不少出版商投入，以求跟網路媒體爭奪市場份額。即使走大眾化市場的某報刊，最近也推出時尚周報，每周以精美的書紙印刷，刊載時裝、品牌產品及名人動態的新聞，以吸引著名精品品牌的廣告客戶，並在香港的商業中心區免費派發。周報推出3周以來，成功取得了多個高端品牌的廣告，該公司並預言這份刊物很快會取得盈利。

    　相對於印刷媒體走向免費來吸引更多讀者，中國網路媒體的廣告業務則呈現平穩格局。中國三大門戶網站，新浪，騰訊及搜狐在今年第3季的廣告收入，均只較去年同期取得約不多於3成增長，按季度則只算持平。

    　事實上，網路廣告較易受大型節目及季節性影響，若欠缺重大事件如世界盃及大型運動會的加持，其廣告收入便容易停滯不前。因此網站經營者只能不斷開拓新的廣告模式，如進軍搜索引擎及視頻廣告的市場，以避免過分依賴單一收入來源。

    　手機網路 搶廣告收益

    　隨著蘋果的智慧手機iPhone，及谷歌的Android手機掀起市場狂潮，中港多個傳統及網路媒體都不約而同開發適用於這些手機的應用程式。現在香港除了數份規模較小的報章外，都加入吃蘋果的行列，在中國也有數不清的報章有程式上架。

十一月廿七日的夜晚，台灣從南到北有很多個舞台。五都大選和議員、里長的選舉結果陸續揭曉，舞台上，幾家歡樂幾家愁。

    　就在這一個夜晚，另有有一個舞台。當音樂在這舞台響起，場子上所有人都跌入時光機器：三十年滾石演唱會，四、五、六年級的人想起當年那聽歌的自己，酸甜苦辣的滋味，在熟悉的歌曲裡找到了回憶的著力點。

    　選舉的吶喊，迎向對美好未來的想像──每位候選人都說要許選民一個未來，在那當下，多少人懷抱著憧憬：明天會更好；選民們要學習的是忘掉過去。如果不忘記過去，手上的一票其實很難投得下去。選舉的舞台彷彿夢工廠，在這裡，政治人物與選民相忘江湖。

    　演唱會上的吶喊卻是回頭與自己的過去相遇。一首歌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那是時間的力量，那是眾人故事的力量，那是時代的力量。當舞台上熟悉的歌曲出現，聽歌的人自然而然想起：當年聽這首歌的自己正在做什麼、跟誰手牽手，或者，跟誰背對背。滾石是台灣老牌本土音樂公司，從三十年前（一九八○年）簽下第一位歌手潘越雲後，滾石的歌手、滾石的音樂，陪伴了至少三個世代的人的成長歲月。

    　當年的你買這張唱片、聽那首歌，經三十年歲月的蒸餾，你終於也提煉出種種生命的滋味。這些故事不只是滾石的，更是台灣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每一首情歌裡都有一個時代裡某些人的愛情記憶；每一個歌手，都成了某些人生命的代言人。流行音樂像個魔法師，一首歌一首歌，回憶的確如同德國作家葛拉斯說的「像剝洋蔥」一般，我們一層一層與自己的年少時光相遇。

    　一九八九年，收錄〈夢醒時分〉的陳淑樺專輯《跟你說，聽你說》是台灣第一張銷售量突破百萬的唱片，廿一年來，都會女子的心情依然還有賴這首歌為之解憂，而歌者已淡出演藝圈，十多年未再出現。更有歌者已走出人生，如張國榮、梅豔芳、黃霑、羅文、黃家駒、馬兆駿、…儘管他們的歌聲已成為絕響，但他們的歌卻永遠陪伴世人。當演唱會出現懷念離開人間的巨星這個段落時，現場觀眾陷入了不捨心情，不捨巨星也不捨自己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

    　滾石三十演唱會將每一個人的魔幻時刻呼喚了出來，也因此，舞台上的歌者與舞台下的聽者，彼此相會、互放光亮；聽歌者與自己一路走來的人生也更為親密了些。而這些美好的音樂事實上也在兩岸三地串起了回憶。地理上的距離、政治理念上的差異，在一首歌一首歌的感動裡揮去──這一夜，我們都是音樂合眾國的子民。

    　選舉造勢與演唱會很像，都在收集人氣，激起熱情。然而，選舉的結果影響政治生態、不同政策主張的黨派、候選人有沒有當選，事實上會影響國家社會的發展與走向，比起演唱會似乎更應該擁有宏觀與永恆的可能，但是常常有人說：「選舉是一時的。」卻很少聽見人說「演唱會是一時的。」或許是因為，歌迷會把每個他參加過的演唱會放進生命抽屜裡，永久保存；此後，每當你再次拉開那個抽屜，新的元素又添加了進去，那是時間給你的獎品。政治粉絲也有記憶的抽屜，珍藏的是懷抱理想熱情的那個自己；每當你再次打開抽屜，或許看見的是愈來愈模糊的身影，那是現實給你的提醒。

