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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所稅開徵方案中,企業最低稅負制稅率規劃調高至12%,半導體龍頭企業台積電,設算將因此增加30億元所得稅。新增30億元所得稅來自何處?財政部與台積電近日頻頻隔空交火,各執一詞。納稅是義務,課稅不問多寡,只問合理與否。台積電多繳30億元合不合理,原本可以討論;但在政府執意強推證所稅立法之下,台積電的「30億元」已無充分論辯的空間。台積電這筆帳,不管誰算得對,都突顯這場急就章的改革,早已注定沒有贏家。

立法院臨時會24日展開,證所稅立法被放進第一案,國民黨宣稱這項法案的阻力已經下降;財政部長張盛和也指出,此刻是「接近開徵證所稅的最後一哩路」。府院黨幾已無異議,證所稅最快可望在周三(25日)拍板,三讀過關。

然而,繼中研院之後,中經院也下修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預測,不管是中研院預估的1.94%,或中經院的2.36%,未來台灣經濟前景的嚴竣應已成為共識。當穩定成長中的美國,也為年底接踵而至的「財政懸崖」可能重創其經濟成長,感到憂慮之際,我國政府在國際大環境極不看好之下,仍高舉公平正義之旗力推帶有增稅改革意味的證所稅,自然會令企業與投資人格外抗拒。台積電的不平之鳴,政府實不宜單純解讀是享受免稅的既得利益者,對「開徵證所稅因而增加稅負」,發頓牢騷而已。

證所稅相關修法案中,營利事業買賣證券的所得仍維持在最低稅負制下課徵,稅率則從原本的10%調升到12%。最低稅負所得稅率拉高,代表企業對國庫的基本財政貢獻也會一體上升。換言之,不論企業證券所得比重高低,稅負上揚將是現實。正如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所言,台積電的營業收入與證券所得毫無相關,卻必須為了證所稅開徵而多繳30億元所得稅,只有「無辜遭波及」可以形容。

財政部的說法則全然相異。財政部認為,台積電稅負上升並非來自於開徵證所稅而增加的最低稅負所得稅率2個百分點,而是兩個原因所形成:一是營所稅率調降為17%,台積電的一般所得稅減少,相對最低稅負應納稅款就會增加(如此才能維持其基本應繳稅捐的水準);二是台積電享有最低稅負的信賴保護免稅所得接續到期,自然推升其應納稅負。財政部認為,台積電確實需要多繳稅,但更精確的說法是減稅利益縮水,並非實質稅負增加。

不論是減稅利益縮水,還是實質稅負增加,台積電的30億元都是紮實存在的。持平而言,證所稅自研議之初,除金融產業外,多數企業在政策研擬過程中鮮少有置喙餘地,台積電等高科技業者自是其一。因此也可推測,未來意外被迫增繳稅負的企業,不會只有台積電一家。面對即將來襲的嚴竣景氣,政府應該雪中送炭,帶領企業力抗寒冬,而非落井下石,假公平之名,殺雞取卵。

或許,從國庫眼中看台積電,這類國家長年藉由龐大且優惠的租稅獎勵政策培植茁壯的科技產業,縱使多繳30億元所得稅,都是對國家的回饋,算不了什麼。然而,當企業對開徵證所稅的必要性出現質疑,甚至怨嘆變成陪葬品時,「台積電的30億元」就不只是一串數字而已,它代表政府背棄對企業的承諾,以及承諾面臨改變時,執政者輕率的表現。

證所稅開徵已經箭在弦上,看來亦是不得不發。台積電的「30億元」若至此無解,未來還有誰相信政府所謂的改革,能夠實現興利除弊、共生共榮。

【2012/07/25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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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國大陸金融主管機關對於利率政策採取的運作,讓人頗感意外。除了6月初突然祭出降息手段,又在不到1個月之內,接連降息兩次;另外,還兼採了利率自由化、存貸利率降幅不對稱等措施。如此作法,對大陸當前總體經濟的優劣得失究竟如何,值得細加探索一番。

     首先應該注意的是,這一波降息,透露出大陸政府的「急切」心態,也就是這波降低利率,動作出奇地快,下手力度也偏重,明顯超出了外界的預 期。由此可見目前大陸總體經濟「欲振乏力」的問題,已凸顯到必須趕緊下猛藥的程度。大陸今年第二季經濟成長率昨天公布僅為7.6%,創金融海嘯以後新低, 未來展望也並不樂觀。

     大陸政府主管部門這種「急著救經濟」的作法,似乎有個後遺症,就是「自我示弱」,難免會讓外國人更加看壞中國經濟,也會衝擊大陸本土廠商 的經營信心。因為大陸當前的經濟不景氣,情況並沒有比2009年國際金融海嘯肆虐時嚴重。相對於海嘯當時,大陸政府的老神在在,沉著出招,這次卻是匆忙出 手,似有藏不住「焦慮」的意味。因而會讓人聯想到,當前大陸經濟問題的嚴重性,可能超乎想像。這對大陸的招商引資工作,明顯是很不利的。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大陸這次的救經濟手法,也有可取之處,就是坦誠面對現實,不故作淡定,也不刻意用財政擴張手段,來虛飾經濟增長數字。 要是用老套的話,大陸政府現在可以大肆擴張工程建設,來拔高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數字,然後對外宣稱中國經濟好得很。這一次並沒有這樣做。且當局連 「打房」政策也不讓步,使房地產炒作風難以乘機死灰復燃。

     藉著這波降息與利率自由化舉措,大陸「救經濟」的手法已告翻新,也就是「金融刺激」手段崛起,部分取代了「財政擴張」的功能,因而不再側重「大興土木」的經濟增長模式。換言之,大陸政府顯然要運用新的利率政策,來充分激發社會資金的動能,使其對大陸經濟增長發揮更大的推動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以經營工商實業為主軸的「實體經濟」,可望得到更多的金融支持,而擁有新的發展契機。

     不過,大陸銀行業卻正在變成「輸家」,因為這波利率調降與利率自由化,採取了「存貸利率降幅不對稱」的手法,存款利率降得少,貸款利率降 得多,使銀行利差顯著縮水。如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從6.56%降到6.00%,加以其浮動下限從「打9折」調為「打7折」,銀行貸款利息收入因而損失甚大。

     反之,銀行對存款客戶利息支出的減幅卻相對狹小,因這波利率調整,雖把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從3.5%降為3%,但卻開始實行「上浮1 成」的新辦法,即最多可以加碼到3.3%,這比起原先的3.5%,只降了0.2個百分點。存款利率和放款利率的降幅如此不對稱,致使大陸銀行業過去的「暴 利時代」走向終結。

     相關跡象表明,大陸政府正在促使銀行業「讓利」,以換取其他各行各業的繁榮。這是大陸經濟發展的新一套「劇本」。但值得注意的是,銀行業過去在大陸股票市場中,一向扮演「頂樑柱」的角色,是股市行情的主要支撐者,也是大陸吸引外資投入的重要平台,將來如大陸銀行業的獲利平滑化,可能會減損大陸整體資本市場的吸資能力。因此,大陸政府應加速培育新的「投資熱點」,以維持資本市場的吸資魅力。

     除此之外,大陸這波利率政策運作,是否能惠及中小企業(包括台商),也很令人關心。因為中小企業目前的金融問題,主要在於「借不到錢」, 而不是利率水平之高低。偏偏最近銀行利率的接連下調,既已使銀行業獲利能力顯著降低,則銀行業者勢必更不願去承擔中小企業貸款的風險。

     針對這個問題,大陸金融當局可以採取一個辦法,就是把貸款利率自由化的體制架構,加以強化和細化,使其具備「利率定價」的充分彈性。在這 種情況下,申貸的中小企業,即能按其各自的信用狀況,分別適用對應的利率檔次,並順利貸到款項。如此相關利率新政策的效益,也將因此而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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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日前發表了「2012世界投資報告」,台灣2011年的外資流入量竟然是以「淨流出」20億美元的成績,在211個 經濟體中僅僅領先了安哥拉,引發媒體「連北韓都不如」的批評。對於近來在各種國際評比中獲得不少佳績的台灣而言,這種成績可說是被賞了一記耳光,讓經常自 我感覺良好的政府頓時暈頭轉向。

在消息傳來之時,政府相關部門的回應除了大表驚訝以外,只能以近年核准外資流入都在40億美元以上,雖然受到金融海嘯影響,但仍然樂觀看待來回應。如此難堪的表現,迄今仍未見任何具說服力的解釋或政策說明,來挽回國內外企業及民眾對政府吸引外資信心,狀況著實令人憂心。

誠然,外資「淨流出」的原因,是部分外資進入的型態是以併購的方式掌握台灣企業的股權,在歐債危機的壓力或已經獲得資本利得的情況下,集中在去年出售持股 並匯出台灣,自然就造成這種淨流出的現象。將這種現象解釋為台灣對外資的吸引力淪為全球最差者之一當然並不合宜,但在台灣出現這種外資負流入的現象的確是 首次發生,值得政府高度重視。

其實,台灣在吸引外資流入的戰後歷史上,曾經締造過輝煌的績效。我國在1954年通過了「外國人投資條例」、1955年通過了「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在當 時是亞洲的領先者,讓境外來台投資的資本獲得了基本的保障,促使台灣成為當時全亞洲吸引外資僅次於以色列的國家,遠遠超越了日本及韓國;在毫無自然資源的 情況下,外資構成當年台灣固定投資一成左右的力量,特別是電子業的基礎完全來自於外資。

