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nChenの書房

上星期五，承蒙花蓮縣長傅崐萁先生好意，邀我到花蓮縣政府演講，講題內容之一是「常識治國論」，因為我認為當今的台灣已很悲哀的走到了「反常識治國」的錯誤方向。由於這個題目涉及了思想史，因此在演講中我只能簡單提到，不能從學理上加此申論，願在此引申。

    　任何研究政治史及文明史的都必然知道今日的文明，是開始於十八世紀的啟蒙精神，後來的科學與工業革命以及制衡式的民主政治都由此而發生。

    　而要理解那個時代，就不能疏忽了當時蘇格蘭的道德哲學家里德（Thomas Reid），他後來做到蘇格蘭格拉斯高大學的哲學系主任，在他之前，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及亞當.斯密的老師哈奇遜都坐過這個位子。在那個時代，哲學思想充滿了各種玄奧的理論，他認為這對人類文明的進步意義不大，於是他遂提出「常識哲學」。他認為科學與道德事實上都有自明的經驗法則存在，人類本身就帶了真理之光，人對甚麼是對錯，甚麼是真假是非，都不難判斷；因此他主張人們要追求不離開經驗的系統化科學，要去追求常識的公平正義。他的「常識哲學」沒有太多學術上的空談，對那時的蘇格蘭和英格蘭科學上飛躍的進步，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有個美國留學生拉什（Benjamin Rush）在愛丁堡大學就讀，他對里德的「常識哲學」極為崇拜，他就把常識哲學介紹給了他的美國作家朋友潘恩（James Paine），並建議他寫的政論以常識為名出版，這本著作對美國的獨立革命起了很大的領導作用，拉什學成後，自己也是開國元勳的一代，他甚至是美國醫學科學的先驅。

    　里德的「常識哲學」，除了影響到潘恩外，同時也影響了美國獨立宣言的起革人傑佛遜，獨立宣言中提到人民的正義乃是「自明的真理」概念，就是常識哲學最核心的前提。後來傑佛遜成了美國第三任總統，美國民主的制衡民主就是傑佛遜以常識治國所首創。

    　因此，「常識哲學」起源於蘇格蘭，使蘇格蘭成為現代文明及工業革命的始源地，以常識的公理正義治國，後來在獨立後的美國發揚光大，美國開國元勳那一代都不談至高的學理，而重視經驗上的常識。當年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他所著的經典之作《美國的民主》裡，就推崇美國開國的那一代具有一種特質，那就是他們有著一種「正確理解的私利」，人們在追求自我的利益時，也能重視公共利益，這就是常識上的平衡。這種尊重常識和常識上顯露出來的平衡人性，不只成了治國的要素，也成了批評的主要價值。常識是一個社會自動形成的是非標準，統治者不能違背了常識而遂行其統治意志，違背了常識的統治，就等於是把革命權還給了人民。例如，二○○一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z）最近在新著《不平等代價》中，即重申托克維爾的「正確理解的私利」概念，他的意思就是在說美國政商勾串造成的不平等，已嚴重到違反常識的程度。

    　因此，「常識」是重要的，「常識」是一種自然神學的概念，它相信一個社會的正義標準和民心的向背，都有自明的道理。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統治者要按常識的標準來治國，而常識治國就是「以天下人之心為自己的心」，然後以這樣的心來治國。十八世紀新興的美國就是以常識來治國的成功範例。但今天的世界，包括台灣在內，統治者都是按自己的意志和黨派利益治國，整個統治方式愈來愈違背了常識；它不是以常識治國，而是以拖延的口號或空洞的禮貌等顧左右而言他的社會控制手段來治國。當整個統治的方式愈來愈反常識，常識的民怨就會更加沸騰。

    　近年來，我專門研究十八世紀西方社會飛躍式的進步，啟蒙時代的常識革命和以常識治國的政治革命實在是關鍵因素。英國殖民政府的反常識，使得美國人民以「常識」為理由，革命成功，並開始了常識治國的新頁。常識太重要了。（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2012-12-11 01:31
 
• 中國時報
 
• 【本報訊】

最近，我花了兩個長周末，讀了當代主要政治經濟學家之一的薩傑士（Jeffrey Sachs）教授的新著《文明的代價：衰退之後的經濟學和倫理學》，該書淺白易懂，但字裡行間洋溢著對美國前途的憂慮與關切。該書指出，整個美國幾乎已需要重來一次，要從一個自私自利的社會，變成一個「有心有感的社會」（Mindful Society），而政府也要結束被特殊利益團體綁架所造成的方向混亂，重拾早已失去了的公平正義，改善貧富的嚴重不均，重建政府的公共責任和重獲繁榮與幸福。

    　該書最獲我心的是第十二章〈高度效率政府的七種習慣〉。他所謂的七種習慣是設定清楚的目標和水準點、動員專家、形成長期計劃、關切遙遠的未來、結束被公司利益團體綁架的現狀、恢復公共管理、權力分權化。而最重要的乃是必須認知到有效率的政府必須是個誠實的政府這個鐵則。但薩傑士教授也指出，政府的改革絕不容易，政府早已有了惰性，而且既得利益者也會反擊，因而所謂的改革常會愈改愈糟。他在書中特別引用了前代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的那句曠世名言：「一個壞政府最危險的時刻，乃是它要改革的時候。」

    　薩傑士教授乃是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的經濟學家，他以前集中研究全球化的貧窮問題，近年來則擔任哥大地球研究所主任，也是健康醫療政策教授，關心環境與公衛經濟學的問題。他在該書中指出，近年來美國經濟一切向錢看，鼓吹消費主義和全球化，這已造成了美國產業的空洞化和競爭力的衰退以及社會的貧窮化。他除了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強烈質疑外，對過度消費造成的假性繁榮不滿，認為這種社會看起來金光閃閃，但那只不過是鍍金的閃亮，整個社會並沒有多少均富平等創新的真金含量。因此他認為美國已需形成新的均等平衡共識，他也主張政府應加強教育、環境、醫療照護和能源這種具有未來性的投資。經濟的發展不是以消費為目標，而應是以人民的生活幸福為目標。

    　因此，在世界景氣依然未見好轉，而且似乎也不可能好轉的此刻，我讀了薩傑士教授這本觀點相當另類、企圖心也很大的著作，心裡實在很有感覺。薩傑士教授當過許多國家的發展顧問，二○○二至○六年間他甚至當過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的個人特別顧問，他在本書裡的許多觀點，我認為對今天的台灣政府亦極有價值。