    　在政治的場子裡，我們有時需要更多一些天真，如此才能夠一次又一次的相挺下去；在演唱會上，我們有時需要多一些世故，如此才能夠理解一首一首歌在我們的生命裡留下了怎樣的印記。在政治的場子裡，我們有時需要更多一些老成持重，如此才能夠讓自己不輕易動心；在演唱會上，我們有時需要更多一些少年輕狂，如此才能夠讓自己放肆傾心。

    　五都選舉之夜和滾石三十演唱會，在同一個夜裡發生；生猛有力、飽滿奔放。台灣，妙不可言。

【2010/12/05 聯合報】

五都大選落幕，台灣即將面臨全新的政治格局，不論對中央或地方政府而言，前頭的路都充滿了嚴酷的挑戰。依據我國現有制度，建構與規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的主要法律有二，一為財政收支劃分法（財劃法）；另一為公共債務法（公債法）。前者規定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支權責與範圍；後者則規定中央與地方的債務額度與管理。為因應五都升格改制的新情勢，財政部已將此二法的修正案送交立法院審議，但由於爭議過大而趕不及在預算編製應有時程之前通過，致使五都已然成立開跑，但其所適用的法律卻仍然受限於舊有的框架，造成過渡時期的扞格與混亂。如今五都選舉結果底定，立法院實應趕緊恢復對此重要二法的審議。

    　大台中市長當選人胡志強日前向中央喊話，呼籲改變決策機制，聲稱五都首長面臨龐大選民的託付與壓力，應該讓五都市長參與中央決策，協助解決基層需求。其實這種地方政府的心聲與要求，早在宋楚瑜當台灣省長的時候就曾經發生過。其後由於「精省」，台灣省政府等同名存實亡，各縣市政府才得以躍上檯面直接與中央接觸，從而產生爭議與衝突的機會也隨之增加。由於中央在心態上一直還是把「直轄市」當成與「省」同級，致使「縣市」政府不但無法與中央直接溝通，也無緣參與行政院院會的決策討論。或許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多的「縣市」極力想要將自己升格為「直轄市」的原因之一，而也無怪乎胡志強市長才剛選上，便率先帶頭嗆聲，砲打中央，要求中央改變決策機制，讓五都市長都有參與決策的機會。

    　誠如胡市長所言，中央雖常說它與地方政府是夥伴或兄弟關係，但地方卻始終「沒有實際感受到」。每次修正財劃法時，中央也都宣示要同時下放錢權給地方，並強化財政努力誘因機制，以解決地方失衡的財政結構問題，但其結果卻總是徒勞無功。迄今為止，每次談到財源分配，地方仍是不斷地抱怨中央「既集權又集錢」，而中央則是一再的責怪地方「既怠惰又依賴」，雙方始終互相叫罵，各護立場，難有共識。其實，中央與地方的適切關係須由政府職掌與功能的定位開始，我國早先由於政治情勢與威權體制的特殊因素，致使地方自治權力受到很大的壓制，幾乎所有國家資源與權力都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上。如今政治環境與生態丕變，中央與地方的夥伴關係，不能只建立在中央的口頭或施捨上，真心切實的落實地方自治與分權乃係重建中央地方合理關係的關鍵所在。

    　依照現行財源分配制度，中央係透過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二者來決定與控制各地方的財政結果。由於直轄市的分配地位相度高於地方縣市，致使許多縣市誤以為只要能升格或合併為直轄市，即可取得更多的財源，進而改善其財政狀況。這種偏差的行為也間接造成這次五都同時改制後，對現有財源分配機制的衝擊。就統籌分配稅款而言，新增直轄市參與直轄市分配後，不但會排擠到原直轄市之獲配金額，其用新方法分配到的稅款亦可能與其原獲配金額有所出入。尤有甚者，若再將改制後新增加的經費負擔考慮進來，改制對新增直轄市的財政改善，不但效果有限甚或未必有利。最後，只好逼使中央政府拿出更多的錢，透過補助款的方式來幫助這些地方。如此作法，表面上似乎得以暫時解決問題，但實質上對地方財政自主性的提升卻毫無助益。

    　所幸在財政部積極推動下，日前行政院已經將財劃法與公債法的修正送到立法院進行審議。我們期待未來朝野政黨在立法院討論時，能以專業理性的態度以及前瞻改革的眼光，為我國未來的中央地方財政關係樹立更穩健的基礎。以下幾點是立委們在審議法案時應把握的原則：