在1966年高雄加工出口區開始運作之後,外資更成為台灣經濟成長最出色的動能,除了大量創造就業,還帶來了出口、管理、技術等多方面的績效,讓包括韓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前來學習亮麗的「台灣經驗」,台灣儼然成為全球開發中國家吸引外資的典範。

曾幾何時,吸引外資典範的台灣,竟然淪為外資流入為負數的經濟體,不管是僅僅1年的短期現象,或者是連續數年崩盤現象的開始,這都是一個十分嚴肅與難堪的 現象,必須以最高度的重視來面對這種挑戰,因為外資的毛流入(gross inflows)已經明顯不足,才造成淨流入(net inflows)為負的後果;如果還掉以輕心,以短期現象來自我安慰而不求上進,就是個十足阿Q的政府,讓外資流入成為長期負值的機會將會越來越高。

其實,由政府對外界的回應,已經可以看出目前的政府已經缺乏能力面對世界的挑戰,因為他們對於事情的來龍去脈顯得毫無頭緒。豈只是這件事,只要有任何不利 形象的情事發生,政府幾乎都必須依賴那些和政府關係密切的「智庫」來進行政策辯護;由於自己不太進行研究,政府本身逐漸成為各種研究案的「發包中心」,乃 至於對許多當前世界的發展模模糊糊,必須仰賴各個智庫來提供「政策建議」,這和新加坡政府的狀況真有天壤之別。

簡單來說,外資對台灣逐漸失去興趣的原因有三:其一,是面對中國大陸這個超級吸引機的競爭,取代了台灣對外資的功能;其二,是當前世界各國對能源和資源的 奪取激烈,台灣毫無條件去競逐這種外資來源;其三,是除了必要的管制外,各國年年都在積極開放對外資的管制,在這方面,台灣卻是個相對落後的競爭者,包括 自由貿易協定的嚴重缺乏。

現在的政府已經執政4年多,在吸引外資的策略和技術上似乎都沒有足夠的新作法,你說誰該負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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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益世貪瀆案震驚全國。最令人震驚的還不是貪瀆本身,而是索賄的惡形惡狀,以及被揭發後的「有恃無恐」及「賊喊捉賊」;若非證據會說話,幾乎所有人都被他唬住了。一位昔日的反貪急先鋒在官位上升中,快速淪落為貪腐急先鋒,這種巨大反差,與標榜「清廉勤政愛鄉土」的阿扁如出一轍。大家不得不反思,台灣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西方稱東亞為恥感社會,意思是害怕丟臉的社會,這種社會盛行集體主義外部制約的「他律」行為,有別於西方人格獨立教育及基督教罪感教育下的「自律」行為。台灣賭風熾烈,多數人卻反對開放賭場,就是面子(開放賭博有礙集體觀瞻)壓倒裡子(賭博並無罪惡感)、他律宰制自律的證明。從這一視角出發,才能理解恥感社會許多人「說一套,做一套」及「滿口仁義道德,背地男盜女娼」的原因。

     事實上,儒家開創的恥感社會原是要求自律而非他律的,孔子說「行己有恥」、「知恥近乎勇」,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甚至明代呂珅說「五刑不如一恥」,都是講究自律。但這些君子條件被帝王齊一化、普遍化後,他律就超越了自律,在強迫性的三綱五常下,表演取代了實質。曾國藩的《面經》坦承「活好一世之要訣在於保護臉面」,他為面子而苦苦掙扎的天人交戰畫面表露在其日記及家書中。曾國藩為顧面子而顧裡子尚且如此辛苦,其他像阿扁及林益世顧得面子顧不得裡子,裡子一掀臭不可聞,就不足為奇了。

     問題卻在,恥感社會面子壓倒裡子的情況不能任其發展,否則社會墮落將不知伊於胡底。中國歷代亡國前,都是要面子不要裡子或面子裡子全不要發展到最高潮時,必須等到新朝代建立,再來雷厲風行,重振官箴。現在是民主時代,透過司法偵辦「現身說法」及媒體批判,已經可以起到一定震懾作用。如果能在裡子上更下功夫,也就是不只是政府表面反貪,而是以積極肅貪,確立官僚系統清廉常態,鼓勵公務員人人維護清廉榮譽,整個社會再加強知恥教育,像當年紅衫軍運動一樣(總統府前廣場也該改稱「反貪腐知恥廣場」),反貪才可能真正深入,內化成人格的一部分。

     和台灣同為恥感社會的日本有一作法,頗值台灣借鏡。日本國會議員和台灣立委素質不相上下,台灣兩位大貪官阿扁及林益世都是立委出身,如同日本大貪官田中角榮也是國會議員出身;台灣在野黨只管反對,日本在野黨國會議員也只管暴露執政黨缺失,朝野各黨都以下一次選舉成敗為主要考量,無暇顧及有利民生或下一代發展的大計,它們的存在只能說是「民主必要之惡」。但幸運的是,日本真正的菁英不在國會,而在官僚系統,民選官員也對非民選的行政官員尊敬有加。

     日本行政官員人少質精,掌握極大權力,是國家政策執行者及推動者(就像日本連續劇《官僚之夏》所顯示),優秀大學畢業生視進入政府機構工作為榮耀。在他們心目中,日本的國家利益是靠他們來守護,而非有選舉壓力、經常口是心非的國會議員,他們的收入也許不及民間企業,但民間企業沒有他們的榮耀感、自豪感、使命感,他們的專業能力甚至使他們輕視信口開河、投機倒把的國會議員。正由於他們的榮譽感,日本公務員的貪汙醜聞較少發生,司法系統也緊盯官員貪汙不放。

     台灣要反貪,就要加強知恥教育,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肅貪來回應社會期待、重整官箴,同時要學習日本官僚體系的做法,讓恥感社會的知恥成為裡子,而不只停留在面子。(作者為專欄作家)

  • 2012-07-09 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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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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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孫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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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日前社論曾指出,全民都不願見到房地產泡沫,因此除了中央銀行外,政府相關部門也要一起努力,做好配套規劃,否則只有央行的選擇性信用管制和限貸令,不可能就使國內房地產市場從此健全發展。我們樂見內政部日昨決定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將於8月1日上路,金管會也將強化管理素地放款等措施。在此,我們願意就此問題做進一步探討。

     回顧央行的打房措施,首波是從2010年7月實施,降低台北市和新北市10個地區的房貸成數並取消寬限期,至同年12月底的第2波則再增加3個地區,同時對土建融資嚴加控管。除了央行選擇性信用管制,總統大選前的去年6月,財政部則推出奢侈稅,迄今滿周年。

     然而,依台灣不動產交易中心統計,今年第1季台北市房價比去年同期上漲5.46%,新北市上漲3.96%,全台五大都會房價依然上漲。再看央行最近公布的統計數字,5月銀行購屋貸款和土建融餘額同步暴衝,其中房貸餘額創下5.28兆元新高,土建融餘額為1.44兆元,也是新高。根據銀行業的說法,央行土建融控管是從2010年12月展開,統計到5月止,此期間土建融仍增加1,746億元,顯示上述緊縮措施對降溫房市的效果有限。

     房地產業界人士則分析,房市轉熱主要是因部分買氣受大選影響延後到5、6月,加上3、4月以後的油電雙漲措施,引起物價上漲的預期心理,對買房抗通膨也產生一定效果;而且除了央行房市管控和奢侈稅,政府相關部會也沒有其他降溫房市配套措施,致使買氣在觀望期後再次出籠。

     日前央行在6月理事會後宣布8,000萬元以上豪宅限貸令,顯然就是預先看到這個不太令人滿意的數字,而進一步採取的對策。其後央行將管控對象更擴及中南部投資客,具體動作就是發文全體金融機構,要求今後每月5日要繳交編寫「豪宅月報」;除雙北市外,台中市、台南市和高雄市也要單獨統計,顯示央行對中南部房市關切度提高。於此同時,金管會計算壽險RBC時,擬對投資中南部不動產加碼計提,凡此可證政府打炒房似有向南擴散的趨勢。

     另外,繼央行之後,金管會主委陳裕璋也接著表示,素地較易炒作且風險較高,金管會將強化管理素地放款。目前了解,金管會將對素地放款以抽查方式辦理專案金檢,重點放在銀行鑑價的準確度,其目的就是要協助央行的信用管制措施,得到進一步強化和增加效率。

     針對上述台灣五大都會的房價繼續上揚,央行在不久前出爐的金融穩定報告中,提醒銀行注意房價反轉的風險。這項報告明確指出,台北市房價所得比去年第4季為15.3倍,房貸負擔率高達47.8%,兩者均在高檔,未來一旦房價反轉直下,對市場衝擊非常大。政府主管部會關切房價,當然有其必要,因為日本的房產泡沫導致20年的失落,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成2008年的金融海嘯,最新的例子則是西班牙的房地產泡沫造成接近25%的高失業率,這些都是我們的前車之鑑。

