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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過後,全球經濟並沒有平靜下來,反而受困於種種治理對策的後遺症及天災人禍,接連爆發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貨幣競貶危機、資產泡沫危機,甚而糧食危機、產業斷鏈危機,及現今的二次衰退危機,以至未來的失落十年危機。

當大小危機四起、新舊危機紛呈、長短期危機並存,即時因應危機已不足夠,更要能做好準備,甚而能防微杜漸。今天在台開講的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戴蒙德(Peter A. Diamond),就將闡述避免危機之道。

目前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的戴蒙德教授,學術成就一如其名,耀眼如鑽;去年他與摩坦森(Dale Mortesen)及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共同以應用於勞動市場的搜尋市場理論「DMP」模型,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但早在四十五年前,他即建立了著名的「世代交疊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OLG),分析不同世代的經濟行為差異對總體經濟運行的影響,一舉奠定他在總體經濟學界的地位,並在社會保險、公共財政、所得分配等其他領域亦著述甚豐。戴蒙德還有著深廣的人脈,當今歐美兩大中央銀行──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基,一是其學生,一是其學弟,亦令他在經濟政策界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這位經濟學界大師中的大師,今天將在聯合報系經濟日報舉辦的大師論壇中發表專題演講,主題即是當前各方最關切的話題──如何避免全球再次爆發經濟危機,並將與中央研究院院士管中閔、經建會主委劉憶如等對談;時值國內景氣陷入成長低潮,財經部會正傾力制定各方翹首以待的振興經濟對策之際,馬英九總統也將親臨致詞,並向大師請益歐美經濟情勢及治理當前經濟痼疾之道。

此時此刻的台灣,確實需要多元的國際觀點,找到自己應對危機、防備危機、避免危機之道,因為這一連串危機的源頭,正是來自於國際。自從始於美國次級房貸危機的金融海嘯爆發後,這三年多來世界各國莫不忙於因應危機,台灣亦不例外,但國際性危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國經濟政策方寸大亂,卻又莫衷一是,處理舊危機未果,反又觸發新的危機,當今情勢之惡,似更甚於金融海嘯狂襲之際;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拉加德更直言,全球面臨「高失業低成長」的「失落十年」風險。

歐債風暴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應金融海嘯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製造了財政泡沫,財政泡沫帶來債務危機,債務危機又導致銀行債權不保的流動性危機及歐元區面臨崩解的貨幣危機;如今要消滅財政泡沫,國家財政必須大幅緊縮,反使需求已弱的經濟情勢雪上加霜;經濟成長既無以為繼,景氣復甦再次陷落,二次衰退危機隱然成形。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美國,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正需要國家資源的救贖,但瀕臨上限的國債負擔卻亮起了紅燈,使財政政策陷入兩難。歐美經濟困局的發展及對策不僅影響全球經濟情勢,也牽動未來國際經濟政策走向,自是受到各國高度關注,台灣更因經濟的高外向性而更須積極掌握。因此,戴蒙德教授此時來台分享其研究心得,提供國人第一手的國際觀點,自是別具意義。

然而,諾貝爾經濟大師受限於各國經濟的特殊性,其觀察與觀點雖可引領國內財經菁英做更廣、更深的思考,卻無法提供適用於台灣當前經濟問題的解方;尤其,台灣目前的通貨膨脹壓力相對較小,失業率加計物價上漲率的痛苦指數在四小龍最低,國家債務負荷雖重,但未達失控之境,在總體環境相對穩健下,政府可運用的政策工具較多、施為空間也較大,而台灣經濟最大的危機更是在長期成長動能不足而非短期景氣波動。因此,這個解方還是要我們自己花功夫、用心思去想、去找,而且必須想對問題、找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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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供應場「史巴柏(Sparboe)」公司涉嫌虐雞的影像被美國動物保護團體以秘密拍攝的方式揭發後,美國速食業龍頭麥當勞宣布斷絕與「史巴柏(Sparboe)」公司的合作關係,停止該公司供應雞蛋。

根據媒體報導,美國動物保護團體所發表的「悲憫動物」(Mercy for Animals)影片中,養雞場輸送帶上的小雞被員工冷血的對待,不健康的小母雞和小公雞都會被丟入攪碎機裡處理掉。通過篩選的小母雞被活生生的塞進雞籠中,並用雷射快速熔燒雞喙,以免傷害同伴。有些員工還用繩子綁住雞脖子狂甩,甚至將雞隻塞入制服口袋。

虐雞行為在美國不只合法還很常見,因為美國多數州對於飼養牲畜有豁免條例。這次影片曝光後,業者雖不會因此遭到法院起訴,但虐雞行徑卻讓人難以接受,虐雞的員工也遭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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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中選會18日正式控告現任眾議員的前總統艾若育選舉舞弊,馬尼拉地方法院隨即發出拘票,警方目前派員在艾若育的病房門口戒護,移動無安全疑慮時將把艾若育送往看守所。

艾若育是菲律賓第二位面對審判的卸任總統,前一位是她的老長官艾斯特瑞達,因貪腐被判無期徒刑,後來卻獲得她特赦。艾若育被指控的作票行為發生於2007年參院期中選舉期間,當時菲南馬京達瑙省12名親艾若育的候選人全部當選,遭質疑竄改選舉結果。法院在發現若干事證後決定發出拘票。艾若育若罪名確立,最重可處40年徒刑。

曾是柯林頓同窗

艾若育從政24年,曾以破紀錄高票當選參議員,又以高支持率入主總統府,任內菲國經濟表現不俗,卻因接連被控貪腐與選舉舞弊聲望日降,終至聲名狼藉。

艾若育是前總統馬嘉柏皋的女兒,有三個子女。曾就讀美國喬治城大學,並與後來的美國總統柯林頓同窗,之後她繼續深造,最終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原本從事教職,1987年應總統艾奎諾夫人之邀出任貿工部次長,政治生涯就此展開。

個頭小卻很強悍

置身官場後艾若育萌生更上層樓的野心。5年後她善用選民對她父親的懷念,以破紀錄高票當選參議員,任內擴展人脈並於1998年當選副總統,3年後總統艾斯特瑞達涉貪引發軒然大波,艾若育乘機帶頭反對總統,再加上前總統艾奎諾夫人發動人民力量革命,最後總統下台,艾若育在眾望所歸之下繼任。

艾若育個頭嬌小,身高不到152公分,但個性強悍,任內大力推動開徵菸酒稅,彌補長期的預算赤字。然而她隨即面臨貪汙指控,2003年軍方更發動政變,然未成功。

艾若育曾保證不競選連任,卻於2004年食言參選,雖勝選卻因被指作票而引發強烈爭議,爭議遲遲未消,2年後軍方二度發動政變,她又安然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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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主計處新公布,今(2011)年8月經常性薪資較去年同月增加1.75%,年增率已連續22個月呈現正成長。經濟指標通常會說話,在日常生活所發生的經濟活動中,努力陳述著有關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動向,只是你聽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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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經濟研究院10月中發布最新2011年第四季臺灣經濟預測,將2011年全年經濟成長率下修至4.58%。10月24日,行政院主計處公布8月平均薪資為新臺幣42,266元,其中經常性薪資較去(2010)年同月增加1.75%,年增率已連續二十二個月呈現正成長;9月失業率為4.28%, 也較上月下降0.17個百分點。10月26日,中央大學臺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發布10月消費者信心指數(CCI)為84.04點,已連續兩個月來下降,更是近七個月以來新低。10月27日,經建會則剛公布9月景氣燈號為黃藍燈,揭示景氣呈現持續趨緩。

每日, 可能有不同的經濟指標由政府部門或民間單位新發布或更新,但這些數字的公布,甚至透過媒體大幅的報導,彷彿跑馬燈從眼前閃過,大多數的民眾可能只是單方接收訊息,對於這一連串數字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恐怕沒有太大的實質感受,因此也沒能進一步思考或解讀指標得以延伸應用的空間。很多時候是因為對於經濟常識的匱乏,使得民眾「無感經濟」。

 

經濟指標可否預知經濟問題?