    　其一，不論直轄市或縣市皆應一視同仁。雖然胡市長說五都的人口龐大，所以「與中央的距離也變得更近了」，但是從財源分配公平的角度言，中央與所有地方政府的距離應該是相同的，不宜有直轄市或縣市的分別。對所有地方的財源分配同樣皆以確實的財政需求與收入能力為唯一考量，趁此機會打破長久以來直轄市必定「高於」縣市的迷思。

    　其二，地方參與決策機制可從財源分配的改善開始。依照現行財劃法規定，中央對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擁有極大的權力，雖訂有分配公式，但大都仍由中央政府主導。未來應立法成立一獨立的「分配委員會」，由中央與所有地方政府共同參與，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方式由委員會討論、協商與決定，真正落實中央與地方平起平坐的「夥伴」關係。

    　其三，地方財政自主及紀律的維護與提升同等重要。中央在下放權力與資源給地方時，亦應切實要求地方提升自我責任，中央應每年檢討與公布各地方的財政收支績效，以做為補助與放寬地方舉債上限的參考依據。

    　總之，我們希望五都改制後，不須要有任何一位五都市長以「諸侯」地位自居，出來對中央嗆聲喊話。只要重新建立一套合理適切的財源分配制度，所有的「烏鴉」自然就會消聲匿跡，讓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齊心為民眾的需求與福祉努力打拚。

這二位政治入物都有很強的政治理念，也都曾是呼風喚雨的強勢領導者。兩人有著很「麻吉」的交情，今年卻都度過了一生之中最黯淡的感恩節。更大的不幸是，這個黯淡恐怕才剛開始。

    　陳水扁的龍潭購地案在十一月十一日三審定讞，準備服刑。十三天後，美國前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狄雷（Tom DeLay，共和黨）因為涉及洗錢、意圖洗錢未遂等罪嫌而被陪審團判定有罪，將在耶誕節前由法官宣布刑期。在美國，洗錢罪的刑期最輕是五年，最重是九十九年；意圖洗錢未遂的刑期是二年至廿年。

    　陳水扁最風光的那幾年，狄雷的名字也經常出現在台灣的媒體上。最著名的是二○○四年三月。當時「兩顆子彈」導致總統大選結果無法定案，美國政府也就遲遲沒有賀扁連任，可是狄雷一通電話打到總統府向扁致賀，還說他和美國國會同僚「無條件支持」扁。

    　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鏡頭是二○○一年六月。當時陳水扁過境美國德州休士敦，在狄雷邀請、接待下，獲得最高規格的禮遇。當時狄雷陪著扁赴牛排館大快朵頤，扁穿上馬靴，戴上牛仔帽（都是狄雷致贈），站在桌上讓媒體拍照。狄雷還陪扁觀賞棒球賽，天上的飛機拖著橫幅而過，一幅寫著「歡迎陳總統」，另一幅寫著「謝謝你，湯姆.狄雷」。

    　投桃報李，狄雷訪問台灣時，扁親自陪同參觀故宮博物院，享受「超元首級」的待遇，因為據報導，蔣經國、李登輝都不曾如此禮遇外賓。狄雷對這些念念不忘，多次提及他的台灣經驗，包括「台灣的豬肝湯真好喝」。

    　兩人相互加持，待吳淑珍女士訪問華府時，在狄雷積極奔走下，扁嫂獲得美國民主基金會頒予「民主服務獎章」。

    　狄雷擔任共和黨黨鞭及領袖總計長達十年，作風強悍，因而有「槌子」的稱號。某屆國會，他支持的議案有三百零三個，最後通過的竟達三百個，其威力可見一斑。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胃口愈來愈大，希望出資培養更多班底，洗錢之事即由此而來。二○○五年下半年，東窗事發，他被迫下台。

    　幾乎在同時，扁的弊案也開始陸續浮現，兩人的命運繼續走在一塊兒。二○○六年底，美國《時代》雜誌選出年度全球十大醜聞。扁與狄雷各占一席，真有「同甘共苦」的滋味。

    　狄雷的罪過有多大？他主要罪名是把企業界的捐款移轉給候選人使用，因為德州法律規定，企業界捐款不得資助競選活動。他涉及的金額多大？美金十九萬元，約合新台幣六百萬元。與扁案相比，連個零頭都搆不上，可是德州有一家報紙用了「這麼大的金額」一詞，因為在美國政壇，這已是不得了的弊案金額。