     不過我們認為目前政府單位對房地產市場所提各種措施均著重在防弊,反而很少觸及興利作為,是以我們要再次提出三點意見,提醒執政當局注意。

     其一,雖然許多先進國家因為房地產泡沫,而使國家經濟陷入困境,但是各國仍有其不同的經濟條件和社會環境所致。例如日本是因為國民所得已提升至高點,公共建設也多完成;西班牙其實主要是加入歐元區,且本身對外貿易競爭力不足所致。但現在台灣房地產仍扮演著重要的產業火車頭角色,過度的信用緊縮措施,將會影響正常的建築貸款和房屋貸款,央行和金管會也應注意。尤其近來房地產成交量萎縮已透露出若干令人憂慮的訊息,政府雖然原本只想壓抑房價,但通常也會造成極大副作用,導致整個房地產市場的低迷不振。

     其二,各國土地面積不同,經濟發展條件不同,如何防範房地產泡沫於未然,各有不同的方法。現在央行已帶頭執行選擇性信用管制,金管會也協助金融檢查,加上財政部的奢侈稅、內政部的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每一項都有其政策考量,無可厚非。然而最近合宜住宅開始登記後,才知道有那麼多的民眾具有合理房價的需求,可見政府不能僅著重在打房,更應積極增加適當的供給,並配合完善交通建設。能夠如此,則不僅可以壓抑房地產的投機炒作,也同時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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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制,是財富再分配的手段,國家藉由稅金的「收」與「用」,讓社會財富分配合理化,提升資源的效用,增進整個社會的福祉。這原是和每一個民眾切身相關的事,我辛辛苦苦賺的錢,為什麼要繳稅?誰該多繳誰該少繳?繳出去的稅都做了些什麼事?是用在自己身上了、幫助別人了,還是被浪費掉了?民眾都該清清楚楚的知道,並且監督政府建立最公平的稅制、將稅收做最有效的運用。

     但是台灣民眾在這方面的資訊、知識和觀念,長期以來都是非常不足的。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國家整體需要的稅收是固定的,某些人少繳了,表示必然有其他人負擔加重了。台灣近幾年來,拚命降有錢人的稅,造成稅收不足,只好舉債因應,而這些債務加利息的沉重負擔,到最後大部分還是落到受薪階級頭上,債留下半生及子孫。這是最不公不義的事,但受薪階級卻完全無感,沒有人抗議,為什麼?

     再舉一例,我主張單身的人多繳稅,被罵到臭頭。但是當我換一個方式問,政府多照顧、友善家庭好不好,大多數的人又點頭贊成。其實這兩件事是完全一樣的,因為政府掌握的整體資源也是固定的,多分給了家庭,可以給單身的就少了,等於加重了單身者的負擔,等於單身者多繳了稅。換了一種說法,民眾的反應便大不相同,又是為什麼?

     可見民眾嚴重缺乏對稅制的基本理解,學校教育沒教,財政部也沒從事應有的宣導。至於為什麼不做?則是因為我們的稅制實在太爛,歷來政府不敢讓民眾了解,只好採用愚民政策,最好大家都不懂,乖乖繳錢就是了。而民眾則是誰該繳、繳了做什麼用,都不知道也不關心,只求少繳錢就好,最後吃虧的是普羅大眾受薪階級。

     因此政府應每年公布財稅白皮書,說明錢從那裡來,誰付的錢,錢到那裏去,如何逐步增進負擔的公平,又國債增減多少,如何償還避免債留子孫或下半生。各地方政府應比照辦理,避免會舉債撒錢的就是施政滿意度高。

     國內的若干財閥利用財稅不透明這一點,已不知占了多少租稅減免及補貼的好處,台灣的稅收佔GDP(國內生產毛額)是全球最低的、資本利得幾乎不用繳稅等等,隻字不提,反而是一聽到要加稅,就說生存不下去,威脅要出走,根本是沒良知的黑心商人。如果這些人所言屬實,我倒想請問,其他抽取較高稅額的國家,如美、加、紐、澳、丹麥、挪威、芬蘭、瑞典等等,企業有沒有全部跑掉呢?

     主張有錢人多繳稅,特別是資本利得,絕非仇富,只是求最起碼的公道而已。稅制若再不改革,長此以往,總有一天民眾會起來革命的。

(作者為前衛生署長,目前擔任亞洲大學講座教授)

  • 2012-06-12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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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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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楊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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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台灣中學的西洋史課程中,鮮少提及美國在獨立戰爭結束後,仍然與英國不時發生衝突,甚至還發生了1812年戰爭,英軍進攻華盛頓,美國總統麥迪遜倉促逃離白宮,直到1815年簽訂肯特條約(Treaty of Ghent)才告一段落。

讓歷史學家對此戰爭感到興趣的不僅是為何美國會捲入歐陸的戰爭,和英國發生軍事衝突,更重要的是雙方都宣稱是1812年戰爭的贏家。美英雙方為何會各自有所解讀,兩百年後是否有較為客觀的看法?

首先,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歐陸的法國秉著「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概念,強力支持一個可以弱化強敵英國的美國獨立運動。法國不僅搶先給予外交承認,還提供美國各項資源,並派軍事顧問協助美國對英作戰。法國大革命發生時,大部分美國人都認為美國的革命戰爭和隨後建立的民主共和,是背後的推動力量,因而給予較多的同情。即使後來法國大革命變了調、拿破崙崛起並發動歐陸戰爭,美國名義上保持中立,但實際還是偏向法國,對英國較有敵意,特別是在曾擔任駐法國大使的民主共和黨領導人傑佛遜出任總統後,這個傾向更為明顯。

傑佛遜及後繼的麥迪遜不願配合英國對拿破崙的海上封鎖,持續和法國進行貿易,不僅導致美國船隻被攔劫,船員遭徵役(impressment),儘管美國的軍事力量、特別是海軍,仍然無法和英國對抗,但最終還是因無法忍受羞辱與英國走向戰爭。麥迪遜總統在六月一日將對英的戰爭宣言送到國會,眾議院以79對79票、參議院以19對13票通過宣戰,六月十八日麥迪遜簽署後正式生效。

由於英國在海軍方面有絕對的優勢,因此麥迪遜希望美國能入侵仍屬前者殖民地的加拿大,讓忙於歐洲戰事的英國無暇西顧時,儘快取得陸戰的勝利。不過,這個北征的政策並未如想像中順利,許多在獨立戰爭中忠於英國、避居加拿大的「效忠者」(loyalists)奮起抗敵,讓美軍遭逢極大挫敗。不僅如此,英國的盟友─美洲印第安人在西北領地(Northwest Territory)和英軍合作,拿下底特律和芝加哥。雖然美軍後續在五大湖地區拿下一連串勝利,保住了西北領地,但卻無法征服加拿大。

英國在拿破崙戰爭告一段落後,於1814年一度入侵華盛頓,火燒白宮,是911之前美國本土被攻擊的最重要歷史事件。在雙方沒有突破性的軍事勝利之際,兩國於1815年簽署肯特條約,明訂國土疆界回到戰前的現狀(ante bellum status quo),同時隻字未提有關導致戰爭的爭議。倒是未知已有肯特條約簽署的傑克遜將軍,在雙方達成和議後於紐奧爾良擊退了入侵的英軍,成了民族英雄。

由於沒有任何的領土變遷,也沒有戰爭的賠償,因此讓雙方可以對此戰爭的結果各自表述。英方認為阻止美國占領加拿大和封鎖美國的大西洋貿易,導致拿破崙的垮台是重大勝利;美方則認為成功地破壞英國印第安人的結盟,讓美國可以有效地向西擴展,同時心理層面上正式脫離英國均可證明它贏得這場戰爭。

美國的星條旗(Star-Spangled Banner)國歌之歌詞,出自於英軍對巴爾的摩麥克亨利軍營(Fort McHenry)攻擊的美國詩人之筆,或許這首激勵美國民心的國歌,才是1812年戰爭最重要的遺產。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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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台北的經濟天空有些像「新希臘」─四處出現了悲觀的經濟預測。鴻海董事長郭台銘說:歐洲真的不好;明年美國一定不好;大陸出口衰退擴大。日圓先生原英資預測:今、明兩年會是全球最差兩年;美有可能陷入「失落十年」。世銀預示:東亞成長將減速。

這些沮喪預測的最大貢獻是:可以促使警覺性高的國家及企業做出及時調整,減少厄運的產生。正如諾貝爾獎得主薩孟遜所揶揄:「如果要做預測,就要不斷地預測(來修改自己的錯誤)」。

在這一不確定時刻,卸任不久的白宮國家經濟會主席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將於明天應遠見雜誌之邀來台演講,來得正是時候。面對當前經濟情勢的大混沌,這位曾任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的學者會說些什麼?先讓我整理出近年來他的一些經濟思維。

美國民主黨人多是凱因斯信徒,贊成政府積極參與經濟事務,所以1971年當共和黨的尼克森總統說,「我也是凱因斯信徒」時,就成了「時代雜誌」的封面故事。當市場經濟大師佛里曼2006年11月去世時,民主黨的桑默斯居然在紐約時報撰文:認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上半世紀是凱因斯,下半世紀是佛里曼。他並宣稱:「我們也都是佛里曼的信徒。」(但那時金融海嘯尚未發生)

三年前面對金融海嘯,他是歐巴馬政府中首席經濟參與者,每天都向總統做簡報。《經濟學人》曾將美國政府因應經濟衰退,結合各種資源配置的經濟政策稱之為「桑默斯定律」。他還兼任政府政策的發言人,更是美國振興方案、創造就業機會及金融穩定計畫的主要設計者。