    　由薩傑士教授的新書，我就想到《經濟學人》十月十三日至十九日那一期的「真正的進步主義」封面故事了。對《經濟學人》台灣的統治者可能很感冒，但這份雜誌卻無疑的是世界頂級的雜誌，它經常都能以認真的研究、預見興衰且能帶動時勢。在十月份的那一期，它就以極有學問的分析，為當今各國的貧富不均發出呼號，該刊指出，人類有兩次鍍金年代，都造成貧富的強烈不均；第一次鍍金年代促成了第一次進步主義，而今天的世界拜金消費主義大盛，貪汙腐化和貧富不均比第一次鍍金年代更甚，因而該刊主張這個世界現在應到了第二次進步主義的時候，應停止劫貧濟富的國家政策方向。該刊那期的封面專題，與薩傑士教授的新著，真可謂是在相互呼應。

    　言至於此，我還是要重提薩傑士教授新著第十二章的觀點，他認為今天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失去了方向，政府的失去方向造成「混亂的社會」（Distracted Society）。政府也被少數公司綁架，專門會做出圖利大公司而為害勞工與人民的政策。因此薩傑士教授主張，政府一定要誠實的面對問題，不要搞「謀略欺騙」（rig），趕快確定政府的公共責任，將國家的資源做出最有效的運用。政府應在還來得及之前趕快做出真正的大方向政策。今天台灣的政府已出現了嚴重的正當性危機，馬政府的不滿意度已首次超過七成，在這個時刻，請大官們把薩傑士新著找來拜讀一下吧。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2012-11-27 01:25
 
• 中國時報
 
• 【本報訊】

領導者有個大忌，決不能自己好處全拿，壞處則全都撇得乾淨，都推給別人，這種領導者有個英文字，叫做「無情無義」（Callous）。一個「無情無義」的領導者，註定了不會有朋友，也不會有好的部屬，只剩「獨大」一人！

    　最近林益世案已重創了馬總統形象，馬的支持度也跌至有史以來的新低。就在這個時刻，馬為了自保，竟然宣稱林益世是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所提拔。馬為了自保而出賣吳伯雄，不僅卑劣，甚至邪惡，而且也不符事實。一個人連老長官、老前輩都說出賣就出賣，這種人誰還會再相信他？而為了自保，動輒出賣別人，恰恰好正是典型的「馬式風格」，由馬出賣吳伯雄，台灣的人真該小心了，誰知道他為了自保，有一天不會把我們每個人都出賣掉。

    　「馬式風格」有個特色，好處全是他的，壞事全是別人，這也養成他那種出賣別人如同家常便飯的人格特質。

    　長期以來，我一直為台北市政府的小祕書余文抱屈。余文在馬的特別費案裡，一肩挑的全都自己扛起，如果他在作證時說是奉馬的指示辦事，那麼今天在牢裡住在阿扁隔壁的大概就是姓馬的。余文為長官兩肋插刀，但這個馬的救命恩人下場又如何？他被判刑兩年四個月，減刑為一年兩個月，但馬為了自保，對余文從未有過一句感謝的話或感謝的動作。馬和余文完全撇得乾乾淨淨，余文的牢是白坐了。

    　另一件無情無義的事，則是最高法院邵燕玲提名大法官時的風波了。邵燕玲法官被提名為大法官後，她知道她對性侵案的裁決會有爭議，因此她在被馬召見時曾公開說出自己的爭議性，但馬還是將她提名，但提名名單公布後，媒體將邵罵成一片，攻擊她是恐龍大法官。坦白說媒體對邵的攻擊極不公道，而且邵在事前也曾向馬做了報告，馬如果是正人君子，就應堅持提名，但馬卻公開表示他對邵之事毫不知情，最後授意邵自動請辭。這是對邵極不厚道的事，馬為了撇清自己而出賣邵燕玲法官，這已是嚴重的道德犯罪。

    　因此，馬為了撇清林益世的關係，將林的問題推給了吳伯雄，事後他雖然又趕快來摸頭，但對吳伯雄的傷害已造成，而且永不可能恢復，那種好處都是自己，壞處都推給別人的自私風格已盡現在國人面前。

    　哈佛大學公共領導中心的研究主任芭芭拉．凱勒曼教授（Barbara Kellerman），在她的著作《壞領導》中指出，在各種壞領導中有一種是「無情無義」。這種無情無義的領導人，吃定了別人，因此他凡事只管自己的利益，眼中完全沒有別人，也不管自己做任何事是否會傷害到別人。凱勒曼教授也舉了好多個這種無情無義的領袖。這種人很快就被別人看破手腳，再也沒有人願意和他做朋友，也不會有人願意做他的部屬，最後很快就眾叛親離，走上末路。無情無義比無能更糟糕，因為它已接近邪惡等級。

    　一個領導者，能力差一點，或用人不當，其實都沒什麼關係，因為這些都不是罪，只要人品誠實，知過能改，各種缺點一定可以改進。但最怕的是，領導者人品不佳，因為自己掌握了權力，就吃定了別人而為所欲為，把別人都當成了他的工具，可以隨便處理。這種「無情無義」，用中國古代的話來說，就是「刻薄寡恩」。當一個領導者只有自己，而沒有別人，別人的生殺存亡全由他所決定。這個領導者當然不會有人與人之間應有的責任義理。他對人當然只會今天刻薄這個，明天刻薄那個，他活在沒有人間恩義的世界裡，他的世界只有絕對的道德虛無！

    　凱勒曼教授指出，無情無義的領導者只有自己，他的眼中沒有別人，也從不理會別人感覺，他的組織必然如一盤散沙，最後做不出一件對的事情來。今天的馬政府由於無情無義，幾乎天天都在出狀況，無情無義已害到他自己。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古代的江南大戶富商人家有一種「關在家裡爛，但卻爛得放心」的哲學。他們不放心子女去外面亂闖，寧願用鴉片和姨太太將子女綁在家裡，反正家大業大，抽鴉片也抽不窮，把子女關在家裡爛，但卻爛得放心。在張國榮、梅艷芳主演的《胭脂扣》裡，十二少就是這個角色。

    　「關在家裡爛」，乃是古代家庭控制的方法。古代世道艱險，子女去外面亂闖，太容易被騙被搶被殺，還不如關在家裡爛但卻爛得放心。這種「關在家裡爛」的哲學一擴大，就成了社會控制的一種手段。而非常不幸的，國民黨對台灣社會所做的，就是這種「關在家裡爛」的策略。