英國經濟學大師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曾說過,經濟學是「日常生活中對人的研究」。每個人都可能是參與經濟活動的一份子,也會受到經濟波動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微觀經濟如研究消費者、企業之生產與交易等行為,宏觀經濟則如研究總體經濟消長、國民所得、物價水準等現象。而圍繞經濟活動所分析產出的各種經濟指標,與個體的日常生活、企業的經營活動、國家及區域性總體發展,甚至全球趨勢動向,息息相關。

 

讓我們從全球觀點來看,2008年爆發嚴重的金融海嘯,直接重挫各國經濟,而邇來受歐美債信風暴波及,使得去(2010)年稍有起色的經濟成長,現在看來似乎又蒙上了一層未知數。再回到臺灣自己的經濟問題來看,兩岸開放簽署ECFA後對於產業的影響、政府積極打房的政策,及近來股市波動造成投資人疑慮等,其實均牽動著國內經濟成長的動能。然而,經濟事件看似突然引發,卻可能早已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於是有人在問,這些可能影響經濟情況的重大問題或事件,能否事先有脈絡可循,比別人早一步洞燭機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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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肯錫顧問公司曾預測,新興市場經濟成長,將帶動全球更多家庭年收入超過5,000美元,而這正是民眾有能力消費各種非必需品的起始點;未來十年內,將有近10億消費者進入優質平價(good enough & affordable)消費市場。因此,世界知名企業如聯合利華、雀巢、優衣庫等莫不卯力發展此類產品,進攻此一龐大市場。依國外專業機構預測,未來五年全球優質平價市場的消費金額將從4兆美元上升到9兆美元,值得亟思轉型的台灣產業積極把握。

依據美國密西根大學普哈拉(C. K. Prahalad)教授的研究,當前金字塔底層市場相當於全球人口的80%,其中約超過30億人口想要改善生活品質;若獲得開發,則全球市場不但從「上尖下廣」的金字塔型,轉變為「中段獨大」的鑽石型模式,其所蘊藏的商機與新興消費者意識,亦將顛覆市場生態,改變跟著歐美走的商業模式。

在這些新興市場中,中國大陸及印尼的發展最受關注。根據波士頓顧問(BCG)的研究,未來十年中國大陸家戶所得結構將有劇烈變化,每年可支配收入在人民幣4萬~6萬元的準中產階級,以及收入在人民幣6萬~10萬元的中產階級,將達1.35億戶,成為全球最大的優質平價商品目標市場。另亦有市場研究公司指出,人口逾2億的印尼,2020年時中間所得家庭族群的家戶數將達到5,200萬戶,推動印尼成為發展優質平價商品的第二大目標市場。

除了中國大陸、印尼,擁有第二大人口的印度及近年快速發展的越南,也被視為最具潛力的新興市場;加計此四大市場內家戶所得在2.5萬至4萬美元的家庭,十年後總數將超過3億戶。台灣鄰近四大最具潛力的新興市場,提供台灣發展優質平價商品的支撐平台;不過,四大市場的經濟、人口結構、所得水準各有差異,台灣在思考進軍新興優平市場時,須先釐清各市場新興中產階級的輪廓面貌,以求精確掌握目標族群的需求與特色。

在這些新興市場中,過去被視為消費力較弱的下層消費者,將隨著所得增加而進入新興中產階級。不同於美國中產階級隨穩定經濟成長逐漸演變的過程,新興國家的中產階級不只追隨其內部經濟發展,也急於與世界接軌,因而形成不同的模式。一般說來,剛脫離貧窮、品牌意識尚未建立、急欲享受更高生活品質的新興中產階級,具備兩大共通點。首先是跳躍式消費型態,跳過品味與偏好的摸索期,直接選擇迎合世界流行的趨勢產品,例如使用綠能產品、智慧型手機等。這類中產階級像雷達一樣,會四面八方接受各種訊息,且勇於投資新產品與科技,形塑個人優越感。第二個現象是對價格的敏感度高,嚮往與上層社會類似的優質生活,但追求平價奢華、高貴不貴、物超所值的產品或服務,IKEA、ZARA風潮因而應運而生。

經歷金融海嘯的淬鍊,台灣經濟正面臨挑戰,包括出口過度依賴歐美市場、產業結構以代工製造為主、易受少數國家景氣波動影響等,產業亟思轉型;另方面,新興市場的發展趨勢成形,需求正殷。在此情況下,台灣應掌握此一機遇,以優質平價產品的設計開發與市場行銷,進行產業再造工程。

台灣過去以代工為主的製造經驗,培養了台灣產業深厚的發展優勢;許多標竿型企業也已從自動化、標準化產品的製造與服務,逐漸走向創新,強調企業策略的獨特性及差異化。因此,企盼政府及企業合作,訂立積極的優質平價市場進軍戰略,以形成台灣企業在全球分工的價值鏈,進而擁有更自主的產品化定義能力與品牌通路掌控權。

【2011/10/18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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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債危機在美國國運上的標誌意義

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國會共和、民主兩黨已就提高債務上限達成協議,可望在美東時間8月2日的大限前完成必要程序,以避免美國出現史上首次違約。數月來籠罩美國的債務和不確定感烏雲雖暫時散去,但美債上限危機反映的不只是傳統上有關大政府抑或小政府的路線之爭,也非僅是兩黨的權力之爭;在更大程度上,它折射了「後金融危機時代」下美國國勢在全球權力板塊位移中的衰微之兆。

美國在1945年二戰之後逐漸取代英國成了全球市場經濟陣營的共主。從1900到1950年約半個世紀,英國先後把製造業王國、最大債權國及英鎊作為國際貨幣的三個象徵霸主地位的權杖,一個一個地交出,一個一個地交給了美國。美國成了全球市場經濟新霸主之後,繼續以其體制的優越性,在冷戰時期與另一體制的霸主蘇俄進行兩極對抗。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冷戰時代」開啟。當時,日裔美籍政治學者福山出版巨著《歷史的終結》宣稱,長達將近一個世紀的人類探索最佳體制的歷程或歷史告一段落了,答案已經揭曉,那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政治及市場經濟體制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從1990年代開始到20世紀末的這十年,也即是後冷戰的初期,天下確實有萬流歸宗的氣勢。從柏林圍牆到「蘇東波」到中國大陸的體制改革,美國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龍頭,的確獨領風騷,睥睨群雄。美國的國勢臻於顛峰,如日中天。

但《易經》卦爻的邏輯是,到了「飛龍在天」之後,必須要懂得持盈保泰,否則很快就會「亢龍有悔」。如今看來,2001年很可能就是美國國勢從「飛龍在天」到「亢龍有悔」的轉折點了。那年美國遭到911恐怖襲擊,布希總統迅即反擊,發動阿富汗戰爭;2003年同樣以反恐為由發動了聯合國並未同意的伊拉克戰爭。這些戰爭,尤其是後者,不僅讓美國元氣大傷,在相當程度上也讓美國蒙上了霸權主義的形象。

2008年世紀金融海嘯爆發,重創全球金融與經濟,禍首卻是美國長久以來寅吃卯糧的過度消費、華爾街金融資本家的貪婪,及美國政府對金融紀律的疏於監管;美式資本主義的弊端自此暴露於天下。更讓國際社會不滿的是,美國為了拯救自己的經濟,竟以全球為壑,一再採取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美式資本主義因此成了帝國資本主義。但即使如此,所有一切作為似乎都不足以扭轉美國的財政危機。美國兩黨雖然在大限前各讓一步,達成分兩階段將債務上限提高至2.2兆元,可支持聯邦政府的借款到2013年,但於美國國勢大局及美元的長期走衰已無太大補益。