當他於2010年底離職時,歐巴馬說:「我永遠心存感激,有桑默斯這麼一位有才識、經驗和判斷力的人,帶領我們的經濟團隊,走過1930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並使經濟恢復成長,我將持續請他提供我各種寶貴的建議。」

但是,對於這些政策組合,學者如克魯曼就批評公共支出數額太少,決策時間太慢;媒體也暗喻:他率直及傲慢的個性難以相處,與大企業也有密切往來。

再回哈佛後,他在金融時報的專欄中,強烈呼籲對付當前經濟衰敗,政府要多用擴張性、少用收縮性的政策。這也就是當前德國方案與希臘方案之爭。換言之,他儘管稱讚佛里曼,但對付當前經濟衰退,還是要運用凱因斯的理念:擴大支出,刺激成長,增加就業。

任職白宮期間,他曾專程赴北京協商兩國匯率、貿易逆差及自由化等問題;媒體曾報導他的「金融恐怖平衡」(balance of financial terror)論點。按照這個說法,中美任何一方若做出一個錯誤的貨幣決策,就會使雙方遭殃,甚至波及全球金融體系。正因存有潛在「恐怖平衡」,反而減少恐怖的發生。

他對中國看法可以歸納成四點:一、中國的高度經濟成長是不可忽視的成就,但不能因此預測會持續下去。二、從中國的快速發展經驗,美國可以提醒自己的是:改進教育品質、投資於研究和發展、人民要多儲蓄,政府要減少赤字。一國的繁榮並不必構成另一國的威脅,美國民眾應當歡迎其他國家的繁榮。三、中國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遠遠落後美國幾十年,政府遲早要投入大量資源,費盡心思來面對政治、環保、金融、社會等改革。 四、200年後的歷史學家回顧美中關係,其重要性會遠遠超越「冷戰」及「回教世界的變化」。因此,兩國都要彼此瞭解、彼此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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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美國總統艾森豪曾在卸任演講警告國民,許多軍工產業越做越大,連帶一批相關企業,形成一股不可漠視的政治勢力。他們口袋裏有錢,首都中有人,藉著遊說集團打進國會,甚至國防部門,和那些政客官員分享共同利益,認同相近立場。這種利益與意識形態的立場就是不斷尋找國家的敵人,為美國製造和發明各種潛在與隱性的威脅。只有外敵的存在,國民才會內聚緊張;只有持續緊張,才有理由維持強大的軍備;只有維持強大的軍備,整個軍火工業才能發達暢旺。這便是著名的「軍火工業綜合體」了。

今年中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開幕之前,中國財政部公布了預算報告,其中一筆備受關注的專案是「公共安全支出」,它比去年多了百分之十一點五,達到七一一八億,再一次地超過國防預算。雖然財政部說過好幾次了,這筆開支絕對不是維穩經費;但大家還是繼續把它記在維穩頭上。為什麼?因為一來我們成天到晚地面對維穩,聽說維穩,都知道鋪天蓋地的維穩工程不可能不要錢;二來,財政部的年度預算儘管從不「維穩」,但它偏有這條從不列明細項的「公共安全支出」。所以,管它叫維穩費,多少也算是「合理的懷疑」吧。

本著這種合理懷疑的原則,我不妨幫忙大膽猜測,猜猜這筆錢的數額怎麼會變得這麼大,並且越來越多。

為方便說明,且讓我們假想如此一個鄉鎮,地處僻壤,民風淳正,向來太平無事,根本沒有維穩需要。可這裏頭有個中年漢子,常投訴水電不暢,說三道四,對地方有不少意見。遇上這等人,政府本來也沒什麼,頂多把他當個麻煩人物,不理就好。然而某日,地方官福至心靈,想起上頭好像有筆錢,專門用來維穩,於是決定申領,也在這鎮上成立一個「維穩辦」。明明局勢穩當,憑什麼理由要向上級伸手取錢呢?有的,就是那個惹麻煩的漢子了。新成立的維穩辦人數不多,事情很少,主要就是盯緊這人,三天兩天便拿他問話,搜搜他的東西,也許還檢查他的電腦。這一搜查不得了,居然發現這人的電腦裝有翻牆軟體,紀錄顯示他常在推特等被牆媒介上和人說話,其中還包括少數幾個「境外敏感人士」。於是罪名就有了,叫做涉嫌勾結反動分子。但是,這個新成立的部門絕不能輕易送他法辦,畢竟他是地方上唯一一個維穩對象,也是這個小辦公室之所以存在的唯一理由。

第二年,鎮上維穩辦的工作增加了,必須擴編,因為對那個維穩對象的監視必須加強。或許是不堪其擾,這人在網上發表的言論越趨激進,以前是投訴斷電發生得太過頻密,徵地偶有不公,現在卻總是專門針對體制。結果進一步坐實了當局對他的設想和定位。再搞下去,他開始屢屢上訪,並且試圖說服他人認同他的言論,加入他的上訪…自此之後,整個國家便又多了一個破壞穩定的不利因素,這個鎮的維穩經費也逐年增長。對於當初想到那個點子的地方官而言,真可謂得其所哉。

相比起全球左派時時批評的美式軍火工業綜合體,我們現在是否也可以推想懷疑,中國是否也出現了一個「維穩產業綜合體」?連同受聘於地方部門的「保安公司」和提供監控技術的軟體開發商,他們一起綁架了國家的根本利益,預言成真地等自己創造出一批維穩對象。越多不利於穩定的條件,這種「生意」便做得越大。

去年我曾在一席晚飯上聽見某個國企高層自述,說他們單位響應局勢,也在公司內部成立了一個維穩辦,由一把手任辦公室主任。一家盈利甚巨的國有開發商為什麼也要在內部設立維穩辦呢?他們有這需要嗎?這個辦公室又該怎樣證明自己的績效?我百思只得一解。

(作者為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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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組織(WTO)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自1947年展開第一回合貿易談判,當年只有23國參與,1986~1994年烏拉圭回合談判時增至123國,如今這個多邊貿易組織已有155個成員。

     ■WTO的最惠國待遇(MFN)讓所有成員享受同樣的關稅待遇及市場開放,為加速貿易自由化,GATT 1994第24條及GATS第5條特別允許關稅同盟、自由貿易區得享有MFN的原則例外。

     近來政府高層經常表示,若不儘速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台灣就會被邊緣化。他們的邏輯是:如果南韓在美、歐等市場享有更低的關稅待遇,台灣的出口就會居於劣勢。

     透過FTA所形成的自由貿易區,確實會帶來貿易轉向效果,不過,這個轉向效果的大小,則需視區內與區外的關稅差距而定,差距大則貿易轉向效果大,差距小則貿易轉向效果就不至於那麼嚴重了。

     區內、區外差在哪?

     令人好奇的是,區內與區外的關稅相差很大嗎?如果在十年前,差距確實不小,但如今差距並沒有那麼大。以工業產品而言,雖然區內可享零關稅,但多數國家對區外課徵的關稅已不高,2010年美國的平均關稅稅率(MFN)僅3.3%,若以進口金額加權計算後的實質關稅稅率更只有2.0%。

     事實上,非僅美國對區外的國家這麼仁慈,2010年日本對工業產品所課徵的實質關稅也只有1.4%,而歐盟也不過2.7%,新加坡及香港工業產品的平均關稅稅率甚至已降至零。

     回顧近百年貿易史可以發現,原來大家並不仁慈,1930年代保護主義風行時,美、歐關稅曾高達40%、50%,但一場大蕭條讓各國明白關稅太高無益於經濟發展,於是二戰結束後在日內瓦簽署了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世貿組織的前身),自1947年展開多邊貿易談判,歷時四十餘年,連續八個回合的談判,讓戰後高達40%的平均關稅稅率降至目前約3%的水準。

     如今只要是世貿組織(WTO)的成員都可以享有這些降稅的好處,雖然日本、台灣、中國和歐盟沒有與美國簽署FTA,但在多邊貿易體系之下,如今超過60%的輸美產品也享有免關稅的待遇;同樣的,台灣、中國、日本和美國雖然也沒有與歐盟形成自由貿易區,但拜多邊貿易體系之賜,也有超過45%輸歐產品無需繳納一毛錢的關稅。

     全球已同處低關稅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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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賣冰,第二做醫生,這是早期台灣對最賺錢行業的排行;至今,賣冰(泛指冷飲)依舊當紅,尤其夏天更是旺季。這種情況,在中國大陸,一樣熱情不減,而在大陸坊間,最近更踢爆,許多所謂「果味飲料」、「鮮榨飲料」,根本沒有果汁成分,多是添加劑調配而成。

     最近在大陸,流行一段網站短片,一位營養師自導自演,用白開水加酒石黃(色素),調出茶飲料;白開水加甜味劑,再加增稠劑等添加物,調配出「果汁」飲料。短短幾分鐘,這名營養師就用水和各種食品添加劑瞬間「合成」各種新鮮出爐的「鮮榨果汁」。

     「綠茶、紅茶、鮮榨果汁什麼的,除了水以外,剩下的都是添加劑?」他用試驗告誡網友們:喝飲料=喝水+添加劑,一定要「遠離垃圾食品」。

     看過製程 保證戒飲料

     看完這段短片,不少網友驚歎:原來那些果汁飲料與水果,竟然沒有半點關係!以後也只能喝白開水了。還有網友頓時下定決心:戒掉飲料。

     這位王姓的營養師說,這是自己5月5日在北京的一場營養師培訓課堂上,給學員做的「果味飲料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實驗。他也強調:「我自己肯定是不喝這樣的飲料的。因為用添加劑調出來的果味飲料,雖然是安全的,但是它不健康。」