    　長期以來，國民黨對台灣地方社會都使用一種獨門的招數。它會把國公營公司、國公營行庫，及某些政府的ＢＯＴ工程當做籌碼，選擇性的分給某 些特定的人物；這些人物主要的當然是地方派系的勢力，於是就形成了舉世所無的獨特政商利益共同體。國民黨因而收買到地方人物的效忠，對它有利的政治秩序因 而形成。但如果加以深究，即可發現它其實是「關在家裡爛」的策略之延長。

    　一、台灣的國公營企業、行庫，及政府的ＢＯＴ，它原本都有自主的規則，國公營企業和行庫講究的是企業的利潤目標，ＢＯＴ則講究公共利益。 但當它們成了收買的媒介後，原本的自主目標全都被破壞，國公營企業及行庫要放出許多利益，它所造成的損失當然等於要輾轉的由人民埋單、及ＢＯＴ所造成的損 失，當然也是由人民支付。就以國公營企業為例，它由於有國家為後盾，很容易從事技術及經營上的創新，這也是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得以在國企帶頭下快速進步的原 因；而台灣的國企由於是以對內壟斷及政治收買為主要目標，它的創新遂絕無可能。台灣的國企、公庫及政府的ＢＯＴ，就是典型的「關在家裡爛」的例證。台灣各 級政府的ＢＯＴ，不知道產生了多少的蚊子建物和豆腐渣工程。

    　二、而最可怕的，乃是它使得台灣的地方政治由於政商勾串成了習慣，整個地方政治簡直爛成了一團。台灣的地方政治原本還有縉紳傳統，但卻在 國民黨收買策略下，被派系政治所取代。政商勾串而成的派系政治，大家對政治都不會有什麼意見，國民黨當然可以說了算，因此這是很安心放心的政治，但政商勾 結、互相利益交換的惡劣政治傳統因而形成。這是一種很爛的政治，但對統治者而言，他們要的是可以安心放心的政治，爛或不爛並不重要。但這種關在家裡爛的長 期積習，卻使得台灣政治始終無法進步。台灣的民主因為有著這種關在家裡爛的因素，其實一點也不值得驕傲，反而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

    　因此我對林益世案有我自己的觀點。近年來國民黨由於挑戰日厲，它對南部的派系收買其實是在強化之中，類似於中鋼這種國企，它的收買任務也 格外加重。而林益世這號人物的竄起，正印證了這個新階段的到來。林益世對政府事務缺乏任何一種專長，而被提拔為黨的副主席和行政院祕書長這種高官，明眼人 都知道國民黨的下一步，就是二○一四年要他去選高雄市長，重新奪回台灣南部的地方政權。他能以行政院祕書長之尊，總綰大高雄的兵符，可以主導許多人物的官 商中介工作，這本來就是他的任務。在錄音裡他大話連篇，人們聽起來會以為他很囂張，其實我卻認為他的那些大話都很寫實。他其實已被內定為將來的「南部 王」。他所做的事當然很爛，但對馬政權而言，這卻是有用的爛！

    　因此我對林益世案，真正關心的其實並不是他拿了六千三百萬的那些錢的帳目，如何去兜的小問題，而是他中介了更多官商勾串的大問題。因為只 有那些問題能夠釐清，台灣地方政治政商勾串的利益共同體才會被揭開，台灣政治裡最糟糕的「關在家裡爛，但卻爛得放心」這種爛傳統才可以被根除。台灣已經爛 得差不多了，不容再爛下去！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2012-07-10 00:59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一個統治者的內心是很恐懼的。他今天被人喜歡，但人心如流水，明天可能就不喜歡他；他控制偌大的一個組織和政府，知人知面不知心，他怎麼知道這些人個個忠心耿耿、不會出他洋相？

近年來，世界的學術界多變。變化得最大的，乃是過去最重要的政治學和經濟學已日益沒落，不能再算是一種「社會科學」，學科的重心也向企管學院轉移。

其中最明顯的乃是領導學的變化了。從古希臘的柏拉圖開始，他們在討論政治時，都會把領袖的角色放在重要地位，政治學重視領袖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到二十世紀的中葉。

但 二十世紀中期以前，由於現實政治上，德國出了個希特勒，俄國出了個史達林，他們都毫無疑問的是壞領袖，於是政治學術界遂閉口不敢再談領袖問題，如果談領袖 問題，就會被人說成是在鼓吹人治、鼓吹權威，當政治學不敢再談領袖這種大問題，政治學當然愈來愈膚淺無趣，於是領導學的研究遂你丟我撿的轉到了企管學院。

如果我們注意，當可發現領導問題轉到企管學院的初期，實在卑之無甚高論，由於缺乏了思想方法論的訓練，他們的研究都是成功的企業家就講成功的理由，失敗的就講失敗的理由。但隨著企業方面領導學的發展與進步，新的領導學已趨成形。

沒有人會否認林肯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領袖之一，但研究林肯的學者也注意到他的偉大特質之一，乃是他從不認為自己一定對，而總是會隨著時代的變化和公意的發展而調整自己，搖搖擺擺的去做出最好的決定。就以最重要的釋奴問題而論，林肯最先並不是釋奴論者，而是隨著形勢走，最後釋奴問題遂在任內解決。林肯的偉大，乃在於他有一顆平凡正直的心，願意和時代去「對話」，願意去改變自己。

    　由林肯的願意與時代去「對話」，這時候我就想到西方在十八世紀民主形成初期即形成的「對話」（conversation）價值觀了。在亞當斯密和偉大啟蒙哲學家休姆那個時代，「對話」不只是「講話」（Talk）而已，「對話」是一種文明的交談方式，由這種交談來說服別人和改變自己。因此「對話」有個前提，那就是對話的人一定要具有某種自謙，願意去「聆聽」別人。十八世紀所形成的「對話」邏輯有許多基本要素：

    　一、公眾人物的講話不容變成「自說自話」（soliloquy）。因此，「講行話唬人」（pedantry）、「長篇大論唬人」（tirade）、「講大話空話」（parade）、「講粗話髒話罵人」（diatribe）等都在禁絕之列。

    　二、今天台灣都在談「淡定」，即是一種假酷的冷漠，其實「談話的淡定」（countenqnce）早在啟蒙時代英國人即已有了警覺，那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故作冷漠冷靜，甚至是一種麻木不仁。公眾人物的「淡定」一定為人所不齒。