    　狄雷聲稱自己無罪，因為錢的終點都是其他候選人，沒有一毛進入狄雷的口袋。令人想起扁的家人所說，「民進黨裡，誰沒拿過我爸爸的錢？」可是德州的檢調及陪審團認為，狄雷把錢轉了幾次，顯然是知法犯法。這也正是德州媒體一再稱狄雷「濫權」的原因。

；被稱為二十世紀最大洩密事件的「五角大廈密件風波」，就在席漢回華府三個月後爆發。

    　艾斯柏格今年已七十九歲，席漢七十四歲，一九七一年當他們一頁一頁偷印越戰密件時，一個叫艾山吉的嬰兒剛在地球另一端的澳洲昆士蘭出生；三十九年後的今天，艾斯柏格讚美已是「維基解密」網站創辦人的艾山吉：「他是我的新英雄」，上個世紀的最大洩密者向本世紀的最大洩密者致敬。

    　艾斯柏格當年洩密後，被尼克森政府一路「追殺」，日後犯下水門醜聞的那批白宮幕僚，曾經密謀對艾斯柏格進行暗殺與下毒，並且闖進他心理醫師的診所，企圖偷竊並公布他的病歷醜化他，後來又以《間諜法》的罪名起訴他，但法院最後以白宮非法取證等理由，撤銷對艾斯柏格的所有控訴。

    　艾山吉因為是澳洲人，而且行蹤不定，自從今年先後兩次公布美軍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密件後，更不再踏入美國境內，美國政府雖然已逮捕了自稱下載密件給艾山吉的美軍下士曼寧，但艾山吉至今仍逍遙法外。瑞典政府雖以涉嫌強暴的罪名通緝他，艾山吉卻仍在日前公布了二十五萬件外交機密電文，讓美國政府恨之入骨。

    　但讓歐巴馬政府更頭痛的是，當年尼克森政府曾向法院申請禁制令，一度禁止《紐約時報》刊登越戰密件，但自從最高法院在〈紐約時報訴美國案〉中，判決禁制令違憲後，歷任政府對媒體洩露國家機密卻幾乎一籌莫展。

    　況且，當年報導越戰密件的媒體祇限於美國本土媒體，但報導「維基解密」密件的媒體卻遍布世界各地，英國《衛報》、法國《世界報》、德國《明鏡周刊》、西班牙《國家報》以及《紐約時報》，不但同步作業，也互通有無，讓美國政府防不勝防，更何況即使禁止了報紙，也管控不了「維基解密」網站無遠弗屆的傳播。

    　但即使政府無法管制，刊登「維基解密」密件的所有媒體，卻都在事前經過非常嚴謹的自我審查。以《紐時》為例，當年為了刊登越戰密件，《紐時》曾經花了三個月時間從七千頁的文件中尋找新聞，這次為了報導國務院二十五萬件電文，《紐時》不但投入更多人力，同時還主動與官方磋商敏感內容，最後決定挑選一百件電文作延伸系列報導，同時更由總編輯帶頭上網，每天與讀者即時溝通，詳細說明《紐時》刊登密件的各項決策考慮。

    　其實，「維基解密」因為《紐時》曾對艾山吉與曼寧多次負面報導，這次並未把《紐時》列為合作對象，《紐時》的密件是由《衛報》主動提供，刊登密件的歐美媒體後來也在《紐時》的主導下，同意刪除部分敏感內容，《紐時》總編輯凱勒對這項決定的解釋是：「新聞自由除了報導自由外，也包括不報導的自由」。

    　但有人卻質疑，五角大廈文件雖被列為最高機密，其實內容多半屬於過去的機密，而且也是分析多於事實描述；但二十五萬件的外交電文，內容卻多數屬於正在進行中的機密，而且又都是第一手的事實紀錄與描述，媒體何以完全不顧政府的外交處境，仍然執意洩密？

    　對這項質疑，西班牙《國家報》總編輯莫瑞洛的回答是：「報紙有很多義務，但保護政府與有權力的人免於尷尬或受到羞辱，卻並非報紙的義務」，這句話與曾任《美聯社》總編輯的華特米爾斯在二十多年前說過的那句名言：「政府官員的工作是保護機密，我們的工作卻是挖掘機密」，遙相呼應，也清楚界定了媒體與政府的角色分際。

尚書周書泰誓上：「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兇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其中「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用來解讀此次五都選舉結果，應該非常貼切。此次五都選舉，在市長席位方面，執政黨雖然贏了三席，但在整體選票上卻輸了40萬票，這樣的結果究竟是贏還是輸，倒也相當撲朔迷離。