正因如此,1991年開始的「後冷戰」迄今雖正好20年,從全球權力板塊的消長而言,卻有必要區分為兩個階段。從1991到2000年,是「後冷戰」;從2001年到現在,是「後後冷戰」。後冷戰與後後冷戰雖均為十年,但從美國國勢走向與全球權力結構的變化來看,卻存在著明顯的不同。

2001年,美國「飛龍在天」到達顛峰,股市市值占全球一半;包括美國在內的G7,股市市值占全球79%,而中國大陸占1.9%,加上台灣與香港,大中華市值也只有4.5%。2011年,美國股市市值劇減為30%,G7也劇減為56%,大中華則已上升為14%了。

從現在看來,2008年爆發的金融海嘯包括了兩個部分或上下兩集。上集的主角是金融機構;續集的主角則是各國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了。從1941年開始,標普給美國國債AAA評級迄今70年,如果其債信用評級果真被下調,這將是一個歷史時刻。

1900年,英國從「飛龍在天」步上「亢龍有悔」;100年後的2000年,同樣的事會發生在美國身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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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以網路投資泡沫破滅開始,以08年雷曼兄弟倒閉為轉折,以資產投機死灰復燃為伏筆。對台灣而言,以首次政黨輪替開始,以08年藍綠再輪替與兩岸破冰為轉折,以無感復甦為民國99的註解。十年一瞬,世人經歷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天堂墜落地獄」的過程,也見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市場」的劇變!

     明天起,就是第二個十年的開始。展望新十年的起點,歐美日等工業國家設法從經濟谷底翻揚,中國等新興國家力圖行穩致遠,彼此若不能取得相對互利的交集,會否演變為零和的經貿攻防?脫韁的熱錢穿梭在各大市場之間,會否扣動資產泡沫破滅的扳機?兩韓揮刀舞劍,會否弄假成真撼動世局?日新月異的網路世界,對世人究竟是福是禍?凡此變數與懸念激盪,已注定2011將是暗潮洶湧的一年。

     台灣在偏空的外部環境下,迎接建國百年,固不宜過度樂觀,卻也不必懷憂喪志。畢竟戰後台灣,已多次憑藉朝野的共同努力,締造「給我一個支點,就能舉起地球」的經濟奇蹟;亞洲四小龍時期是證明、科技業勃發時期是證明、全球運籌淬鍊期是證明,即將來臨的後ECFA時期,應該也不會辜負所望。

     我們從不擔心台灣民間競爭力無法與時俱進,卻對藍綠無法去異存同、攜手努力憂心忡忡,深怕這種政治內耗的「精神折磨」,會戕害台灣人與有榮焉的分享能力,進而扭曲成自虐虐人的憤世嫉俗觀。因此,我們誠心祝願:建國百年能遠離「亂」、告別「淡」,朝野共同營造正向循環的力量。換成千百年來歷代各朝的共同期待,就是「國泰民安」!

     「亂」字是台灣人在2008年選出的年度代表字,除了有感於當年雷曼兄弟倒閉造成全球財經情勢大亂,其實也代表了這幾年台灣人的心境。這也是何以我們日前在社論中疾呼,當前台灣社會必須正視「三小」之害,其一是政治人物輕忽「為天下人謀永福」的職責,「但問小是小非,少問大是大非」;其二是「小我極大化,大我極小化」,濫用言論自由,假正義之名牟取私利;其三是媒體「做小第四權」,為了收視率,報導但求八卦聳動羶色腥。

     三小亂象一日不除,庶民百姓的「消極冷淡」將如影隨形。2010年台灣人選出「淡」字為代表字,有人說這代表台灣人「平淡見真情」的處世觀,但從該字推薦者職棒統一獅投手潘威倫感慨「票房平淡,球迷冷清」的原義來看,或許更能反映「淡」字的現象是:無感復甦。

     2010年經濟成長率逼近10%,一般大眾卻無感冷淡;反觀天下雜誌甫公布的千大企業調查顯示,有高達71.7%的企業執行長(CEO)滿意馬政府施政。兩相對照,意味著政府的親商作為有成,庶民經濟則仍為口號。從整體經濟發展的角度,政府親商並無不妥,但在滿足了企業降稅快、加稅慢的需求後,如何將企業多圖到的利益,透過合理的分配機制讓全民雨露均霑,也是執政當局不可偏廢的重責大任。尤其在股匯房齊揚之際,富者更富,民眾的被剝奪感更易膨脹。萬一當局未能慎重處理「分配」課題,民眾情緒由無感冷淡轉為忿恨不平,不僅執政者自身將面臨政黨三次輪替的考驗,台灣社會也將因此陷於惡性循環的漩渦。

     「分配」課題,重中之重,政府有責,既得利益階級也當反求諸己。事實上,要凝聚社會正向循環的力量,「為富而仁」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如果說台灣有反富或反商情結,也在於過往富者與商界「逢加稅必反,逢租稅減免必搶」的爭利形象太鮮明。因此,當主管機關以「善盡社會責任與誠信經營」為體現國父遺教、迎接建國百年的訴求,我們樂見首富郭台銘親自響應,如果郭董願意在台灣發起類似美國巨富巴菲特與比爾蓋茲推動的「The Giving Pledge」,帶動國內富豪樂善好施、濟弱扶傾的風潮,那麼對於創造正向循環,必將產生風行草偃之效。

     民國百年,承擔著各界期待,既是ECFA元年、五都改制元年,也是大選衝刺年。我們更盼望它是「安內有成」的一年,不是為了那個政黨要勝選,而是為了台灣全民要長治久安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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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就是平安夜,不論東方或西方,大家總是喜歡這一夜靜謐略帶神秘的感覺。平安夜源自於新約聖經,在耶穌降生的那一夜,有天使向牧羊人報喜訊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後來人們即稱此夜為平安夜。

     平安這個詞在新約聖經出現了92次之多,聖經多次形容祂是賜平安的神,要把人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由此可見平安的可貴。在太平的日子,平安的價值容易被忽略,但愈是顛沛流離、愈是烽火連天,平安就愈顯得寶貴;愈是歷經人世滄桑,也就愈明白「平安就是福」的道理。於此可知,平安夜不該是狂歡作樂的夜晚,而是一個讓人沉澱省思的時刻,政府決策高層尤應多所反思。

     我們試著以近來的新聞事件反省一下,台灣社會有平安嗎?答案恐怕是「沒有」。如今青少年在學校得恐懼於被霸凌,出社會之後恐懼於找不到好工作,想結婚則恐懼於狂漲的房價,想生小孩又恐懼於收入太低無力撫養。這樣的社會環境,哪會有平安?

     中華民國即將邁入百年,這不禁讓我們想到過去百年之間,從五四、北閥、抗日直到國共戰爭,那是飽經磨難的一代。林語堂的「京華煙雲」記錄了這一代人們,在軍閥擅權、日寇侵凌之下的生活,即令有王府花園,有萬貫家產,甚至登上權力的頂峰,也全然沒有平安可言。

     按理說,生活在今天的台灣,沒有戰亂的顛沛流離,沒有軍閥的擅權專政,大家應該過著平安幸福的日子才對。遺憾的是,情況並非如此。首先,從社會層面來看,僅短短數月台灣就發生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五都大選連勝文遭槍擊、八德國中師生遭霸凌、大埔農民土地遭強徵、詐騙電話到處橫行,試想,社會亂象如此,人與人的關係冷漠疏離,民眾哪有平安可言?