    　三、政治人物一定要針對問題講真話實話，任何利用講話來「矇混操縱」（manipulation）一定會被人們所拒絕，例如國民黨稍早前拚命的炒作「馬蘇會」，就明顯的是一種演假戲、真操縱。這種不誠實的「矇混操縱」，即便到了今天在外國政治上仍為人們所不齒。

    　四、公眾人物產生了一種「以自我諷刺為主的開玩笑」（raillery）或「自貶的機智談話」（repartee），這是對話過程中極重要的新元素，他以優雅的貶抑自己，別人當然犯不著再臉紅脖子粗的爭論他是否愚蠢這個課題。林肯出生寒微，他的本性就喜歡自貶，他不是在扮可憐，而是天性使然，這也是他受人敬重的主因。一個領導人適當的自貶，總好過讓別人來貶。這也是「世事難料」這句硬拗的話，會成為台灣KUSO第一名的原因。台灣社會的政治要人都相信自己英明蓋世，永不會愚蠢犯錯，因此永不會自貶，只會硬拗，他們怎麼懂得 Raillery 和 Repartee 這種自貶的美德？事實上，愚蠢犯錯乃是人的本質，愈認為自己英明的人通常都會一犯就犯大錯，今天的台灣就處於這種情況中。

    　五、自十八世紀啟蒙時代以來，民主理論家們就知道「對話」的重要，只有透過前述的「對話」準則，民主政治終極理想的自我「說服」和相互「說服」（persuasion）始有可能，那才是民主的真義。民主其實並不只是數選票的遊戲，表決並不能解決民主與差異這個更根本的難題，民主不能淪為多數暴力。

    　在今天的台灣，來談十八世紀啟蒙時代政治先賢們那種透過「對話」以達到「說服」這種民主的終極價值，多少都有點與時不合。今天的台灣雖然大家嘴巴上在說民主，但其實仍是最低階的形式民主。統治者在玩的仍是極為古老的帝王權謀政治，前陣子拚命在炒作「馬蘇會」，那是一種「矇混操縱」；他們對台灣各種問題，都以「談話的淡定」以對，並不願去面對問題，至於最近的「世事難料」風波，我們則看到麻木和硬拗仍是當權者的風格，他的水準只到這個程度而已。他們完全沒有能力先說服自己人，然後再設法去說服別人。當他們無法自我說服進而去說服別人，最後只好搞出最原始的「黨紀遊戲」。在現在這個時代卻要搞古老的黨紀遊戲，真的會讓人寒毛直立，它使人看到了威權的幽靈已在台灣上空飄浮。民主應該是透過對話而改變自己與說服別人的過程，而不是以意志和黨紀來壓人，台灣的黨紀民主離開民主還差得遠呢。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2012-06-12 01:24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在人類歷史上，所有以「改革」為名的措施並不必然一定會福國利民，反而經常是替國家帶來厄運，甚至為國家的敗亡奠定基礎。今天馬總統所謂「改革」已將整個台灣搞得雞犬不寧，國家的方寸也告大亂。因此在全球經濟亂象可能擴大之時，我願鄭重呼籲馬總統，請把一切的「改革」全部撤案：證所稅撤案、十二年國教撤案、油電雙漲撤案、募兵制改革撤案；在一切措施裡，為了顧及總統的國際信用，我只願對美牛問題保留。

    　而在所有「改革」措施全部撤案後，馬總統真正該做的，乃是大刀闊斧去改組政府，成立新的「危機內閣」，致力於國家方向的重新制定，一則以回應全球政經形勢的可能巨變；二則為台灣內部團結與轉型做出努力。今天的台灣已沒有時間繼續在「改革」口號下混亂內耗，台灣老百姓已需有苦日子即將來到，並在苦日子裡重新創造生機的認知準備。

    　在馬總統連任之初，我即引用了美國總統學權威學者麥唐納（Forrest MacDonald）的研究，指出第二任總統在美國歷史上經常不是帶來祝福，反而會送上詛咒。麥唐納教授的研究發現，第二任總統經常會自以為是的犯下許多錯誤，讓好端端一個國家惹出許多問題，反而疏忽掉了真正重要的課題。而麥唐納教授的論點，今天即在台灣獲得驗證。馬政府並不在台灣經濟的轉型發展上努力，卻以「改革」為名，拿著「公平正義」的大旗亂舞，將「改革」的口號亂叫，把整個台灣搞得雞飛狗跳，永無寧日。我相信台灣搞得如此亂七八糟，應當也不是他的本義；而是他那種認知不清的「改革」所致。於是一盤錯即全盤亂，終於搞到今天這種下不了台的困境。

    　馬總統今天不但自己自限困境，也把整個台灣帶進了困境，這種形勢就讓我想起了古代中國宋朝神宗皇帝時把整個中國搞得一塌糊塗的王安石「變法改革」。中國古代思想家裡，我最佩服的乃是明清之際的王船山先生，他的思考方式一點也不輸西方啟蒙時代的偉大人物。王船山有一本《宋論》，在該書中即指出，宋神宗並非淫亂的皇帝，但卻是個「智小而圖大，志陋而欲飾其短」的糊塗皇帝，他有改革之心，卻碰上一個很會講大話的王安石，於是一拍即合，於是王安石那個禍國殃民的「變法改革」遂告出現。最後自然是「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無益於國，相踵以行，禍延無已」！

    　王船山先生在《宋論》中，除了分析王安石以改革為名的虐政外，更重要的乃是分析了宋朝那時的氣氛。宋神宗時人人都有求變之心，但那時士大夫只會寫漂亮的詩詞歌賦，都沒有經世濟時的實學，會寫一點美文即可以當大官，做領袖，因此宋代詩詞發達，但根本就沒有一個人算得上是大臣，這乃是宋朝沒落的主因。宋朝有像蘇東坡、蘇洵這種只有小聰明、講風流的文人官僚，卻無可堪經國之大臣，於是最會講大話空話，言必稱堯舜的王安石遂告崛起，搞得整個國家混亂不堪，北宋之敗亡即種因於此。以「變法」、「改革」為名的胡作非為，最後會搞垮自己的國家！

    　最近三、四個月以來，馬總統的「改革」已把台灣搞得一片烏煙瘴氣，而台灣真正迫切需要的自主經濟轉型發展反到無人聞問。就在台灣為了「改革」而亂成一團之際，台灣的經濟情況其實是在快速的惡化中。台灣已快要成為「墊底的國家」（Race to the Bottom）。前陣子我剛讀完普林頓大學榮譽教授吉爾品（Robert Gilpin）的著作《廿一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在書中吉爾品教授指出，在這個時代，國家自主發展策略的尋找已日益重要。而正搞得雞犬不寧，亂成一團的台灣，我們的自主發展策略在哪裡？