    　若從執政黨兩年多來的執政成績單來看，例如：今年第三季經濟成長率高達9.8％，全年經濟成長率將達9.98％，創21年來新高；失業率從2009年9月的6.04％高峰，降至今年10月的4.92％；民間投資大幅成長69.7％，截至10月底為止，金額達8,732億元；景氣對策訊號指標已經連續11個月呈現紅燈或黃紅燈，顯示景氣十分熱絡…。若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概念來看，執政黨似乎躺著選都能大獲全勝。

    　惟選前許多民調卻傳達不同的訊息，不但不看好執政黨在台北市及新北市的市長選情，甚至還有預測五都全輸的民調結果；若非投票前夕的「一顆子彈」激起深藍甚至泛藍選民的投票熱情，將投票率暴衝至七成以上，且在深藍大本營雙和、新店等地大勝在野黨，這次執政黨恐怕會輸得很難看。由此可見，搞好經濟只是勝選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經濟沒搞好，就不必妄想選舉會贏；但搞好經濟，也不保證選舉就一定贏。

    　選民的情緒和感覺左右投票的結果，平時的努力耕耘固然是重要而且必要，但如何讓民眾有被關照、被疼惜的感覺，在選戰時往往成為勝負的關鍵。一堆看似光輝燦爛的數字指標，若不能帶給選民幸福的感覺，就不容易得到選民的認同。甚至比較兩黨候選人的政見，在野黨相對在論述上不夠具體，但在選戰過程中卻能抓住選民的感覺，以致在民調上無分軒輊。

    　長久以來，國民黨就一直難以越過濁水溪，其中固然有族群、政治等歷史包袱的因素，但經濟發展的失衡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經濟因素雖然不是選舉勝選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台北市長久以來一直是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最高的地區，以2009年數據觀之，高達387,053元，相較於此次五都選舉縣市中，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最低的台南縣（僅213,605元），約為後者的1.8倍；即使南部首善的高雄市，其2009年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也只有291,891元，約為台北市的75％。甚至與台北市一水之隔的台北縣（新北市），其2009年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也只有265,141元，僅為台北市七成不到。城鄉差距如此明顯，難怪執政黨若不是在深藍票倉的雙和及新店大勝將近14萬票，新北市市長就會淪陷到在野黨手中。

    　此次五都選舉顯示，城鄉發展差距、所得分配差距等都是導致「鐵達尼號」沈沒的冰山，平時看似只有區區一角之微小，底下卻是巨大無比的危機所在。雖然我們也知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然而，即使前朝再怎麼不做為或有任何錯誤作為，其所導致之任何不利現況，都是執政當局所必須概括承受的宿命。因此，減少城鄉發展差距與改善所得分配差距，應是執政當局2012年政權保衛戰最重要的課題。行政院「改善所得分配專案小組」可說是任重而道遠。

    　另外，由於美國及歐洲、日本等先進但經濟復甦遲緩國家，持續以寬鬆貨幣政策（例如美國的QE2），做為刺激景氣的保命仙丹，明年全球通貨膨脹的情勢可能相當嚴峻，執政當局自宜預先規劃、妥善因應。對於一般民眾而言，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等民生物資價格，與其生活息息相關，自然也與接踵而至的2012年選舉行情休戚與共，「載舟覆舟，可畏惟民」。中央銀行要在經濟成長與物價穩定之間作適當的取捨，也是一個重大艱鉅的任務。

    　前述通貨膨脹壓力，也將成為資產泡沫化的源頭。邇來因為都市更新的政策利多，已經出現老舊公寓價格直逼豪宅行情的不合理現象，若不妥為因應，不動產價格泡沫化勢將成為2012年選戰的另一個重大影響因素。台北市長郝龍斌曲高和寡的「小帝寶」社會國宅，若能「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雖然會讓國庫少掉可觀收入，雖然也會使帝寶豪宅周圍的少數富豪們跳腳，但也有可能讓執政當局增加弱勢族群可觀的選票，因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內政部、財政部等相關部會似可慎重衡酌。

    　簡言之，打完五都選戰後，兩大政黨勢將為2012年大選未雨綢繆。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民眾的感覺卻是情緒化的，執政當局沒做到的都成為民怨，已經做好的未必能感覺到，選舉結果正是這種「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反映，執政黨要想真正掌握執政優勢，自宜做好前述各項準備，才能福國利民、利己利人。

台灣人對奈及利亞的印象，一般都很模糊；或者只記得這個國籍的人，曾因詐騙在台被捕入獄。很少人瞭解它是非洲第一大國，歷史比中國還悠久。更沒有人知道，奈及利亞近年的經濟發展速度，高居世界第三位，僅次於中國大陸和印度。