     他解釋道,首先,這樣的飲料裡,糖的含量是很高。喝過多的話,容易導致肥胖等疾病;其次,喝添加劑飲料也就意味著攝入人體本身不需要的添加劑成分。而這種成分是不必要的,還可能成為負擔。他認為,喝果味飲料,其實還沒有喝白開水健康。

     大陸江蘇網也曾報導,一杯白開水,一勺半白砂糖、一勺橘子香精、比米粒稍多的酒石黃、半勺檸檬酸,攪拌之後,顏色幾乎與真正的柳橙汁沒有什麼區別,不僅外觀幾乎可以亂真,口感也更加香甜,就如同鮮榨柳橙汁。

     市場上的「添加劑果汁」還真的存在。部分不法商人在這樣的果汁中,再摻入少許果肉,就會變得和鮮榨果汁幾乎一樣,讓人防不勝防。而那些商家究竟為何對「假果汁」趨之若鶩,恐怕也與這其中巨大的成本差距相關。

     報導指出,從購買的添加劑裡,檸檬酸每公斤13元人民幣(下同),橘子香精每公斤35元,色素每種1元,合計50元。然而,做出1杯「柳橙汁」僅需要很少分量,核算下來,1杯還不到1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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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決定將失業率、通膨率及國民所得統計等總體指標的發布時間,由下午四時變更為上午八時半。消息傳來,令各界一片錯愕,莫名所以。

     主計總處這項決定事出突然,究其原因,是因上月底主計長石素梅赴立院備詢,由於當日下午四時表訂公布經濟成長率、通膨率等最新預測,時逢油電雙漲鬧得滿城風雨,立委自然迫不及待想知道最新數據,惟石主計長堅持統計發布的程序,拒絕提前透露,此舉引起多位立委不滿,批評石素梅藐視國會,不尊重憲法。

     立院隨後提案要求「主計總處依法公布各項指數當日,如遇主計長及相關同仁至立法院備詢,必須依憲法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誠實公布數據,不得拒絕。」這一提案視政府統計的獨立性如無物,令人遺憾。全世界有哪一個文明的國家會允許統計數據於正式發布之前,就逕行在國會公布?發布制度果真如此隨興,政府統計制度豈非已然土崩瓦解,未來政府統計還有誰會相信?

     千萬不要以為數據發布是小事。國際統計學會及聯合國統計委員會一再強調政府統計從調查、編製到發布必須有一定的章程,任意變更章程、變更統計內涵、變動發布時間,都將大大傷害統計的公信力。也因此美、歐、日等政府統計從編製到發布,皆力求超然獨立,莫說數據不可提前在國會公布,即令總統、閣揆也不能提前知道統計的結果。

     真是如此嗎?我們來看一個例子,1970年代美國勞工統計局開記者會發布失業率時,勞工部循例會派熟悉政策的官員與會。這原是好意,但1979年新任局長諾伍德(Janet Norwood)認為政府統計的獨立性不應受到政治干擾,因此通知勞工部無需派員出席記者會,她說:「在政府統計部門做事,就應該保有超然獨立的主張與堅持,即使糾正的對象是總統時,我們依然會糾正他。」諾伍德不允許政治人物干預統計的談話,雖說狂妄了點,但真要維護統計公信力,沒有如此狂狷之氣,恐怕是做不到的。

     相較於諾伍德,主計長石素梅就顯得太過於溫良恭儉讓了。面對立委這一提案,石主計長理當表達政府統計的超然獨立性,無法提前透露數據的嚴正立場才是。未料,主計總處不循此途,而竟把發布時間由下午四時提前至上午八點半。如此妥協,實屬鄉愿,固然化解了主計長日後在立院的尷尬處境,但面對立委小小施壓即這般自失立場,倉卒更改發布時間,他日面對更大的政治壓力,將如何自處?政府統計的公信力豈能不令人憂心?

     主計總處本可利用這次立委提案的機會,讓外界了解政府統計的超然獨立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即令辭官亦在所不惜,如此一來必將大大提升政府統計的形象。遺憾的是,主計總處還是屈服於立委的壓力,此次變更發布統計時間雖得以讓主計長脫離困境,但卻導致政府統計的獨立性再次蒙塵,是得是失,不言自明。

     為讓這次變更發布時間合理化,主計總處還特別在新聞稿中提及,美國、日本、南韓也多於上午股市開盤前發布主要總體指標,意指把發布時間提前到開盤前係時勢所趨。惟不久前,石主計長在立法院堅不透露數據時還義正詞嚴地表示,主計總處之所以訂在下午四時發布數據,就是為避免數據的公布影響股匯市。短短數日,言詞反覆,昨是今非,實令不勝感慨,。官場的無奈雖不足為外人道,但為官者的立場豈能如此左右搖擺?

     長期以來,政府統計發布時間皆以力求避免衝擊股匯市為考量,近十年於股匯市交易結束後發布,不論發布的數據好壞,經一夜沉澱,自然難以激盪股市。如今改為股市開盤前公布經濟數據,無異提供股市炒作題材。這項統計公布制度的改變雖緩解了來自立院的壓力,但卻為股市漲跌匯聚了更大的壓力。在油電雙漲、經濟停滯此一敏感時刻,選擇在股市開盤前發布數據,豈非讓股市更形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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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歷史,「稅」向來是工商企業界最為關注的議題,台灣從兩蔣時代到現在,也只政黨輪替過兩次,兩次的政黨輪替,不同政府、或更為準確的說法是,不同的財政部長對企業界的「稅稅唸」的應對態度也很不同。

 財政部長劉憶如為了復徵證所稅,近來頻頻與各界溝通,如果對劉憶如的談話有所注意,可以發現其立場始終如一。劉憶如是如此,那麼民進黨主政8年裡,是怎麼處理企業界的「稅稅唸」呢?

 在阿扁時代,工商團體的「稅稅唸」歸納整理,除了停徵證所稅外,還有三取消(取消契稅、貨物稅與保留盈餘加值稅)與二降低(降低土地增值稅、遺產稅及贈與稅)。

 三取消、二降低與一停徵,經過「稅稅唸」年餘後,工商團體也只得到「土增稅」減半;直到政黨再輪替,到馬政府上任後,才降了遺贈稅稅率。

 企業界會稅稅唸,扁政府自然也有自己的財稅政策,回歸阿扁時代的8年,比較重要的財稅政策,或者更為準確的說法是,企業界反彈力道最大的,莫過於林全擔任財政部長時提出的「最低稅負制」與「獎產條例與五年免稅二擇一」。

 在提出最低稅負制前,林全是先放出打算課徵「海外所得稅」的風聲,這風聲一出,果然在工商早餐會中成為討論的焦點,由於扁政府8年台灣經濟持續處於低迷狀態,因此,與會企業認為此舉無疑是在「快要死的人身上,再踢一腳」。

 當時,林全的回應是,短期內是不會課徵海外所得稅的,但是,「中長期恐怕就要考慮」了。

 林全的「中長期」時間很短,只有2年,也就是2年後的2005年,財政部就提出了包含海外所得的「最低稅負制」,這一構思一提出,企業界自然是傾盡全力的「稅稅唸」,並提出稅率不超過5%、不要納入海外所得、取消未分配盈餘課徵10%、取消貨物稅等等。

 不管,企業界如何稅稅唸,溝通期間林全都說:「可以討論」。

 後來,又是在工商早餐會的場合,企業界又發揮「稅稅唸」的功力,當時,行政院長是謝長廷,他說,「幾%,其實不重要啦,重點不在幾%,而是多少錢起跳,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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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與我熟識的大陸房地產界知名人士,經常往返於兩岸,他對台灣情有獨鍾,因為他發現台灣不但生活環境舒適,餐飲與醫療服務一流,員工溫馴而且價廉物美,法律與稅制對企業主更是友善,在台灣當有錢人真好,好到讓他想來此定居。

     首先,在台灣當富豪很神氣,一般的官員見到富豪矮半截,大老闆也不把部長級官員放在眼裡,更不用說司局長這些中上層官員;因為他們往往可以直通院長、副總統、甚至總統。如果願意做一點政治捐獻,就可以讓不少立法委員幫自己關說政策與護航法案,甚至直接出面找承辦官員喬事情,而官員碰到立法委員個個都像聽訓的小學生。在大陸,除非有特殊政治背景,否則富豪看到大官先是矮半截,大老闆想要單獨求見省部級領導,還不一定能見得到,更不用說想求見國務委員、副總理或國家領導人,即使想行賄官員打通關節也是低聲下氣。

     同時,在台灣當富豪不必提心吊膽,因為社會治安不差,而且財產權保障很徹底,得罪當局而導致身家性命不保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不僅如此,在台灣當富豪很像是清朝的鐵帽子王爺,可以世襲罔替。從前在遺贈稅率還沒有大幅調降之前,已經有很多巧門可以規避遺產稅;現在遺贈稅率降到十%,更可以名正言順的將個人財富幾乎原封不動的移轉給子孫。如果是透過房地產來移轉,因為不需要按實際市場價格課稅,真正繳交的實質稅率僅僅是資產市值的三%~四%左右,全世界很難找到如此善待富豪的地方了。