    　拜託馬總統，台灣的「改革」千萬別搞成國家敗亡的現代版「王安石變法改革」，台灣亂得可以了，讓它立刻結束，請把「改革」為名的案子全都撤案，全力搞好經濟吧！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2012-06-05 01:27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人們讀古代中國的歷史，讀到隋朝隋文帝楊堅這一段，一定都會很有感觸。

    　因為楊堅本質上應該算是好人，他非常痛恨大官行為不當，在都城裡派了許多親信當特務，一知道那個大官做了不好的事，立即加以重刑；他極端痛惡官員貪汙，派了許多手下去假裝賄賂，誰如果收了，一定死路一條。除此以外，他也痛恨治安不好，只要有人偷別人一錢或三人合偷一瓜，一律判死刑，如果檢舉別人偷盜，則把那個人的財產沒收，分給檢舉人。楊堅以為自己是以道德治國，實質上卻是最不道德的治國。整個國家給他搞得烏煙瘴氣，很快就國家崩潰，整個隋王朝只混了卅九年即壽終正寢。如果用今天的概念來解釋，楊堅所搞的那一套，即是典型的道德法西斯主義。那是一種以道德為名的胡作非為。因為他可以用道德來自我合理化與自我偉大化，他的一切胡作非為也就有了理由，而可以亂搞到底。

    　隋代楊堅式的那種道德法西斯亂搞，現在已不可能存在；但與它有近親相似性的亂搞方式卻仍然繼續。最近，檢調單位放話，宣稱要嚴懲大學教授以不實單據核銷國科會研究補助經費弊案，並要依貪汙罪論處，可以說即是一種道德法西斯。

    　對台灣學術研究狀況有理解的都知道，我們的學術研究最主要的贊助機構乃是國科會，而得到國科會補助的，卻要按規定核銷；但主持計畫者多半不會也不耐煩來處理這種報銷瑣事，多半交給助理來處理，而助理則相互介紹，而委交給幾家做帳公司來幫忙，於是做假帳，以假發票核銷之事遂告出現。這乃是歷有年所，相沿成習的陋規，它是報銷制度這種政策所形成的對策，大家都知道，因而以前都睜隻眼閉隻眼不太追究。這種事就和以前的國務機要費和特別費相同，都是報銷制度所催生出來的，要說是陋規或違法，它的確是違法；要說它不是違法，它也不是違法。它是報銷制度殘留下來而未清理掉的尾巴。因此它是教育研究界的歷史共業。

    　對於這種必須用轉型觀念解決的問題，就需要當權者本於歷史的認知，將以前的研究報銷制度做出新的調整。我們以前那種把每個人當賊看的報銷制度是否還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學術教育界乃是個特別需要尊重和自由的領域，是否可以本於信賴原則，將研究經費的核銷大幅減化？先進國家是怎麼做的？只有新的報銷制度能夠形成，舊時代留下的尾巴才有清理掉的理論基礎。

    　但今天的台灣卻不是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而是檢察總長召集台灣高檢署，以及若干檢察官員，草草的開個會，就將此案定了調，這是以不實單據浮報經費的重大弊案，必須依貪汙罪論處。由檢察總長處理此案的態度，我們已活脫脫的看到了司法道德法西斯面貌。他們不是在解決問題，而是在製造更大的問題。本文一開始時提到的隋代法律暴君楊堅已在台灣復活。

    　一個社會應該做的，乃是統治階層以仁治國，講究輕政簡政，當政府的官吏少做擾民之事，各行各業的人民就不必在如何規避責任，如何陽奉陰違等負面事務上去傷腦筋，如果大家都能把精力用到正面事務上，這個社會自然會蒸蒸日上。如果一個社會的統治者們自以為有道德，動輒視別人都不可信，那麼他就會成為苛政的源頭。台灣的檢調單位準備用貪汙罪來辦一百多個教授，這種把學術界的人都視為貪汙者的心態，或許可以滿足他們自鳴得意，自認優越的道德高尚感，但卻為台灣的苛政打開了一條新路。

    　近年來的台灣，已愈來愈喜歡用楊堅式的道德來治國，已治出來一堆苛政。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一百多個學者教授也被辦成貪汙犯，甚或瑯璫入獄，因為那會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話！（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2012-05-29 01:28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前兩年，台灣翻譯了當代政治學者波耶特（Joseph H.Boyett）所著的《選民進化論》，該書的許多論點之一，就是要人們謹慎防範那種表演出來的政治假好人。他們演出來的樣子像是個好人，那只是要騙你選票的招數。選民要和這種人保持情感距離，才可免予受愚。

    　人們都知道，現代由於媒體廣告術日益發達，「表演政治」當道，政治人物已和演藝名人一樣，一切動作和語言都要設計包裝，使他們看起來能被人喜歡。政治人物向演藝名人看齊的趨勢，已使得政治上不再有領袖，而只有偶像與粉絲。這種政治人物已不講究見識與能力，只著重表演作秀，而最後為這種政治付代價仍是人民自己。

    　波耶特在書中指出，二○○○年美國大選的小布希就是個例子。那次大選，小布希花了極大精力在記者身上，他會叫記者的小名，以顯示他的親切沒架子，他也會拍拍記者的肩膀，摸摸記者的頭，好像兄弟一般；甚至還會打電話去記者家裡，讓記者及其家人產生與有榮焉的驕傲感。就靠著這些招數，小布希收編了當時絕大多數媒體，大家都說他是熱情、誠懇、出身好家庭好學校的好人，而他的對手高爾則被說成是硬梆梆，喜歡計較的無趣之人。小布希透過加工製造及宣傳，使自己頭上貼了「好人」的標籤，而高爾則成了「不是那麼好的人」。只有老練的資深記者，像《巴的摩爾太陽報》的威特科佛（Jules Witcover）能看透這種人，事先就提出警告，對這種演出來的假好人要特別小心，但他的警告卻是像所有的孤獨先知一樣，根本無人理會，於是演出來「好人」小布希遂打敗了「不是那麼好」的高爾，僥倖當選總統。