    　依照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統計：二○○八年奈及利亞的經濟成長率是百分之九；去年也有百分之六點九；今年預估仍將達到百分之七點四。今日非洲絕大多數國家，都難逃民窮財盡的命運，何以奈及利亞會有這麼高的成長率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石油。奈及利亞位於西非的腰部，面臨幾內亞灣（Bay of Guinea），它領海海底蘊藏的油量，隨探測技術的進步，不斷往上修正。五年前估計尚有二百五十億桶原油蘊藏在近海地下，如今已修正為四百億桶，可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操縱全球油價的「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簡稱OPEC）」只有十一個會員國，最後一名就是奈及利亞。奈國面積約九十二萬平方公里，在世界排名第三十二位。人口超過一億五千八百萬，則高居世界第八。可是國土一大部分是沙漠，空曠無人。全國平均下來，每平方公里只有一百七十人。

    　奈及利亞有兩大問題：一是南北不和。一九六七至七○年間，奈國Biafra省企圖獨立，一名營長歐祖古中校（Emeka Ojukwu）自任總統，戰事拖延兩年半，平民死傷超過百萬，終被敉平。二是政治腐敗，貪汙橫行，人民生活無法改善。經濟成長率雖高，實則出口貿易中，石油佔百分之九十五。政府經常費預算，也有百分之八十依賴石油收入。

    　南北不和，主要是種族與宗教不同。奈國有二百四十幾個種族（五萬左右的華人，也算一族），共操五百二十一種不同語言。大體而言，北部以豪薩（Hausa）與傅拉尼（Fulani）兩族為主，都信奉伊斯蘭，佔全國人口的五○.四％。在回教派別裡，穿白色長袍的奈及利亞人，以遜尼（Sunnis）派為多。

    　奈及利亞南部的人種，則又分為兩大塊，西南部主要是雅魯巴（Yaruba）族，東南則為伊波（Ibo）族。南部人受西方傳教士影響，信奉基督教者有十五％，天主教有十三.七％，其餘十九.五％屬於基督教其它教派。總加起來有四八.三％，仍比回教徒略少。

    　就政治制度而言，奈國應歸入聯邦制，所以定名為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有點效法美國之意。但其它各方面，和美國都天差地遠，倒與非洲另一個無可救藥的賴比瑞亞，可稱為難兄難弟。

    　奈國各級政府，從上到下，無人不貪；只要肯花錢，任何事情都可以擺平。奈國札利亞省（Zaria）的阿赫馬．貝羅大學（Ahmad Bello University），與奈國民意調查所（Nigeria Survey）做過一次奈國貪汙調查；結論列出一份貪汙排行榜。最貪汙的是警察機關，依次為各政黨、國家議會與各省議會、縣市政府、中央與各省政府、最後才是街上站崗的小警察。

中國政府近日明顯加強了「穩定物價」行動之力度，不但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再度調高存款準備率0.5個百分點，甚至國務院發布了穩定物價「16條」措施。後者要求相關部門或各級政府加強物價監管、穩定農副產品供應、增加能源生產、擴大補貼低收入者生活等。跡象顯示，物價上漲現象確已影響到大陸的國計民生，相關問題糾纏住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難以在短期內解決。從更寬廣角度看，我們認為大陸這一波物價上漲，勢將影響到兩岸經貿活動，因此建議我政府及工商界應提早加以因應。

    　當前大陸物價上漲問題最令人關切之處，在於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上漲率有「連月跨越3％紅線」的趨勢。例如9月上漲了3.6％，10月上漲了4.4％。而11月份的數據，在中國政府的強力調控下，有可能從高峰稍微回落，但仍難望回到3％的水平。這種「持續大漲」的現象，係出自多項結構性、長期性的因素。例如貨幣供給額連續多年高速增長，M2年增率經年累月高掛20％以上，因而導致社會流動性過度膨脹，其衝擊物價安定的效應當然要遞延到較長的期間。

    　其次，農副產品價格的高漲，則與大陸當局現階段加強「三農」經濟發展的政策息息相關。也就是說，為了發展「三農」經濟，各級政府對農副產品的漲價，有了一些「縱容」心態，由此也給予投機分子更大的炒作空間。另外，今年以來大陸各地的工資上漲現象中，暗藏著「地方政府刻意拉抬」、「各地攀比工資水平」等非理性因素，使工資水平的提升出現一些「脫序」的傾向，這也會造成物價的額外上漲。至於房價居高不下的「剛硬性」，則顯著加重了老百姓的「物價上漲預期心理」。

    　無論如何，在這些結構性或長期性因素的衝擊下，大陸的CPI年上漲率實很難在短期內回到3％的水平。由此來看兩岸，也可以說，在未來的一段期間內，兩岸經貿將持續在「大陸高物價」的環境中運行。究竟大陸物價上漲率的偏高，會對兩岸經貿發生哪些影響呢？舉其犖犖大者包括：