     即使在大陸富豪最常選擇移民的美國,也沒有聽說過這種好事。按照美國二○一一年通過的新遺產稅法案,個人遺產超過五百萬美元,也還是要繳納三十五%的稅。那更不用說歐洲先進國家了,例如法國的遺產稅稅率最高達六○%,而且富人還必須每年繳納財產稅。

     不過,台灣的富豪可能還不滿足,他們有時還會用香港做例子,說香港在二○○六年已經取消遺產稅,但殊不知這是為了鞏固香港作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和環球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自甘成為全球富豪保存與管理財富的馬前卒。有些主張廢除遺產稅的富豪完全忘記了,遺產稅是維護世代正義的核心機制,也是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理念的重要體現。

     在台灣作為富豪更可以大量收藏有永久產權的豪宅,購置豪宅不但是最理想的遺贈標的,也是長期保有財富價值的有效手段。因為在台灣無論你持有多少豪宅或土地,不動產的持有成本非常的低,地價稅與房屋稅相對於不動產總值而言,僅僅是九牛一毛;即使台北市去年開徵豪宅稅,對富豪而言也不痛不癢。在美國華人聚集的地區,大多數的屋主每年都必須繳納一%左右的房地產稅,而且是以最近一次房屋買賣的實際交易價格作為估計稅額的基礎。在歐洲多數國家,住宅更是被定位為社會性商品,政策上不鼓勵有錢人把住宅作為投資理財工具,一個擁有兩套住房以上的家庭,從第三套房開始就必須繳交很可觀的房地產稅。

     如果大陸富豪歸化為美國籍,不但證券買賣與不動產買賣的資本利得要課稅,還必須申報在海外的所有收入與資本利得。如果他們有機會在台灣設籍,證券交易所得可以完全免稅(至少到目前為止);在過去連海外所得也不需要申報,兩年前雖然開始針對海外所得實施最低稅負制,但台灣的稅務機關根本沒有能力去國外進行稽徵。另外,台灣雖然名義上仍維持孫中山主張的「土地增值稅」,但其漲價歸公的精神早已蕩然無存,不動產買賣的資本利得的實質稅率非常低。

     在大陸作為富豪更很難卸除原罪感,大家都懷疑你的第一桶金是如何掘的;而且富豪的社會公信力並不高,因為「為富不仁」的刻板印象深入人心。在台灣,富豪有能力塑造社會的主流價值,如果捐助一些藝術文藝活動,或是參與公益事業,更是很容易成為令人景仰的社會名流,比政治人物更有公信力,也是年輕人崇拜的對象。但很少人質問他們繳了多少的稅?他們財富的累積有多少是靠壓榨員工的心血?有多少是靠以錢滾錢?有多少是靠政府的政策補貼與租稅優惠

     在台灣有些富豪還不知足,感嘆台灣畢竟還不是天堂,因為無法免於被狗仔隊跟蹤,有時也會被媒體修理,偶而還會吃上官司。但在大陸富豪的眼中,台灣已經是地球上難得的富豪樂土。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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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油電宣布雙漲後,各種民生物品也隨著喊漲,一時之間,通貨膨脹似乎就要上演了。其實自21世紀以來,就算國際油價曾在2008年創下歷史新高,但衡量通貨膨脹的指標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台灣從來就未再出現像20世紀時曾經發生的巨幅上揚。因此這一次雖然因為壓抑甚久的油電價格調漲,看似風雨欲來的通貨膨脹,卻未必會發生。可以說,台灣今日面臨的難題實非通貨膨脹,而是有更多被政府和民間都忽視的隱憂。

 觀察台灣這十多年來,幾乎未曾發生通貨膨脹的難題,這也是央行一直引以為傲的政績。今年2月中央銀行副總裁周阿定屆齡退休,央行總裁彭淮南特地送上「物價關鍵報告」,被周阿定稱為是一份「最貴重的退休禮物」。因為這份報告上面標示著1998~2011年這段時間,和世界各國的通膨率比較,台灣物價「低且穩定」,以此紀念兩人並肩作戰的十餘年間,一起穩定台灣物價的努力。

 根據統計數字,過去十餘年台灣的CPI,超過2%的年度,只有2005年的2.31%和2008年的3.53%,都是因為國際油價上漲的關係。2004年之前,油價大致在40美元上下,之後明顯地跳漲至6、70美元,導致2005年出現較高的CPI,但2006年則降至0.6%。其後,2007至2008年正是全球衍生性金融市場和各種商品市場交易最熱絡之時,2008年油價甚至來到歷史新高的每桶147美元,那兩年CPI分別是1.8%和3.53%。

 就在油價衝至最高點後的下一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金融海嘯,油價隨即迅速重挫,其後3年台灣的CPI分別是0.87%、0.96%、1.42%。而這次的油電價格調漲,同樣也是因為國際油價上漲,只是時間上延後了。去年國際油價曾漲至每桶100美元以上,其間因為歐債危機回跌至8、90美元,不久又重返百元。不過當時正值國內總統大選期間,油電價格在政策指導下凍漲,現在只是將累積的成本一次加以反映而已。與4年前的情況比較,今年CPI也許會超過2%,但即使如此,應不至於超出太多。因為目前全球經濟仍處於復甦不明的狀態,國際油價很難再大幅上揚,甚至可能下滑,因此今年台灣應該可以繼續維持低且穩定的物價水準。至於目前市面上的物價上漲情勢,多半是藉機哄抬,只要政府掌控得宜,實在不應有通膨之虞。

 儘管近十餘年來CPI年增率維持低檔,但並不表示多數民眾也是「感覺」物價低且穩定,這和近來大家常提到的台灣GDP持續成長,但人民卻無感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物價指數是一個綜合的結果,包含個人食衣住行育樂等等的費用,以加權平均的方式,統計而得。然而眾所皆知,近十年來,舉凡電子產品價格多半出現快速下降的情勢,例如液晶電視、筆記型電腦(Notebook)、手機等(這也同時說明了何以台灣代工廠商的利潤率持續下滑),但在同時,其實交通費用、電影票價、醫療費用、學費等卻悄悄緩慢地上漲,降價與漲價的產品和服務,同時存在,表現在消費者物價指數則是低且穩定。只是不同的個人或族群,卻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尤其在2008年以前,大陸低成本產品銷售至全球,不僅台灣,全球都因大陸的出口商品而享受低物價的生活。

 發生在CPI低且穩定數字背後的真實狀況,同樣發生在貿易財和非貿易財的價格走勢,尤其是經過2008年金融海嘯洗禮後,更為明顯。為了挽救金融市場流動性危機,全球各大央行在過去二、三年,強力挹注資金至市場,造成資金氾濫和極低的利率水平,結果貿易財價格沒有什麼變化,但非貿易財價格卻大漲。台灣屬小型開放的經濟體,這種情勢愈加明顯。

 因為全球化之後,各種貨品很容易從國外進口,彼此在市場上相互競爭,價格就很難上漲。但非貿易財無法直接從國外進口,例如房屋、土地、公共建設、水電供應、教育等,尤其是房地產的稀有特性,更變成資金追逐的標的,這就是目前台灣的真實情形。由於無法移動,非貿易財優勢的地方就會成為聚集資源的中心,而不如人的地方,就會資源外流而成為邊陲,這就是非貿易財成為國家競爭力主要決定因素的道理。經過金融海嘯侵襲之後,台灣都會房地產的暴漲除了造成貧富不均引發民怨外,過去吸引外人投資的優良非貿易財環境,也因此出現惡化,這才是我們更要擔心的。

 勞工的薪資也是如此。雖然大家都知道這十年來台灣勞工的平均薪資幾乎停滯不動,但實際上的情況是,有些高階經理人或外商公司因為搶奪人才而不吝於給予員工更高的薪水,相對地,其他低階勞工,不僅薪水十年來沒有增加,甚者有可能比以前減少。一個標榜經濟不斷成長的國家,實在不應該出現這種情形。

 政府施政如果只看總體的平均數字,並且以為天下太平,則不可能提出正確的對策。因此我們認為執政當局有必要先認清事實,針對不同的問題,提出更精緻的政策方針,才能改善惡化的局勢,否則今後台灣面對的經濟發展問題,必定越來越加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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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日前修正通過財政部所提「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課稅方案」,這個月餘來引發社會極度關切的稅改議題,總算讓政策的不確定性暫時告一段落。不過,最後的法定程序還須在立法院完成;立法委員間的不同意見以及朝野政黨間的不同立場,都仍將為該法案未來的發展投下難以預料的變數。尤其是,國民黨這屆的不分區立委中出現了一位長期鼓吹稅改公平正義的「重砲型」學者曾巨威,財政部的版本才甫一公布,他便於隔天舉辦記者會,公開抨擊財政部的改革格局過於自我設限,同時並提出他自己的理想版本。以曾巨威的學術專業與份量,不啻是對此一稅改議題投下震撼彈。

 根據財政部的說明,行政院版的證所稅案係在「量能課稅」原則下,同時兼顧稅收穩定、稽徵成本、市場及經濟衝擊與國際競爭力等因素。但實際上由於財政部決定採行「漸進原則」,並選擇了「簡單可行、受影響人數較少、且對資本市場及經濟層面衝擊較小」的方案,是故,整個版本最後已看不到「量能課稅」的蹤影與精神。財政部在改革之初,曾大張旗鼓的宣揚這次改革乃以「量能課稅」為主軸,希冀藉此重建民眾對租稅公平正義的信心。如今觀之,財政部似乎只是虛晃一招,如同以前每次稅改經驗,「其他因素」的考量終究還是主導與扭曲了改革方向與內容。財政部或許已跨出了難得的一步,但這一步顯然是蹣跚而不穩的。