     這些事件所呈現的治安敗壞,早在今年六月翁奇楠命案已露端倪,只是沒想到如今連校園也已淪陷。政府主管部會面對治安敗壞及校園霸凌,畏縮妥協,但面對弱勢的農民卻展現鐵腕,以推土機摧毀稻作強徵土地,這是何等荒唐的官僚文化。這種文化若任其坐大,其與林語堂筆下京華煙雲年代的腐敗官僚何異?台灣社會的平安也將快速流失。

     其次,從經濟層面來看,台灣今年雖有10%的經濟成長率,但仍有200萬人每月收入不及2萬元;我們真不知道在今天物價、房價騰飛的年代,這200萬人該如何生活。日前經建會公布台灣今年每月平均薪資將升至4萬4千多元的歷年新高,惟這個好消息非但沒有讓大家高興,反而引來抗議電話鋪天蓋地湧入經建會及主計處。

     事實上,經建會這個估計是合理的,只是台灣的所得差距實在太大,導致平均所得已和小民百姓的感覺漸行漸遠。台灣經濟復甦了,許多有錢人所得劇增大買金飾、房車,但中產家庭卻絲毫沒有感覺。他們的工作依舊朝不保夕,收入依舊在最低工資邊緣掙扎,如何能有平安?

     這200萬人工作不穩定但總算還有收入,更可慮的是失業者的處境。依主計處估計,台灣受失業波及的家庭人口依舊逾百萬,這不是個小數目,失業者與他們的家人如何生活?更是個大問題。今年7月在一所教育大學牆上有位流浪教師留下一段令人感慨的話:「流浪教師流浪狗,什麼時候輪到我?」台灣的失業問題如果不提升至產業政策層次來解決,將永遠無解。而隨著少子化,未來會有愈來愈多的流浪教師出現在台灣的每個角落,這一百萬受失業波及的人口去哪裡找平安?

     另外,從人口層面來看,台灣今年出生的嬰兒只有16萬多人,出生人數幾乎已降至十年前的一半。之所以如此,又和國內的就業不穩定、房價過高有關。政府官員口口聲聲要提升生育率,但這些年的房屋政策,卻不斷在為國內房市火上澆油,致使大台北房價狂漲近倍,根據內政部甫公布的住宅需求動向調查,台北市「房價年所得比」已升逾11倍的歷年新高。儘管政府相關單位推出「青年安心成家方案」,但以區區兩年兩百萬零利率貸款,如何追得上狂升的房價,勉強買一棟,在沉重債務的壓力下,哪能有平安?也就難怪最近這些年結婚率、出生率會年年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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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店「乾元中藥店」是日治時期台北最知名的中藥房。(本報資料照片).jpg 

一八六○年,清朝在英法聯軍之役中戰敗,與英、法等列強簽定天津條約,大幅開放通商港口,其中包括台灣的滬尾(淡水)、安平,開啟了台灣港埠通商的年代。

     出口台北三寶 坐穩經濟重鎮

     「早年台北三寶│樟腦、大菁、茶等,主要由淡水出口,為台灣賺取大量外匯;淡水河的航運之利也成為北台灣繁榮的契機。」文史專家莊永明指出,自一八六○年代起,淡水是台灣北部重要通商港口,一八七二年,傳教士馬偕抵達淡水時,見到此地青山翠巒、淡水疏煙,曾說:「有一平靜、明晰的聲音告訴我說:此地就是了。」馬偕於是落腳淡水,展開一系列的醫療、教育事業。

     拜北台灣開港之利,大稻埕以茶葉躍居台灣經濟重鎮。從小在大稻埕長大的莊永明,對大稻埕的一草一木如數家珍。他指出,艋舺、大稻埕、城內是台北市最早的雛形。一八五三年被艋舺人逐出而逃到大稻埕的「移民」,另闢「新市」。台灣第一任巡撫劉銘傳主政期間,銳意經營大稻埕為「台北港埠」,開闢千秋、建昌街(今貴德街)為外僑居住地,洋行、公使館聚集於此,一九二○年代非武裝民族抗日運動、一九三○年代台灣新文化運動,皆與大稻埕關係密切。

     永樂太平港町 如翻閱台灣史

     日治時期,永樂町(今迪化街)、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和港町是大稻埕與淡水河平行的南北向最重要三條道路。莊永明指出,「走讀港町,等於翻閱一章台灣近代史。港町的前世就是建昌、千秋街,有『洋人街』之稱,也是台北市著名的茶街,當年熱鬧無比,可惜今日已成歷史後巷。」

     二十世紀前半,台北人主要居住在大稻埕和艋舺,大稻埕商業發達,建築風華更勝艋舺。作家陳柔縉提醒,「走進大稻埕,千萬不要錯過迪化街上的百年老店─乾元中藥店。」乾元是日本時代台北最知名的中藥房,店內的藥櫃藥罐迄今仍保留原貌。

     根據陳柔縉的研究,「乾元很會做生意,一八九六年剛踏進大稻埕,就打折打到五、六家藥店關門;也曾組宣傳樂隊跑遍全台。一九二六年慶祝卅周年時,曾舉辦抽獎,買一圓送一張抽獎券,第一特獎獎金高達五百圓,大約是普通人二十個月薪水,可見手筆之大。」

     圓山別莊挺立 唯一都鐸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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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99台灣久久-風雲一百年 地點篇-豪門年代 霧峰、板橋林家 台灣歷史縮影.jpg

     豪門興衰 兩家族說故事

     位於台中縣的霧峰林宅,為清代台灣規模最大的豪宅。霧峰林家開台始祖為林石,一七五三年來到台中縣大里蕃界附近拓荒,後因林爽文事件受牽連,林石長媳攜二子遷移到阿罩霧(今霧峰),重起爐灶。後來林家取得樟腦專賣利益,財富直追板橋林家。霧峰林家後代子孫中,林文察、林朝棟父子有戰功,而林文欽考中舉人,林文欽之子林獻堂在日治時期成為台灣政治、社會運動領袖人物。

     霧峰林家在台灣軍事史上有重要地位。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許雪姬的研究,林文察平定太平軍有功,曾擔任提督,後來不幸殉職,被封為太子少保,為當時台灣人第二高位的武官;清法戰爭爆發後,林文察之子林朝棟帶兵擊退法軍,效力於劉銘傳,重振家族的政治地位。

     呂理政指出,「台史博最近取得一批來自霧峰林家的文物,包括當年林文欽的官服、賞牌、女眷服飾及林獻堂的領收單,有助大家更了解霧峰林家的故事。」

     文武政商兼具 坐穩首富

     與台中霧峰林家互相輝映的台北板橋林家,先祖林平侯一七八二年渡海來台並在米店工作,林爽文事件使得米價爆漲,林平侯卻因賣米而大賺一筆。頗具商業頭腦的林平侯同時投資鹽業、樟腦和航運,累積大量財富,很快成為台灣首富,「板橋林」、「台灣林」的稱號不脛而走。

     呂理政表示,板橋林家第四代林維讓、林維源將家族聲勢推上最高峰。當時「板橋林」究竟多有錢?許雪姬曾指出,「清法戰爭時,福建巡撫劉銘傳來台灣,要向林家借一百萬元作軍費;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板橋林家的林維源送上貢品並捐了數萬元祝壽,這在台灣是僅有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家族致富之後,更善於結交官府、捐輸護產並取得相對利益。許雪姬在「清代的家族與政治發展」文中指出,「板橋林家第一代林平侯擔任廣西柳州知府,其孫林維源擔任二品京官,為清代台灣人擔任的最高文官。其中,林維源是劉銘傳非常倚重的人,也是台灣近代化的幕後功臣。」