    　但人們都知道演出來的好人並非真好人，演出來的好人本質上是一種假貌，要來掩飾他的人格本質，而那種人格本質通常都是好人的反面。中國的王莽，即是演出來的好人的祖師爺，當他無權力時，拚命演好人，藉以沽名釣譽，而一旦有了權力，遂原形畢露、濫權篡位。就以小布希而論，當他以好人形象當選總統後，一碰到「九一一」事件，他立即露出真性格，原來他竟是個窮兵黷武的極端好戰分子，他使美國發動了兩場戰爭，使得美國軍費大增，國債飆高，民主也嚴重倒退。小布希不但不是好人，反而更是個誤國的壞蛋！他那種一意孤行的風格才是本質，演出來的好人形象只是手段和幌子。當演出來的好人形象破滅，那種被騙感所造成的反彈就會大過一切。

    　這次馬總統所引起的民怨會如此高漲，許多境外記者都看不懂。馬英九長期以來不是你們媒體上所宣揚的好人嗎？許多人不是他的粉絲嗎？為什麼現在人民的支持信任度竟會跌到一五％至二○％左右？台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對這些境外記者，我的說明是，馬總統長期以來是個演出來的好人，台灣的人也信之不疑。但在連任後，自信滿滿轉為自大，遂原形畢露，台灣的老百姓遂驀然發現，這個他們以為的好人原來並不是真好人。這種集體的被騙感，遂使得大家在後悔、憤怒、自責的混合情緒下強烈的反彈。當人們發現演出來的好人不是真好人時，人們就會跟恨壞人恨得一樣多！

    　前面所提到的當代政治學者波耶特在他的書裡早已指出，在這個表演宣傳當道的時代，選民對演出來的政治好人一定要特別謹慎，我們對影歌星偶像可以很投入，但對政治好人則一定要保持情感上的距離，並且要時時自問：我們喜歡他是因為長相、形象、或是他真的在公共事務上有什麼傑出的想法與做法？我們是否因為對那個人有偏愛而出現雙重標準，不再質疑他的能力？我們喜歡一個影歌星，頂多只是浪費一點門票錢，但演出來的政治好人，卻可能使人浪費掉子孫的幸福。因此對演出來的政治好人，我們要謹記前代英國評論家泰勒爵士（Sir Menry Taylor）的這句話：「一個不敢打死蒼蠅的好人，有時會傷害整個國家。」（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許多人一定看過宮崎駿的《天空之城》，而且知道《天空之城》的概念是受到十八世紀英國諷刺作家史威夫特（Joanthan swift）的《格列佛遊記》很大的啟發。我最近花了四七○英鎊買了該書的限量典藏版，又重讀了一次，並在「天下雜誌」的專欄裡寫了重讀的感想。

    　《格列佛遊記》裡寫到：有次他飄流到一個「天空之國」，以前譯為「浮島國」（Laputa）。這個國家有兩部分，一部分飄浮在天上，另一部分則在地面。高高在上的部分住了國王、王后及貴族統治階段，他們迷信純粹的形式數學，甚至國王的食物都被切成方形、菱形、橢圓形或各種樂器的形狀。由於迷信數學，他們做件衣服都要用四分儀等器具來量身高體形，做出來的衣服簡直不能穿，蓋出來的房子也歪歪扭扭，不成形狀。這個高高在上之國有許多科學專家，他們在地面的首都有個發明設計學院，要把他們的價值推展到全國，這些專家好像很有學問，很有創意，但都古怪至極，例如河邊有個磨坊，他們把它拆掉，在山坡上重蓋一個，至於水的來源則要在山上另建一條運河；另外有專家致力於要從南瓜裡提煉出陽光；有的專家則要將糞便還原為食物，有的專家則希望用蜘蛛絲取代蠶絲。這些都是偉大的荒唐創意，當然把整個國家搞得一蹋糊塗；格列佛有個朋友按常識做事，房屋整齊漂亮，田地也蔥綠繁茂，卻被專家及人們所指責。史威夫特對這個國家的描寫，它諷刺的重點有三：

    　一、當一個國家，有一個高高在上的統治及專家階級，他們由於擁有做錯事而硬拗到底的權力，因而他們的偏執會無限大。

    　二、專家和權力結合，他們縱使偏執，但也有本領把這種偏執講得似乎很有道理，很有學問。「天空之國」（浮島國）就是在諷刺專家偏執所造成的「專家暴政」。

    　三、研究思想史的都知道，十八世紀乃是啟蒙時代，但歐洲各國的啟蒙多少都有點過分的意識形態化，只有蘇格蘭的啟蒙著重不離開常識的知識，不離開現實人生的道德理想，而史威夫特就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一員，他的《格列佛遊記》基本上就是在諷刺人性的惡劣成分，「天空之國」（浮島國）就是在於指出當高高在上的權力與專家結合，它會因為整個系統化的偏執，造成反常識的假知識，而使整個國家被這種假知識所誤導，而成為荒蕪之國。

    　我最近在許多場合場談到史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並認為他所諷刺的「天空之國」（浮島國），簡直就是今日台灣的寫照。今天的台灣有個高高在上的王國，它有一堆所謂的似是而非的專家，這些專家官僚完全沒有常識，而根據他們自以為是的偏執假知識而治國，甚至還自我美化說是「改革」，當做錯了一堆事情受到人們的強烈反對及反彈，仍拒絕承認改過，只用「溝通不良」意圖來閃避重點。前年台灣翻譯了當代心理學塔芙瑞斯（Larol Tavris）及亞隆森（Elliot Aronson）合著的《錯不在我》，該書指出人們在犯錯後通常都不會面對問題而坦然認錯調整，而是透過各種心理防衛機制，將犯錯的責任推給別人，而「立意良善、溝通不良」即是最常用的一招。今天台灣所見到的就是這一招。當一個政府鬧出那麼多問題，而仍不去思考問題的關鍵，仍彎彎曲曲在說自己的錯是對，它的自我改革將永不可能！

    　去年年底，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辦了「面對公與義、邁向永續」研討會，我在會上發言即指出，由於國民黨缺乏了自主意識，它已把台灣帶到了依賴而不發展的方向，台灣依賴ECFA更多，經濟的崩壞只會加速。在現在這個時代，一個有為的政府更要有自主的發展策略，台灣由於欠缺了自主策略，未來四年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必將更加艱苦。當台灣經濟持續惡化，馬政府的假改革也將更加黔驢技窮，自主發展策略才是台灣唯一的出路，官僚的假知識是沒有用的！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2012-05-15 01:12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長期以來，我對偉人的演講集有特別的偏好，並收集了許多版本的歷史著名演講，我非常驚訝的注意到，許多偉大的政治人物幾乎都沒有談過自己「歷史地位」之類的大問題。像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等偉人，甚至不斷的公開表示，由於自己能力不足，如果犯錯，要請同胞原諒寬恕。他們這種謙卑的特質是怎麼產生的？