    　第一，改變兩岸貨幣匯率對價關係。大陸物價上漲表示「人民幣對內貶值」，此情勢若持續下去，將使人民幣對外匯率的升值動能也大打折扣，也許不久之後，人民幣的升勢會因物價因素而暫時中止，甚至回貶。屆時台灣新台幣的升勢若未改變，甚至因熱錢進來之因素而升值更多，則其對人民幣匯率的對價將出現「不正常的高估」，恐將減低大陸企業對台採購、對台投資的誘因，進而衝擊兩岸經貿合作各項計劃的實行。

    　第二，改變台灣輸銷大陸商品的內容。在大陸物價持續上漲情況下，當地普羅大眾對進口消費品的需求將受挫，因而台灣輸銷大陸的消費商品，將逐漸集中到「高價」與「高端」的類項，以爭取當地較有「物價承受能力」的中高階消費者。至於輸銷大陸的生產用途商品，也將集中到「高效」、「高技術」、「自動化」等類項，因大陸廠家更要計較生產效率的提升，以對抗生產成本的激漲。

    　第三，改變台商大陸投資布局。大陸物價的高漲，使擁有「價格落差優勢」的中西部，乃至沿海地區的「遠郊」，成為台商投資的熱門地區。近年沿海台商的「內移」，本來只是分流性的，或是投石問路性的，但如今在當地物價持續上漲的情況下，台商內移行動很快就會擴大，甚至會使某些內陸經濟重鎮吸收到台商投資的主流。

    　面對這樣的形勢，我政府當局與工商界都要有積極的因應作為。政府方面，如應責成中央銀行加強金融調控，以防止大陸物價上漲之火延燒到台灣；另為因應大陸台商擴大內移，應迅速到大陸內陸設立台商輔導服務體系。工商界方面，因應之道主要在於「大力提升商品層次與品級」，俾對大陸市場輸銷高附加價值的商品，以擺脫「價格戰爭」的威脅。在大陸物價高漲情況下，台商越來越沒有條件加入當地的降價競賽，提升品質將是唯一的出路。

金正日想吃糖了！他每次討糖吃，選的時機都很精準，總是在大人拉扯爭奪名貴瓷器，雙手騰不出空的緊要當口，從壁櫥中冒出頭來尖聲大叫，再不給我糖，我就要鬧了，你們失手摔破瓷器可別怪我。

    　這次金正日要吃的糖，大致有這麼三塊。第一塊，我兒子繼位這件事，你們最好趕快公開接受並承認。第二塊，我不是中國的附庸國，我和中國的實質關係是生命共同體，我要鬧起來，中國也吃不消，大家最好認清這點。第三塊，我要的玩具，趕快送過來。

    　誰罵我 我就打南韓

    　金正日看到的名貴瓷器，自然就是東海的制海權；正在拉扯這名貴瓷器的兩個大人，自然就是中國及美國。如同既往，金正日認定，打亂東海的最有效、也是唯一的招數就是騷擾南韓。

    　最近流傳的一個經典笑話，很傳神的點出了朝鮮的這種「一招鮮，吃遍天」策略：美國總統說，誰不聽我的我就打誰；英國首相說，美國打誰我就打誰；日本首相說，誰打我我就叫美國打誰；中國領導人說，誰打我我就罵誰；金正日說，誰罵我神經病我就打南韓。

    　但，這一次金正日騷擾南韓的結果可能不但吃不到糖，反而將促成中美在朝鮮半島問題上達成共識，利用這個舉世關注的重大議題，中美雙方都有面子的形成大和解。

    　中國及美國其實眼下都需要喘息空間。美國一腳剛拔出伊拉克，一腳還深陷阿富汗，手上戴著伊朗手銬，國內經濟翻騰；中國則自身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社會民怨此起彼伏。同時中美雙方都面臨2012年領導人換屆壓力，美國是選票壓力，中國則是黨內權力換代鬥爭壓力。

    　中美兩國將各司其職

    　在未來兩年內，中美兩方誰都負擔不起東海局勢引爆的後果。雖說中國崛起後，對美國傳統的亞洲霸權形成挑戰，但是在幾次交鋒後，雙方應該已經達到共識：東海的新平衡只能演化，不能突變。在這默契之下，雙方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把朝鮮這個「突變因素」轉化為「演化因素」。

    　朝鮮問題，接下來的中美分工模式可能是由美國出任「父職」，中國出任「母職」；美國對朝鮮拉弓但不射箭，中國則在美國打造的「壓力形勢」下對朝鮮軟硬兼施。硬的，就是制止朝鮮的進一步核武發展；軟的，就是在中國的條件下進行經濟改革。