     擴大政經影響力 兩家聯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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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老是人類的通病,因為伴隨老年而來的不外乎是容貌變醜,肌肉退化,關節僵硬及記憶模糊。但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報導指出,人類對老不必那麼悲觀,人生並非在達到盛年之後就一路走下坡,而是一個「U型曲線」,四十六歲是人生的谷底,接著開始回升,愈來愈快樂。

     通常人生一開始很快樂,年輕人都活得相當起勁,等到結婚生子、責任逐漸加重後,心情也逐漸低落,到中年時跌到谷底(nadir),也就是所謂的「中年危機」(mid-life crisis),奇怪的是,接著在年華老去、活力不再之後,人卻開始找到他們一輩子追求的目標:快樂。

     這個新發現來自一群新派經濟學者,傳統經濟學認為金錢和幸福成正比,但這群新派經濟學家試圖在金錢之外找到一個更能衡量人類福祉的指標,並在研究過程中注意到人生有所謂的U型曲線。這個觀念在一九九○年代初期被提出,之後逐漸引起各方學者的興趣。

     根據這群學者的研究,影響一個人是否快樂的因素有四,分別是性別、性格、外在環境和年紀,其中以年紀影響最大,而且這是一個全球普遍的現象。一項涵蓋七十二國研究指出,大多數國家人民在四十幾歲或五十歲出頭時最不快樂。全球最不快樂的平均年紀是四十六歲。

     為什麼人在度過哀怨中年之後,會變得比較快樂呢?這可以有很多解釋。有人說,因為不快樂的人都早死,但早死的中年人畢竟只是少數。另有一說是中年人必須為事業、金錢和教養子女等問題煩心,老年人較沒這些煩惱。

     但研究顯示,中年之後變快樂的最大因素還是年紀。老年人有較多的人生智慧,比較懂得控制情緒,比較知道如何處理問題,也更能體驗逆來順受的哲理。「誰」(The Who)合唱團的主唱彼德.湯森曾在舞台上吶喊,「希望我在老之前死去」。如今他年近七旬,從他在部落格發表的幽默文字看來,顯然比當年快樂許多。


 

  • 2010-12-19
  • 中國時報
  • 【尹德瀚/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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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千禧第一個十年即將走入尾聲,2010年對於執政者與各國央行而言,危機四伏,疲於奔命;對於全球流竄的熱錢而言,卻是流奶與蜜,遍地黃金。此時此際,有關投機大鱷索羅斯聚資狙擊新台幣的傳言,再度「匯聲匯影」,導致台幣本周每天面臨30元保衛戰。

         然而,央行力穩台幣匯率,做到流汗卻被嫌到流涎。我們要抱不平地問:從去年到今年,匯市喊「狼來了」不下數回,如果這次狼真的來了,除了央行每天認真「趕狼」,相關部門與匯率敏感企業做好「趕狼」或者「與狼共舞」的準備了嗎?

         匯率升貶,本是一體兩面,有人受益就有人受損。以近期股市表現為例,電子股固然受挫於台幣升值,內需與資產股卻受惠於增值效應。由於難求兩全其美,主管當局只能取最大公約數,確立主軸,再進行微調。

         台灣經濟現況既是出口導向,根據主計處深入拆解產業關聯表後發現,今年逼近10%的經濟成長率,有68%來自出口貢獻,無所謂內需與出口的雙引擎。那麼就匯率政策而言,優先捍衛出口競爭力,也就順理成章。

         如果世界風平浪靜,匯率能持穩在理想區間,讓損益兩方達到均勢,應該是各國央行的一大想望。我國央行總裁彭淮南也有一個台幣浮動的理想區間,他去年10月在立法院答詢時曾表示,2008年台幣因外資匯入一度升值到30元,後因金融風暴而在2009年2月回貶至35元,「台幣就在這個範圍內波動」。此番談話後來就被解讀為「30-35元」是彭淮南區間,30元則被稱為彭淮南防線。

         偏偏近年世局動盪不安,先有美國次貸危機牽動全球金融風暴,後有歐元債務骨牌效應衝擊匯率穩定,通膨赤燄高漲的中國明年又面臨雙率雙升的考驗。三者交互作用,全球匯市動盪頻仍,央行要堅守匯率理想區間又談何容易。相關部門與匯率敏感企業,更不應該將因應客觀環境巨變的責任全推給央行。

         遺憾的是,當台幣升幅低於其他亞洲貨幣時,就有人跳出來痛批央行為了出口業犧牲全民利益;還有人等著看台幣升破彭淮南防線的好戲,連索羅斯復仇13年未晚這類「天曉得」的理由都搬上檯面。一旦台幣升幅高過其他亞洲貨幣,又輪到出口業攔轎喊苦,直言央行若守不住28元,大家都玩不下去;另有人則呼籲央行要採取更激進的資本管制作法,才不會被熱錢「吞下去」。

         換言之,有人主張央行要順勢而為,有人要求央行逆水行舟。央行如果沒有動態均衡的定見,以及柳樹折腰不折枝的彈性,熱錢恐怕早就長驅直入,等著製造更大的資產泡沫。投資人即使賺到眼前的價差與匯差,未來終將遭致泡沫破滅的反噬。

         央行趕狼,旨在穩住經濟發展的現況(亦即確保出口競爭力),卻不能與「反對新台幣升值」劃上等號。守住30元防線,代表央行的勉力而為,一旦被攻破,也不應被視為彭淮南施政的失敗。

         更深一層分析,央行趕狼,其實是在為相關部門與匯率敏感企業爭取「與狼共舞」的適應期。這裡的「狼」,不僅僅是以索羅斯這類投機大戶為代表的眾多熱錢組合,更意味著亞洲貨幣在熱錢簇擁與人民幣看升下,中長期升值的必然趨勢。央行所能做的,是阻撓眼前熱錢危害的速度與廣度,以及不讓台幣出口競爭力落後韓國、日本等主要對手國。至於如何化「亞幣中長期升值」這匹狼的危機為轉機,則是相關部會與匯率敏感企業本身不可忽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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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0月10日台灣電視公司開播,由蔣宋美齡女士主持電視大樓的揭幕禮。(本報資料照片).jpg 

    日治時期一度禁止跳舞,不過,到了一九三○年,跳舞開始大流行,當時報紙寫著「跳舞時代來了」,台灣第一首流行歌曲「桃花泣血記」出現,接著「望春風」、「月夜愁」等知名台語歌曲陸續推出,這些歌曲與跳舞風潮的興起,使得一九三○年代初期的台灣,充滿了歡樂氣氛。

         台灣人何時開始跳流行舞?根據作家陳柔縉的研究,「有一位在台北板橋林家工作的林樹枝,因在日本名古屋唸書時學會跳舞,一九二七年邀請他的舞蹈老師來台開班授課,但遭官方禁止。三年後,跳舞風氣開始流行起來。」

         日治時開放舞廳 掀起跳舞熱

         陳柔縉指出,當時永樂町(迪化街)的大布商高樹發見情勢可為,準備向警察申設舞廳,不過,當時開舞廳是個新興行業,尚無法令管理,於是高樹發的申請案被駁回。直到一九三一年冬天,日本官方才訂出辦法,規定帶酒氣的人不准進舞廳,要有兩層樓的場地,各地舞廳遂如雨後春筍冒出來,最後日本警方勒令全面關閉。

         不過,喜愛跳舞是人的天性,日本官方終究無法全面禁止,於是又有限度開放了兩家,一家位於大稻埕,名為「同聲俱樂部」,掛名負責人黃聯登是前北大校長嚴復的女婿,另一家由日本人經營,名為「雨衣會館」,位於西門町。