    　後來我讀了南加州大學英語系著名學者布勞迪（Leo Braudy）鉅作《留名狂：聲名的歷史》後才恍然有體悟。布勞迪教授指出，在希臘羅馬時代，重要的大人物在想的都是荷馬史詩裡傳奇英雄或像亞歷山大大帝這種人物，當年凱撒就為自己比不上亞歷山大大帝而遺憾終身。

    　但這種要和英雄比高低的價值觀，在基督教興起後有了改變。耶穌〈登山寶訓〉裡為人類行為首次設定謙卑虔誠負責的準則。後來的神學之父聖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裡即明言：「祂的面容在山上發亮，祂的聲名散布全世界。」意思是，只有奉行〈登山寶訓〉的人，他的靈魂才會被照亮，而那真正的永恒聲名只有祂才擁有。

    　因此，基督教形成後，對虔誠的傑出政治人物已使他們產生了一種新的道德認知，永恆的歷史聲名只有祂才擁有，凡夫俗子的人們只有努力的去做行善，彰顯祂的道理，看能不能得到祂的肯定。人不能奢求歷史的聲名。

    　正是因為對這種謙卑的道理有很深刻的理解，十七世紀偉大的聖劇詩人及政治評論家米爾頓（John Milton）在他的《樂園的失而復得》裡，遂這樣寫道：

    　人的聲名被寫在天上，塵世無法知道

    　世間的光榮是假光榮，它頒給

    　那些不是光榮的事，也不值得光榮的人。

    　因此，一個政治領導人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愛國家愛人民，奉守上帝公義，而不要去奢想自己的歷史地位等虛誇的問題，因為那是對上帝公義最大的僭越，一個平凡的人根本決定不了自己短促一生的歷史評價。如果以自己短暫的生命企圖決定長久以後的歷史評價，那是何等的傲慢自大啊！一個政治人物只有把握現在去愛國愛人，替國家人民建立永續發展的基礎，如果國家人民連今天和明天都沒有了，他個人怎麼還會有更渺茫的歷史評價呢？

    　因此，台灣的統治者請不要再講諸如「歷史地位」和「歷史評價」之類的大話與空話。歷史是長遠的事，它不是短暫而愚蠢的人所能決定的，講這種大話與空話，其實是一種心態上的專制和對人民的欺騙。統治者應做的乃是盡心負責，好好去把握現在，去深化民主，促進人權，改善民生以及鞏固社會的團結，並在人民面前不要再傲慢自大和自以為是。

早年我在讀中國古籍時，即對唐代宰相陸贄極為敬佩，他所寫的《翰苑集》還一度是我的案頭書，每日吟誦。

　因為在我的標準裡，陸贄已不是一個賢相，而是境界更高的實踐型偉大政治思想家。在古老的唐代，他就希望建立一套以羞恥感為核心的統治哲學，讓統治者深刻的理解到治國不良，使百姓受苦，乃是統治者最大的恥辱；當有了這種羞恥心，統治者在看待問題時，才會把自我反省和自我檢討放在第一位，從而產生最深層的責任意識。中國古代的政治哲學都是在空談仁義道德；陸贄是第一個將它拉到統治者的恥感行為上。只是陸贄的這套政治哲學是把統治者當改革的對象，已形同是一種思想革命，因而後來無法發揚光大，陸贄是個早生了一千年的政治哲學家。

　陸贄的思想雖然後來不彰，但在他當宰相的那幾年卻做了極成功的實驗。例如，當時唐朝中衰，政治的人禍不斷，又逢久旱，蝗災四起，物價騰貴，人民已快活不下去了。於是在陸贄起草下，皇帝發表了這樣的告同胞書。

　它的主要內容是說，因為我當皇帝的無能，而有這樣的災荒，因此這是上天對我的警告，所以在災荒期間，我無顏去皇宮正殿上朝，只去偏殿辦公，作為自惕；我每天的飲食也減少，與民共苦，除了部隊士兵外，其他官吏的開支也減少；人民的稅賦也暫停，等到豐收時再說；為了鼓勵生產，因為輕罪而坐牢的人全都放免；政府的不急之務也全都暫停。這篇告同胞書，真正的意思是說當統治者的要把人民的受苦看成是自己的事，而不是臣子或人民的事，只有統治者與民共苦，整個國家才會有希望。

　今天的台灣，人民有六至七成已收入不增反減，這次物價上漲，許多人已到了日子快過不下去的程度。因此我在想，如果陸贄活在今天的台灣，他會要台灣的統治者發表什麼樣的告同胞書？

　首先，我相信他一定會要求台灣的統治者承認自己治國無方的責任，並深刻檢討無能的原因究竟是無知或是根本就不在乎所致。只有透過這樣的反省，他才可能有新的責任感覺悟。

　他一定會和以前一樣，要求統治者改正行為。當老百姓日子難過，自己卻依然每天大張旗鼓的上朝退朝，應該覺得不好意思，不敢再上大殿，只敢上偏殿辦公。基於同理，他一定會要台灣的統治者在老百姓生活沒有變好之前，也一定停止出國作秀或在台灣作秀的所有行為。當老百姓日子難過，自己卻仍忙著趕行程，應該會覺得不好意思吧。

　其次，他一定會要求統治者做出與民共苦的事，統治者和他的大官朋友應該減薪自我懲罰，政府所有的不急之務全都停止，政府能省多少就省多少。老百姓日子難過是「民難」，統治者們要有決心去共赴「民難」。

　而最重要的是，統治者一定經過澈底的反省和檢討，知道老百姓生活難過的真正原因是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民，他們的家戶所得已到了勉強過日子的邊緣，而且這種情況還在惡化中。因此改善國民收入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因此統治者們一定要展開知識大動員，儘快制訂改善國民收入的具體計畫。這包括經濟發展計畫的重新訂定，高品質就業機會的創造，公營事業的改革，新產業的加速形成，稅賦的公平等。國民收入的增加乃是抵抗物價上漲的唯一有效方法，講再多空話也是沒有意義的。