 簡單的說,行政院證所稅版的重點有二,一為法人維持最低稅負制,另一為個人適用分離課稅制。針對前者,係將現行法定稅率10%至12%,調高為12%至15%,另還把扣除額從200萬元調降為50萬元;針對後者,則將證券交易所得與其他所得分開計稅,不適用累進課稅,單一稅率15%至20%,且另規定400萬元扣除額。此外,個人與法人都有往後年度盈虧互抵的設計以及長期(三年)持有所得減半的優惠。

 至於,曾巨威版本的特色亦有二,一為取消證券交易所得適用最低稅負制,另一為維護現行所得稅制量能課稅的精神。針對前者,曾巨威首將個人與法人之證券交易所得全部回歸正常所得稅制課稅,法人營所稅率17%,個人適用累進稅率5%至40%;針對後者,曾巨威則「抓大放小」,只將初次公開發行(IPO)股票上市櫃後第一次交易、未計入證券交易所得前之課稅所得已達最高二個稅率級距,以及年度交易金額超過1億元以上等三者所產生的證券交易所得納入課稅。其餘盈虧互抵規定與行政院版相同,但所得減半優惠持有期間則為二年,較行政院版更為寬鬆。

 坊間在比較兩個版本的不同時,大都簡單的以曾版較具「理想性」而院版則較具「務實性」做描述。其實,這並不全然正確。根據我們的觀察,曾版與院版的主要差異乃在於:

 其一,對課稅公平性的改進態度與信念不同。財政部雖標榜以實現量能課稅為此次稅改的主要原則,但過度遷就資本市場、總體經濟以及國際競爭力等因素考量的結果,讓財政部自我設限而無法邁開步伐。嚴格來講,院版係以維持最低稅負制為宗旨,除法人仍適用最低稅負制之外,個人亦只是形式上脫離最低稅負制而已。個人證券交易所得不但採用分離課稅15%至20%且還有400萬元的扣除額,這種做法與直接將個人上市櫃證券交易所得納入現行最低稅負制課稅,並享受600萬元扣除額,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實質差異。換言之,院版本質上並沒有突破最低稅負制的框限。相對地,曾版則是完全將證交易所得從最低稅負制中抽離,重新體現所得稅制量能課稅的精神。顯然院版認為只要能將個人上市櫃證券納入課稅,即已是進步;而曾版則認為既要改革,就應該以制度結構的基礎面做起,才符合「大刀闊斧、脫胎換骨」之信念。

 其二,對稅改方案的思考邏輯與理念不同。財政部從一開始就為個人上市櫃證券如何課稅困擾不已,為避免造成散戶股民的衝擊與反彈,「抓大放小」一直是財政部所奉行的最高原則。但麻煩的是,「大小」的定義與標準要如何訂定。財政部的做法是先把所有的股民全數納為證所稅的課稅對象,然後再以400萬元為所得門檻,排除掉那些未達符合課稅標準的股民。曾版的做法則是維持所有股民基本上都無須繳納證所稅的現狀,然後再定義出某些特別的證券交易所得來源,將之納為課稅標的。從結果言,二種版本都能達到最終目的,但差別是,依照政院版的做法,所有股民在確定是否須納稅前,每一個人都先要詳細蒐集與計算自己的證券利得,如此勢必造成龐大散戶的抱怨與不便。相反地,曾版的做法,大多數的股民仍然可保持原有的納稅習慣,無需為證所稅擔心,只有符合課稅條件的少數人須要計算證券利得納稅。

 自從劉憶如拋出證所稅議題之後,迄今各界意見紛歧,有部會間的爭議,有學術界間的質疑,有利益團體間的反彈,更有股民與非股民間的衝突,真可謂百花齊放,令人目不暇給。不過,真正提出具體理念與內容者,只有曾劉二版,其餘皆是衍生性主張。我們期待曾劉二版透過「君子之爭」,讓社會有更正確的選擇。

  • 2012-04-29 01:04
  •  
  • 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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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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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所得稅恢復課徵,行政院版本拍定,將個人課稅門檻提高至四百萬元、稅率由百分之廿降為十五至廿之間。但劉憶如部長在記者會上宣布,可能訂在百分之十五,長期持股優惠從五年以上降為三年。最引人爭議的,證券交易稅率仍維持在千分之三,但稅額半數可扣抵證所稅。

根據劉部長的估計,課徵證所稅稅收可望增加新台幣一百億元,受影響人數約二萬人。但自財政部端出證所稅以來,台股日均量已從一千二百億元,降至八百億元。有立委憂心指出,近日已整整跌掉了半個中央政府總預算。

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莫過於占有交易量百分之十九點七的外資法人不用課稅,這對本國法人是立足於不平等的待遇上,逼迫本國法人資金外流,或藉由假外資管道,以求生存。況且,這對證所稅恢復課徵高舉的「公平正義」大旗,是違背的。

在證所稅恢復課徵的過程中,最具爭議的,莫過於證交稅堅持維持千分之三不變。或許為了稅收考量,但已失去了政府的誠信。

試看證交稅的立法沿革,財政部為了配合證券交易所得,自七十八年起恢復課徵,乃將證交稅率從千分之三,減半徵收。其立法意旨清楚表明,是為了緩和證券交易所得恢復課徵,所可能帶來的衝擊。

但證券交易所得恢復課徵不到一年,已發現稽徵作業困難重重,尤其是一年交易金額一千萬元的免稅漏洞,引發人頭戶蜂擁而上。而令政府擔憂的,從證券交易而來的稅收,遽然大減。迫使財政部於七十八年底,緊急提出:「經依據我國經濟發展之階段性需要及社會之實際情況,財政部曾就有關證券交易所之課徵作深入研究,並鑑於股票市場每日交易量龐大,為簡化稽徵手續,便利徵納作業,以對簡政便民之原則,爰修正所得稅法,規定證券交易所得自七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免徵所得稅,同時提高證券交易稅以資因應。」這也是行政院金管會以及證券商同業公會主張證交稅調降的立法依據。

當年將證交稅率提高至千分之三時,在立法意旨中,即明確表明含蓋證所稅在內,如今證所稅恢復課徵,卻堅持證交稅率不調降,有失信於民的感受。又觀之美國與日本有證所稅,就沒有證交稅,亦可見兩稅是互為消長的。

況且,證交稅是財產交易稅與證所稅是有所得才課稅,兩者租稅性質不同,今卻准許證交稅半數得扣抵證所稅,將來納稅人亦可要求營業稅可扣抵所得稅,或契稅可抵財產交易所得稅,此將與租稅課徵原理,背道而馳。

尤令人憂心的,證所稅的課徵,嚴密的稽徵作業,勢必投入龐大的人力與物力,國家有限資源為了一百億元的稅收,虛擲於此,是否值得?這是政府需要考慮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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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元月,柏楊翻譯的一則大力水手漫畫見報,為他招來了牢獄之災。那則漫畫從大力水手讀到的一個故事講起:從前,有一個偉大的水手,自己買了一個小島,自己當國王,建立了一個和平、美麗、幸福的人間樂園。大力水手讀完,悠然神往,想見賢思齊云云。

其實那是個老掉牙的故事,早就以各種形式流傳東西方。一千六百年前完成的〈桃花源記〉就是一例。只不過桃花源位於陸地上。西洋文明的搖籃是地中海,自古桃花源的想像不出海島窠臼。一五一六年出版的《烏托邦》,是位於大西洋中的海島。後來的作品,最知名的大概是十八世紀初的《格理弗遊記》。一個世紀後,中國人也創作了自己的海島烏托邦:《鏡花緣》。

有趣的是,海島是最不可能建立烏托邦的地方。

生物學上,海島是自然的演化實驗室,經常可以觀察到出人意料之外的演化產物。演化生物學聖地加拉巴哥群島就是一例。島上的陸龜體型龐大,重可達四百公斤,是世上最大的烏龜。海島也證明:翱翔天空未必是賞心樂事。許多海島上的鳥兒翅膀退化,成為陸棲動物。例如印度洋中的模里西斯,有一種叫做多多鳥的鴿子,高一米,重逾廿公斤。紐西蘭的恐鳥更驚人:高逾三米半,重兩百公斤以上。海島上有奇特的生物,是因為海島與世隔絕,有獨特的生態,其中的生物可能嘗試嶄新的生活方式。

而人類社群要是與世隔絕,只有一個下場:人文退化。因為人是以文化適應的物種,文化的榮枯依賴大量不斷互動的人口。困處在海島上的小國寡民,身體不會退化,心靈會。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澳洲南方的塔斯馬尼亞了。

塔斯馬尼亞的面積是台灣的一點八七倍,與澳洲隔著兩百公里寬的巴斯海峽。人類最晚四萬年前已進入新幾內亞、澳洲生活。那時還在冰河時代,從澳洲到塔斯馬尼亞,步行就可以了。一萬年前冰河時代結束,海水湧入巴斯海峽,塔斯馬尼亞成了孤島。塔斯馬尼亞上的人遺世獨立,逐漸遺忘了祖先的生活技能,食性也改變了,都明白地反映在考古紀錄中:五千年前,他們的魚類消費量開始減少;三千八百年前,再也不吃魚了,同時骨器完全消失。用不著說,後來在澳洲原鄉出現的新奇技術,塔斯馬尼亞人也沒搞出來。結果,十七世紀登陸的歐洲人發現的是:島上的四千個原住民是世上物質文化最貧乏的族群。