         「桃花泣血記」 帶動流行歌

         一九三○年代不僅是跳舞時代,各種台語流行歌曲也紛紛出爐。文史專家莊永明指出,一九三二年「桃花泣血記」首先打開流行歌曲市場,被喻為「台灣第一首流行歌曲」,這種為電影製作的廣告歌曲,再灌錄唱片發行,是台語流行歌曲發展初期現象。

         莊永明指出,一九三三年起,「望春風」、「雨夜花」、「滿山春色」、「農村曲」、「四季紅」、「青春嶺」等歌曲幾乎成為台灣人的「心曲」。「當時正值台灣語文論戰炙熱,作詞家對台語文字的運用,喻為『台語新詩』並不為過,而當時作曲家所譜出的台灣味旋律也使人聽起來更『入味』。」

         二戰後,電視開始流行,日本於一九五三年開播電視節目,台灣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台視正式開播,打開了台灣傳播與娛樂生活新視界。其實台灣人對電視並不陌生。陳柔縉指出,「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有位台電工程師張仲智在經濟部大禮堂播放電視,當時現場有一千多人,畫面出現台電董事長楊家瑜清晰的笑容,全場爆出熱烈掌聲。這次的初體驗,讓大家明白看電視與看電影,有很大不同,電影必須在黑暗中播放,電視則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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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基解密(WikiLeaks)披露的訊息不知凡幾。有的如高爆彈,有的如煙幕彈,有的是四射的流彈,多少國家政要看得皮皮挫。可是等到與台灣有關的內容曝光,卻似乎變成了空包彈,迄未出現太大負面影響。

         至截稿為止,與台灣直接相關者計有十件,可區分為七項如下:

         一,去年四月,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公使彭達(Daniel Piccuta)與中共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的對話,內容多達廿餘項,包括台灣即將以觀察員資格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等。

         二,去年五月,美國副國務卿史坦柏格與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新加坡的談話,內容包括李光耀談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台海政策觀等。

         三,前年底,大陸外交部部長助理劉結一與時任美國駐北京大使雷德的談話,說中共反對台灣的官方代表團出席歐巴馬的總統就職大典。

         四,美國國務院關於美國在海外的重要設施清單,例如油管、彈藥庫、海底電纜等。其中台灣有五條電纜在清單上,分別位於高雄港、淡水、八里、宜蘭頭城、以及屏東枋山。

         五,北韓從世界各地進口飛彈所需之科技,其中油壓機係來自台灣。

         六,美國希望台灣出租或出售AH-1W「超級眼鏡蛇」攻擊直升機給土耳其。

         七,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二年來發回的四份有關兩岸關係的電文。有的描述現狀,例如兩岸緩和、中方不滿美國對台軍售等;有的則是說明美國努力的方向,例如繼續鼓勵兩岸改善關係、協助台灣拓展國際空間等。

         稍早曝光的維基解密,主角都是其他國家,出現不少勁爆內容,例如美國外交官以幾近不堪入耳的字眼形容駐在國的元首等。至於與台灣有關者,如果讀者也抱著這種「窺祕」的心情看待,恐將大失所望。因為至少到目前為止,呈現的都是專業、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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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許多台灣意見領袖、傳播學者都不喜歡「名嘴」,但從各種跡象看來,「名嘴」非但不會消失,而且似乎還會與我們愈黏愈緊。

    先從供給面看,台灣是全世界極其稀有的「電視新聞大國」,單日播出的電視新聞總時數舉世無匹,收視率的高度競爭帶來了內容產製上的「恐怖平衡」,每家新聞台都只投資別家會投資的「成功關鍵要素」(例如千萬年薪的主播),也必然一窩蜂地只報導別家都會報導的新聞,在這樣的邏輯下,名嘴政論節目的茁壯自然順理成章:再也沒有其他節目的生產、製作與維持,能像它們那樣的「低成本」,而同時又確保著「穩定收視率」。

    每一天的白天,台灣的政治社群自動生產著各類議題(從陳致中召妓、花博九層塔、健保費率到槍擊案有導演否),到了晚上,只要主持人能把議題的「挑釁點」設定好,然後「名嘴」們各自發揮,便能讓一百廿分鐘的節目高潮迭起;原本對BBC或Discovery頻道而言要五十萬美金才能研發製作出的節目,我們的名嘴節目只要十萬台幣的成本就可打發,而且毫不含糊地滿足「即時性」、「切身性」、「娛樂性」的需求。

    然而,為什麼藍、綠支持者每天都看,卻不會彈性疲乏呢(反而是對政論反感的年輕人早早疲乏,也早已離開電視機前)?一個重要的觀察角度是:「名嘴」是連結「現代人」與抽象化的「現代社會」間的意義鎖鏈(即便這道鎖鏈往往帶有著不少的偏見與庸見)。

    英國社會學家Giddens最具穿透力的社會分析,在於他指出「現代社會」為了超越時、空的限制進行無窮無盡的再生產,逐漸發展出兩個機制,其一是「象徵標誌」(symbolic token),從最簡單的紅綠燈、回收材質的三角形符號到複雜的國際股市交易代碼都是,它們都能在跨時空的場域中被交換;另一則是「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 ),我們在工作上將愈來愈是某個行業裡的「專家」,但生活上也愈來愈依靠其他「專家」(「專家」特徵之一便是活在專業「行話」中)。

    然而,不管是「象徵標誌」或「專家系統」,它們都高度地抽象化,當它們占據生活世界的比重愈來愈大,現代人也就愈來愈難掌握它們與己身生命存在的意義關聯,我們會愈來愈因無法辨識「大條」新聞在自身的生命敘事中該扮演何種角色,而深深焦慮:「三聚氰胺」到底是什麼?我的理財專員有幫我買「連動債」嗎?ECFA來了,我該支持它或我該反對它?

    現代人的「存在感」是透過把己身的「過去」、「現在」與「預期的未來」所串連起的「故事情節」所維繫的,因而如何詮釋「現在」並將之整合到原先的「過去+未來」的軸線上,至關重要。「名嘴」往往能透過一、兩個政治議題,將「抽象事件」周邊更廣大的符號世界與專家義理予以「世俗化」、「情感化」、「敘事化」,使新聞與廣大的受眾有了切身的意義。當觀眾們愈能情緒激昂,便愈覺得在這抽象世界中有所立基,更何況:那受名嘴召喚而來的call-in觀眾,讓白天無助的個人得以想像有一個更浩大的「生命共同體」存在著——我們,其實並不孤獨。

    台灣要哪一天才能不需要「名嘴」?去看看晚上九點不坐在電視機前的年輕人,也許會找到另一些蛛絲馬跡。(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2010/12/16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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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音樂倒垃圾 ▲1968年台灣第一次出現有音樂的垃圾車,提醒民眾要倒垃圾了。圖為清水鎮公所垃圾車,掛滿可愛娃娃,這些都是民眾丟掉的玩偶,格外引人矚目。(本報資料照片).jpg 

    ▲自1979年統一超商開幕以來,無所不在的便利超商大大改變了台灣人的消費行為。(本報資料照片 李金生攝).jpg 

     ▲台灣最早的信用卡(簽帳卡)在1973年出現,當時的功能比較像是簽帳卡、購物卡,真正具有循環信用功能的信用卡於1988年才出現。(本報資料照片 黃子明攝).jpg 

    電子消費▲不用拿出鈔票,秀出塑膠卡片就可以購物,台灣人在1970年代才開始如此便利的生活方式。(本報資料照片).jpg 

    百年來,許多新制度與新事物的引進,使得台灣社會文明的發展不斷向前推進。

         日治初期時鐘不普及,人們缺乏守時的觀念,當時處於農業時代,人們依靠「天時」,對季節的概念遠勝於時間。台北市因而在一九二一年開始實施「時間節」,呼籲民眾守時處事。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台灣總督府於全台舉行「時之紀念日」活動,宣導守時觀念。文史專家莊永明指出,「時間節的制定,是台灣邁向現代化工商社會作息的象徵。」

         日治設時間節 宣導守時觀念

         進入廿一世紀現代化社會,電腦早已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幾乎家家戶戶有電腦,人手一台筆記型電腦。作家陳柔縉形容「電腦把當代社會全翻了一次土,人們的閱聽、消費、溝通方式,無一不受牽引與變化。」

         很難想像,半個世紀以前,早在一九五七年台糖就向美商IBM台灣分公司買進第一台電腦(IBM1400),以處理龐大人事資料,當時笨重的主機以牛車運進台糖,形成有趣的歷史鏡頭!