　台灣社會在藍綠長期對立下，瀰漫著「你死我活」的零和氣氛、似是而非的價值觀，以及扒糞嗜血心態。因此，曾有學者批評台灣「理盲濫情」。我們無意一竿子打翻全船人，但台灣人的感性與理性經常分處天平兩端，難以求取平衡，卻是不爭的事實。最近輿論譁然的楊淑君亞運失金事件，以及台大人文大樓興建風波，就是感性未兼顧理性的兩個顯例。

    　因楊淑君失金而掀起的反韓潮，本該在當事人疾呼「真的不是韓國人的錯」之後暫告平息，但民間反韓情緒不僅很kuso地牽連到地瓜（台語音似韓籍）與巧克力（含果仁，音似韓國人），甚至連兩韓駁火危及東亞和平的國際大事，也可被解釋為北韓在幫台灣出氣。

    　楊淑君事件不僅凸顯跆拳競賽的公平性有待提升，也再次將台日韓微妙的歷史情結掀出檯面。中日關係近來因釣魚台撞船事件而陷入僵局，向來捍衛釣魚台主權的台灣固然不宜偏袒中國，卻也未見激烈反日，不能說沒有殖民情懷在作用。反觀此次楊淑君失金事件，真相尚待釐清，至少協助台灣奪金的教練團裡也有韓國人，但反韓論述仍凝集可觀力量，不能說沒有恩怨情仇在作祟。

    　年長的台灣人喜歡日本、討厭韓國，是非常真切的感情；尤其當年台韓斷交，韓方絕決的表現令不少國人心寒。首富郭台銘說鴻海最大的敵人在東北亞，也是非常真切的判斷；因為台灣代工客戶以美歐為大宗，主要對手非日即韓。但在此同時，台灣年輕人的真切感受又是什麼？唯恐SJ子團KRY在台演出受波及，追星族自組防衛隊；兩韓開打，粉絲擔心的竟是偶像要披槍上戰場。

    　反韓的長輩自可批評挺韓的晚輩不知「國仇家恨」，對於媒體而言，反韓也比挺韓容易操作，但這種「獵巫」行為，除了便於集體洩憤，無助於問題解決。除非台灣不再發展跆拳道，否則仍要面對「自由心證多過科學判別」的比賽環境。儘管忠言逆耳，我們還是要說，討公道並非爭一時而是爭千秋。我方正可透過楊淑君事件，向國際組織據理力爭，設法改變韓國壟斷賽事規則的現實，並防止跆拳道從奧運正式項目除名，如此才是真的為楊淑君彰顯正義。

    　在台大人文大樓興建風波中，反對者所持三大理由是摧毀集體記憶、破壞校門意象，以及舊美新醜，加上台大人反台大人的爆點，遂被包裝成疑似財團操弄的反商角度大肆炒作，並判定台大校方「失格」。

    　就事論事，反對者的三大訴求，用情或許真切但未必合理。先說摧毀集體記憶，在台大漫漫的校園改造歷程中，從已落成的博理館、明達館、積學館、萬才館、霖澤館，到興建中的諸大樓，大多是拆舊建新，未聞有摧毀集體記憶的強烈反彈，唯獨人文大樓確定在臨近校門的洞洞館原址興建後，罵聲裡應外合而來，成為代罪羔羊。何以致此？這就牽涉到破壞校門意象的指控。

    　集體記憶與校門意象都是極抽象的概念，問題是要保留誰的集體記憶，要維持何等校門意象。以民國80年政大校門改建為例，此前畢業校友的集體記憶是質樸的校門，此後入學校友的集體記憶是華麗的校門，華麗的校門意象就必然比質樸的校門意象沒水準嗎？

    　但反對者就是假設人文大樓取代洞洞館所呈現的台大校門意象沒水準。洞洞館是戰後經濟起飛期的建物，如果是坐落在台北街道的任一角落，極可能被視為亟需都更的目標，偏偏它位於台大校門口，象徵傳統，因此受到特別垂青。如今隨著洞洞館拆除，反對者又扣上「高樓有礙校門意象」的大帽子。

    　台大校門是市定古蹟，卻也是日據帝大的遺跡，如此的校門意象揉合了殖民與傳承的複雜情愫，實不該再背負阻礙大學前進的「重擔」。況且，就廣義的校門意象而言，94年改建成10層樓高的真理堂（曾被譽為都更典範），早已改變從台大校園望向新生南路的天際線，近來列為「台北好好看」的水源市場彩繪拉皮也改變了鄰近羅斯福路的風景，可見並沒有亙古不變的景觀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