塔斯馬尼亞並不是孤例。廿世紀初,人類學家已注意到:在大洋洲,有些有用的技藝在孤絕的島嶼上消失,無法以客觀的理由解釋,例如缺乏原料。現在我們知道,人類最獨特的認知能力表現在社會學習上:模仿高手。由於創意不可預測又與情境有關,集體而言,人多的群體,好的點子比較多。而好點子透過模仿而散布的過程,又視人與人自由互動的程度而定。人多又能充分互動的群體,才能享受這些天性的成果:源源不絕的新奇點子、技藝、或知識等等。人不夠多的社群,只要與外界交流的管道暢通,也能好生興旺。難怪人數有限的移民,在孤絕情境中不敗家的絕無僅有。以塔斯馬尼亞考古學權威鍾斯(R. Jones,1941-2001)話來說,那無異「心靈的緩慢窒息」。

海島上的人類社群,也不可能出現什麼偉大領袖。那豈只是柏楊一人的不幸。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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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所稅課徵的行政院版本,一天未定案,對股市的疑慮就無法完全消除,各方版本就一再提出,朝野立委也各有提案,增加未來在立法院協調的困難度。其實,眼前最大的困難不是稽徵方法,而是消除市場對課稅的恐懼。

面對24年來最大的租稅爭議,由財政部長劉憶如領軍的財政健全小組,代表政府跨出改革的第一步,細究其課稅規劃,稱不上平地驚雷,但對股市形成的威力卻仍有如核彈。股市是經濟櫥窗;課稅則有刻劃公平的指標意義,證所稅的兩難,即在追求公平與市場發展的同時,出現價值衝突;換言之,拔除刺激衝突的引信,讓兩種價值各自得到慰藉,即是證所稅脫困的唯一機會。

24年來,有關資本利得課稅的歧見,從未被好好討論。證所稅是否課徵,各有護衛者,往往處於兩條平行線。追求租稅公平的信徒,對資本利得長期免稅怨憤不平,不間斷要求其負起納稅義務;堅持資金是維繫市場動能者,則深信課稅將妨礙資金流動,不利市場發展並有害經濟。兩者各自成理,卻從無交集。直到今年3月28日,財政健全小組將資本利得稅放進改革首位,促使財政部在二周內完成證所稅課稅規劃案後,雙方才有了具象的討論空間。

行政院預定26日送出代表官方的證所稅課徵方案,宣告證所稅將進入實戰階段。官方版傾向維持財政部規劃的改革基調,自認已兼顧國庫稅收、市場發展、量能課稅與國際競爭等四大需求。然而財政部版方案充其量只滿足國際競爭與國庫稅收兩個要件,迫於財政現實,稅收才是首要考量,也因此財政部不願調降0.3%交易稅率,讓投資人有了抗拒證所稅的理由;堅持交易稅率不變,又要降低課稅阻力,只能靠縮小打擊面來闖關,包括300萬元扣除額,准許證交稅列為費用、盈虧互抵、長期持有減半課稅等優惠紛紛出籠,手筆之大亦令租稅公義的護衛者,對證所稅名存實亡的妥協作法難以接受。

證交稅率顯然是開徵證所稅衝突的引信之一,降稅的顧慮卻只有稅收。然而,課稅初衷既為使稅制脫胎換骨,稅收又怎能成為左右革新的關鍵。財政部版證所稅仍是現階段較為務實的方案,但對追求公平與維護市場者而言,財政部版實無法滿足各自堅持的信仰。

譬如,降低證交稅以活絡市場,是免除投資人恐懼證所稅的方法之一,政府卻因稅收不願讓步,代價則是開徵證所稅前途未卜。然而,回歸證所稅樹立公平合理改革的基本價值,調降交易稅率實是無法迴避的選項,甚至是催生資本利得稅的一著活棋。降稅非為討好投資人,其更深層的意義在化解市場對兩稅重複課徵的疑慮,經由調降證交稅率的過程,投資人亦應意識租稅無可捨棄的只有「公平」兩字,降低交易稅若能見證資本市場稅負合理的重要性,投資人自然也要理解,追求公義者念茲在茲的證所稅,其所捍衛者也只是「公平」二字而已。

放棄對交易稅率的堅持,也才能凸顯財政部版證所稅課徵方案公義色彩不足的缺失。「抓大放小」讓資本利得擁有淨收入逾300萬元的申報門檻、300萬元的扣除額,以及20%的分離課稅率,浮濫的減免特權穩住資本利得的輕稅后冠,卻悖離公平改革的本意。譬如,淨賺301萬元資本利得者,減除300萬元扣除額並按20%稅率分離計稅後,證所稅負僅2,000元;對照相同所得水準,受薪者卻得繳出55萬元所得稅。這對支持租稅公義者來說,也難以接受。

睽違24年,證所稅的第一步可以不完美,卻不能不合理。正視調降證交稅率,是兼顧市場發展的基本條件;適度調整資本利得的諸多優惠,則是合乎公平改革意旨的必要做法。經濟發展與追求公義不必是兩難,前提是要能求同存異,才能創造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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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維茲(美聯社)

上周本報有高晨峰先生大作〈拉美整合 美影響力式微〉,以中國已成拉美第二大資金來源為重點,內容以理論為主。我比他幸運的,是在拉丁美洲持節九年有餘;學會了西班牙文,並遍歷中南美與加勒比海各地,有些國家去過五、六次之多。

 事實是,拉丁美洲早就有反美集團了,只是前已有之,於今為烈而已。為什麼呢?因為過去只有古巴革命後的卡斯楚政權,基於反對美國經濟侵略,認同共產主義,打起反美的大旗。那時中南美各國都要看華府的臉色,因此甘迺迪兄弟對古巴實行海上封鎖,拉美各國噤若寒蟬。但「豬玀灣」登陸之役,美軍大敗虧輸,不但丟盡臉面,也使卡斯楚一家變成世襲,其弟拉烏(Raul Modesto Castro)因為八十七歲的Fidel久未露面,生死不明,已經繼掌古巴的政經大權。

 古巴至今仍是一窮二白,除高喊反美口號外,不太有人理會。相反地,委內瑞拉六十六歲的總統烏戈.查維茲(Hugo Rafael Chavez Frias,此係「維基」譯法),則取而代之,成為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各國反美的急先鋒。查維茲(見圖,美聯社)手上有張古巴沒有的王牌,那就是石油。古巴一滴原油也沒有;委內瑞拉卻盛產石油,被查維茲拿來當作反對美帝,收買盟國,最有效的武器。古巴的共產政權能維持至今,全靠查維茲源源不斷的經濟支持。

 不論你是否認同社會主義,查維茲這個人確實是位有理想、苦幹的領袖。他提倡民主社會主義和波里伐主義(Simon Bolivar與Jose de San Martin兩人在十九世紀初,從西班牙帝國手中解放了南美洲;各國尊奉兩人為共同國父,其遺教被稱為波里伐主義Bolivarism。內容無非整合拉美,反對帝國主義,各國獨立自主,不參與歐洲列強紛爭等)。

 滿懷理想的查維茲,一九九二年搞過一次政變,失敗後坐過牢。一九九八年才正式當選委內瑞拉總統。他是搞政變的老手,二○○二年卻遭遇一次軍人政變,被他敉平。二○○四年,委國國會還曾通過罷免他的決議,也沒撼動他一根汗毛。他自視為拉丁美洲最堅持理想的國家領導人,而「打倒美帝」則是他畢生志業的最終目標。

 查維茲與古巴之間,也有交換關係,但與政治或經濟無關。因為他得了癌症,怕美國醫生害死他,每過一段時間就飛到哈瓦那去治療。去年六月,先在哈瓦那的國家醫院開刀割治。對外雖不隱瞞病情,但只說患癌部位在骨盆區,看來可能是攝護腺癌。外間猜測他的病情並未改善。今年二月廿六日,查維茲又去古巴再動手術。抵達和離開哈瓦那時,拉烏.卡斯楚都到機場歡迎歡送。

 看來這兩位「革命戰友」,不論當年如何滿腔熱血,英雄蓋世,終究難逃上帝的召喚。美洲各國不分南北,今天最關心的,是萬一查維茲死於癌症,委內瑞拉有何變化?

 委內瑞拉並非蕞爾小國。它在全世界排名第四十三大,面積達916,445平方公里,比台灣大廿五倍有餘;人口則僅二千七百十五萬。物產豐富,又有開採不完的石油。依照美國估計,委內瑞拉的奧瑞諾可(Orinoco)河谷,地下有全球最大的油礦,蘊藏量高達二百三十五億萬桶,用之不盡,取之不竭,這就是查維茲有恃無恐的本錢。

 委內瑞拉預定今年十月改選總統。查維茲雖然患癌,仍將出馬競爭。他的選舉口號從來都以照顧平民生活為主軸,慷慨無比。委國家有十七歲以下子女者,按子女人數,每人每月可領一百美元。而憲法規定,男性滿六十歲,女性滿五十五歲,就達退休年齡。每人每月可從政府領到委幣(稱為Bolivar以紀念其國父),約合三百六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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