         用牛車運電腦 當代社會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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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將扁家四大弊案發回更審,並已完成分案由高等法院沈宜生法官合議庭承審;更審將如何認定扁珍侵占、詐取的國務機要費金額,應當是全案最關鍵的地方。

    該案起訴的貪汙治罪條例的法條,最重刑度達無期徒刑,是扁家涉案刑度最重的;而第一審認定扁珍就此貪汙超過一億餘元,其中侵占七千二百四十萬、詐取三千五百零二萬,故判無期徒刑。原第二審判決則大幅降低金額,僅剩侵占一千四百餘萬元,故改判有期徒刑十四年。

    如果判決無期徒刑確定,最後不論再判多少刑,定執行刑的結果還是無期徒刑(死刑除外,但貪汙罪已無死刑)。若判決多個有期徒刑確定,則依現行法定執行刑,最重為三十年;以扁所涉多項重罪而言,即便均以有期徒刑定讞,最後所定執行刑恐怕免不了會到最重極限的三十年。兩者差別在於服刑後申請假釋時,無期徒刑必須服滿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則須達二分之一以上,以三十年計算,即為十五年。亦即扁珍坐牢獲得假釋的最短時間相差十年。

    第一審判決和原第二審判決何以有如此重大歧異?比較兩份判決理由,可以看出原第二審判決對扁的答辯,採取了最寬鬆的態度,所以許多用途不明的扁家雜支、一大堆以代號稱之的所謂秘密外交開支等等,均認為與扁的總統職務有關,而予以排除。這種認定的邏輯在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後,自須再受檢驗;由於最高法院已經指摘原第二審判決對部分被告刑度無端放水,則此種較寬的認定標準,恐怕不易被更審法院全盤接受。

    第一審判決指出,陳水扁曾親自審閱國務機要費的開支明細,當然會知道扁家的私人開支也拿來充數。第一審法官還以九十四年間陳致中娶妻時迎親車隊違規罰款引起社會批評之例,指當時陳水扁親自指示發新聞稿說明扁家「必定自繳罰款」,結果卻是國務機要費支出,足見陳水扁的犯意明顯。

    接著法官又指出,陳水扁自九十五年八月接受本案偵辦起,將秘密外交項目由三項說成六項,當時還聲稱「我已經全部說出來了」;結果到九十七年間再調查時,竟又兩次增加秘密外交項目最後高達五十六項。而這些項目,經查都屬虛假,所以法官說陳水扁是「隨著檢察官查明虛假就再提」,根本都是陳水扁掩飾犯罪的謊話。基於這樣的認知,所以第一審認定扁家以假發票、假犒賞名冊、假秘密外交等等手段詐取、侵占的國務機要費都是犯罪所得,而予重判無期徒刑。

    原第二審判決的法官卻說,扁家貓狗開支、茶葉、宴客、民生寓所各項雜支等等,以及吳淑珍作主的支出,「統統沒有證據證明和總統職務無關」;吳淑珍也是「獲得陳水扁授權協助執行總統職務」,其動支國務機要費也不能認定與總統職務無關。原第二審對這些部分依「罪疑惟輕」法理,均排除於犯罪之列;但最高法院對此既有嚴正的質疑和指摘,更審自仍有再作認定的空間。

    至於所謂秘密外交部分,法官完全不提這些秘密外交項目的真偽問題,以及陳水扁為何要捏造這些項目來應付偵辦;而逕自認定開支既確有其事,即不能認定陳水扁侵吞國務機要費。因此,原第二審判決的法官只認定一些實在無法解釋的扁家私人開支而報領國務機要費者,也只據此給予判刑;但在這麼寬鬆的標準之下,陳水扁還是難逃十四年的重刑,也足見扁家貪汙國務機要費的行為實在是無可憫恕。

    未來更審法院必須要交代清楚所謂秘密外交等項目的真偽,畢竟這與總統操守的界際有關,含糊不得。若不徹底釐清犯罪事實,就不能真正地「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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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廿八日,西非洲曾為法國屬地一百五十年的象牙海岸(英文雖為Ivory Coast,但象國政府堅持:不問何種文字,必須一律使用法文Cote d’Ivoire,做為該國的正式名稱)舉行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結果鬧出雙包案。推究原因,仍是種族與宗教分歧所造成。

         除南非外,象牙海岸一向被視為黑非洲最富有、最進步的國家。三十二萬二千平方公里的面積、比台灣大九倍,人口依照去年估計,約二千零六十一萬,比台灣還少。因為地處熱帶,農業發達,盛產可可與咖啡,國際貿易從來都出超,使其它非洲國家直流口水。

         一九六○年我初次訪問非洲,第一站就到象牙海岸當時的首都阿必尚(Abidjan),簡直是個小巴黎。當時正值非洲各殖民地紛紛獨立,贏得舉世同情與支持。同年八月七日,象牙海岸脫離法國控制,正式獨立。開國的總統伍弗布瓦尼(Felix Houphouet-Boigny),曾在法國戴高樂總統的內閣擔任過部長,備受非洲其它各國尊重,儼然以非洲領袖自居。

         二十世紀的六○與七○年代,象牙海岸在安定中成長,原可維持繁榮。但殖民主義遺留的種族糾紛與宗教衝突,持續發酵。主要原因就是十九世紀末期,歐洲列強瓜分非洲領土時,全然不顧土著民族的歷史或文化傳統。到廿一世紀開始,終於把象國撕裂。

         白人入侵非洲前,象牙海岸原有幾個土著王國,包括Gyaaman、Kong、和Baoule等。十九世紀開始不久,法國人左手拿著聖經,右手提著槍炮,率先到象牙海岸殖民。一八四四年,法國政府先把這塊土地變成它的保護國,自然是因為該地盛產的象牙,行銷全球;正如鄰近的黃金海岸(Gold Coast)盛產黃金一般(黃金海岸後改名為迦納Ghana,被英國佔領)。一八九三年,法國把象牙海岸改成屬地。但准該地選舉少數議員,出席巴黎的國民議會(Assemblee Nationale),以示母國對殖民地一視同仁,不分軒輊。

         伍弗布瓦尼一九九三年去世後,象牙海岸好景不再。世紀交替之際,一九九九年和二○○一年間,發生過兩次政變,外加一次內戰,起因都是種族與宗教糾紛。住在象國北部與西部的民眾多數信奉伊斯蘭,每天要朝北方禮拜五次。而東南部近海地區人民,多數是天主教徒。信仰如此南轅北轍,局部衝突常會演變成大規模的械鬥,屢有死亡。

         這裡面還牽扯到經濟問題,象國鄰近的貧窮國家,如馬利(Mali)與布金納法索(Burkina Faso)等,鄉下人窮得衣不蔽體,非洲國家邊境都不設防,常有大批到象牙海岸謀生。非洲又沒有戶籍制度,馬利來的移民,自然被象國的伊斯蘭信徒吸引,加入北方那邊。

         象國有一百多個大小政黨,總統選舉只有四個黨競爭。真正具有實力者只有二人:執政的「象國人民陣線(Front Populaire Ivoirien,簡稱FPI)」候選人,就是現任總統葛巴博(Laurent Gbagbo,非洲人姓名中每一字母都必須發音,台灣報紙省掉G字,譯作巴博,不合非洲習慣)。另一位則是反對他連任的「共和人民大會(Rassemblement des Republicaines,簡稱RdR)」黨魁,名烏阿塔拉(Alassane Dramane Ouattara)。

         非洲的選舉,關起門來做票或虛報選票的情形,稀鬆平常。依照獨立選舉委員會(CIE)的統計,烏阿塔拉獲得五四.一%的票,當選下屆總統。但是受政府控制的憲政委員會(Conseille Constitutionale)卻說,葛巴博總統獲得五一.四五%的票,勝過烏阿塔拉。葛巴博立即自行宣布,他當選連任了。

         婆說婆贏了,公說公沒輸。怎麼辦呢?憲政委員會裝模做樣地調查了一番,還派員重新驗票。十二月三日,憲政委員會宣布調查結果,認定北部若干地區選舉有弊,所以那些投給烏阿塔拉的票,統統無效。問題在於聯合國所派觀選團、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法國和美國,都認為實際當選總統的是烏阿塔拉。國際輿論也站在反對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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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府公報第245號刊載行政院長閻錫山代行總統令政府遷設台北。(本報資料照).jpg 

    百年來,幾個關鍵年代的關鍵事件值得我們仔細回味。這些歷史轉折深深影響這塊土地上的每個人,形成社會文化最深層的集體記憶。

    重回祖國懷抱▲1945年10月25日,台灣人滿懷期待慶祝光復。(本報資料照片).jpg 

         甲午戰爭 台灣民主國夭折

         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戰爭,讓台灣從清朝的領土變成日本的殖民地。當時清朝慘敗,被迫割地賠款,清朝代表李鴻章與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於四月十七日在日本下關(馬關)簽訂「馬關條約」,從此開啟了日本在台殖民五十年的歷史。

         台史博館長呂理政指出,日軍攻台之初,台灣人曾經短暫成立「台灣民主國」,以藍地黃虎旗為國旗,原台灣巡撫唐景崧被推選為總統,不過,沒多久唐景崧得知戰事不利即逃回中國,剩下台灣人為保衛鄉土而戰;而劉永福於台南,對戰事未多加支援,日軍行至台南時,倉皇出逃,「台灣民主國」僅維持五個月就滅亡。「台史博迄今保存了一百多年前台灣民主國郵票與官銀票(鈔票);當年台灣民主國是出於外交設計,並非真有心建立新國家。」

         二戰落幕 終止日殖民統治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落幕,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終止了對台殖民統治。呂理政強調,當年十月廿五日在台北公會堂(今日中山堂)舉行「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台灣人以歡天喜地的心情回歸「祖國」,路上掛著歡迎布條,有人卻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掛反了。「當時許多台灣人對國民政府很陌生,但卻充滿了期待。」

         然而國共內戰再起,國民黨在大陸節節敗退,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播遷來台,二百萬軍眷離鄉背井逃難到台灣。當年台灣人口約六百萬,來自大陸的二百萬人改變了這塊土地上許多人的命運。許多人最後終老於這塊土地,他鄉變故鄉。

         二次大戰前出生的台灣人,原來在學校學的是日語,國民政府來台後,「國語」變成了北京話,一切都要從頭學起,部分人士對國家認同有了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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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美國司法部對我國面板業者祭出重罰並對其高階負責人追究刑責之後,歐盟執行委員會又於日昨宣布,針對台灣和南韓五家液晶面板製造商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即反托拉斯法)一案,處以6億4千9百萬歐元罰金。台灣四家受罰廠商中,以奇美電子的3億歐元罰金最高。國內各界及相關部會的反應,又與上次友達高階主管因違反反托拉斯法而被美國法院限制出境時如出一轍:「如果企業提出需求,政府會盡量協助」,「三星,要有商道!接下來走著瞧」,業者又是無語問蒼天「政府,你在哪裡?」奇美電子大股東、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並親自出面發表聲明,強烈表達異議。

         國內相關企業此時滿懷悲憤情緒,可以理解,但是客觀冷靜來看,本案涉及反托拉斯法(在我國為公平交易法)事件,與國際競爭之公平性與全球消費者之利益息息相關,並非「楊淑君事件的經濟版」。尤其在已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中,各先進國家均會對影響其國內經濟與消費者利益之違法行為行使管轄權,國人反應不應流於「保護國家產業」、「對抗歐美霸權」,而是應該反問我們的公平會在哪裡?並深刻反思如何協助並引導我國產業遵守國際競爭法規。

         在前次友達事件發生後,本報社論就曾指出:「比較嚴肅的問題是,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是否與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建立資訊交換與合作的管道,以便相互協助執法……公平會應該利用此次機會與美國建立上述工作關係,先提供國人正確資訊。其次,從2006年開始美國司法部、歐盟貿易委員會、日本及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就已陸續對LCD面板產業進行廣泛反壟斷調查,其中涉及我國多家企業,若其果然有此等行為,勢必也會對我國市場及消費者發生影響,但是迄今未見公平會展開相關調查,公平會是否該展現公權力?」

         依據公平會制定的「對於涉外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會對涉外案件似乎僅依賴檢舉,該原則並沒有說明公平會將如何主動依職權調查,及如何與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合作取得資料,而僅規定公平會在蒐集域外資料及證據時,僅能尋求相關廠商協助取得可公開之資訊, 函請相關外國事業自願性提供該會所需資料,及函請外交部或經濟部駐外單位協助蒐集。此等規定實出於我國外交處境、域外執法困難而不得不有的妥協。然而依據報載,歐盟執委會指控台灣和南韓6家面板廠商(含三星),在2001年10月至2006年2月間,每月一次,總計約60次於台灣的飯店,舉行代號「液晶會議」的秘密聚會,分享商業機密資訊,涉嫌聯合操縱面板價格。若此項指控真實,則該等行為發生在我國,而且以國內廠商為主,公平會並沒有任何執法上的困難,就必須依法調查該等台灣面板廠商有無違反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4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規定。在歐盟及美國紛紛積極行使其反托拉斯法之管轄權以保護其消費者利益的同時,身為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公平會,再保持沈默就有失責之處。

         本案同時彰顯公平法不足之處。首先,對惡性重大之聯合行為,依然只能依據「先行政後司法」方式加以處分,對於業者不足以產生警惕嚇阻作用。其次,公平法對於違法業者所處罰鍰最高僅5千萬新台幣,罰金最高也不過1億新台幣,公平會執法近二十年以來,累積的罰鍰總金額不過新台幣27億2千萬元,相對於歐盟此次處罰台灣廠商罰鍰新台幣260億元,真是天壤之別。而歐盟罰鍰之所以這麼高的原因,就是最高可以課處違法業者上一年度營業額十分之一,公平法實在應改變罰鍰計算之標準並提高其上限。

         最後,我國業者為尋求免於國際反托拉斯追究之「庇護所」,未來可能會將反競爭行為移往中國大陸,而歐美下一波執法的活動也不會手軟,國人也不會容許公平會不聞不問。如此一來勢必牽動兩岸競爭法執法上的互動,然而對岸的競爭法剛在起步階段,執法機關沒有整合,執法對象又多以國企或黨營企業為主,因此在競爭法的互動中,兩岸可能先要克服許多困難,才能談到合作,公平會對此做好準備了嗎?

  • 2010-12-12
  • 工商時報
  • 【本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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