　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乃是陸贄如果重生於今日的台灣，他一定會要求台灣的統治者，把這次物價上漲的危機，當做是統治者無能的恥辱紀念標誌，為了謹記這個教訓，他會要求統治者停止一切「五二○」就職的活動。在這個人民日子難過的時候，「五二○」早已不再是光釆的日子，既然不再光釆，就讓這一天黯淡度過。讓這一天成為自己和以後的統治者永遠不敢忘記的警告！

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達德。但這三達德，言之容易，實踐則難。立德乃是一輩子的事，實在辛苦；立功則有賴機緣命運，太過不確定；至於立言，則縱使皓首窮經也未必有把握，於是當大官的遂拚命作秀以圖立名。

    　但官場立名可也不簡單，官場險峻變幻，今天向這邊吹拍逢迎，明天向那邊脅肩諂笑，患得患失之事搞久了，耍嘴皮，說巧言，別說公共評價了，只要尚有一息廉恥，大概也會整晚難以入寐。中國古代良臣循吏少，而猾吏佞臣多，即可顯示官場的道德風險之大。當大官的為了那一點官癮特權，而必須巴結投靠，話要說得變來變去，充滿了機詐之心。因此古代對官場之巧言很早就有了深刻的觀察，《詩經》即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論語》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亂德」。一個社會的是非錯亂，官吏的巧言實在扮演了極大推波助瀾的角色。

    　而在西方，這種對巧言詭辭的警覺亦同樣的古老。從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西塞祿起，一直到霍布斯，都注意到若一個社會太愛好舌粲蓮花的巧言作秀，必定會敗壞整個社會的文化及風俗。希臘羅馬的敗亡主因即在於巧言偽辭的氾濫，因此英美自啟蒙理性時代以降，它們在打造新文明時，都把語言的表達及溝通交流視為重點。一個人在講話時，如果想要說服別人，就一定要先說服自己；只有透過這種言語行為，人我之間才可能建構出一個有重疊性的平台。就以美國而論，它在開國元勳那一代，都非常強調語言交流溝通的重要。開國元勳富蘭克林在廿四歲即寫了〈對話是何等快樂〉這樣的文章。

    　華盛頓在十四歲時即寫了影響他一生的心得報告〈做人及講話的高雅行為〉。他在該報告中指出：「我在講話時 不容惡念和嫉妒存心」、「說話是馴良及優良品性的見證」，他還指出：「我在講話時不能囉囉嗦嗦的冗長，不能東拉西扯的離題，也不能翻來覆去都是一個調調」。華盛頓做為開國總統，他講話用心良善，誠實且切實負責。因此後人遂說這個總統是上天送給美國人的最好禮物，他透過良好講話而建造起一個新興國家，今天雖已滿了兩百多年，但當年他講話的真誠風采，人們仍可透過《華盛頓演講集》體會到他的偉大講話特質。

    　但美國開國元勳那一代偉大的語言交流現在早已消失了。美國復旦大學（Fordham U.）政治學教授柯亨（Cohen）在近著《廿四小時新聞時代的總統職位》一書裡指出，現在美國各類新媒體日益發達，以前那種大人物就自動可以擁有版面和時段的時代已不再返，媒體對大人物的硬新聞已愈來愈不感興趣，反而是大人物的負面新聞和軟性新聞較感興趣。新媒體時代的這種變化，已使得平庸大官愈來愈不努力在大眾事務上求表現，而是更致力於顯性新聞的生產。而在政黨對立加深的這個時代，耍嘴皮的軟新聞則成了常態，耍嘴皮又成了大官們自我消費、搏版面及時段的慣技。柯亨教授甚至還指出，在大人物軟新聞當道的這個時代，大人物的講話也愈來愈傾向於為少數利益團體代言，因為這個時代大人物已很難獲得普遍的掌聲，為少數利益團體發言，可以得到他們的掌聲，這總好過沒有掌聲。喬治柏森大學教授柯文（Tyler Cowen）更指出，現在已進入大人物和明星一起搏版面的時代，大人物已必須讓自己的角色演藝化，耍嘴皮等軟新聞，即是大人物們現在的生存之道。

    　因此，考試院在這個時刻要制訂《政務人員法》，為大人物的大嘴巴做出規範。考試院的這項立法對我們的政治大人物實在是太為難他們了。耍嘴皮早已是官場的主流文化價值，他們不耍嘴皮還能耍什麼。考試院制法的良意或許是要藉此呼喚出政務人員的政務官意識，但政務官意識在我們社會消失已久，它是另一個大人物必先立格的政治文化問題，它似乎已不可能重新回來，考試院制法的理想最後可能只是一場空。從這個角度看，《政務人員法》可說是近年來最大的茶壺風暴！（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研究權力關係的都知道，權力是一種會上癮的東西，而權力最大的癮頭，乃是「機密」！

    　因為，當人們擁有了權力，即擁有生產、製造、控制和解釋機密之權，從最粗暴的這一面而言，有權力的人可以把機密當成柵欄，將所有的國民當成外人阻擋在外，他在機密的保護下，即可從事一切他自以為是的行為，從大的貪腐、利益的交換、弊端及缺點的遮蓋，政策的反反覆覆等都可獲得庇護。古人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都假汝之名而行！」而廿一世紀的此刻，這句話已可改為：「機密，機密，多少邪惡無能都假汝之名而被庇護！」

    　而在最柔性操作的這一面，機密這道柵欄，將人們劃分成欄內欄外，於是資訊不對等的反自由討論關係即告出現。有權力的人以機密為名拒絕提出數據和政策的憑據，因而資訊對等的公共討論即不可能，他們由於獨占了訊息，遂可以恣意扣別人「沒有建設性」、「為反對而反對」的帽子。政治上的無聊口水，公共政策的非理性爭執，如果追根究柢，它其實都起源於以機密為名的資訊壟斷。有權力的一方由於可以利用機密造成的資訊不對等而任意扣別人帽子，占盡罵人的好處，於是他們也就樂此不疲的繼續機密下去。多年前美國聯邦參議員莫里漢（Patrick Moynihan）主持兩院對機密問題的監督委員會，他即指出，機密濫用所造成的資訊壟斷，不但滋長了腐化無能，也違反了保障民主的民主程序及惡化了公共討論的氣氛與文化。哈佛大學倫理學教授丹尼斯．湯普森（Dennis F. Thompson）在近著《重建政府責任感》論文集裡甚至明言，以機密為名的不公開、不透明和缺乏公共討論，乃是當代政治人物缺乏責任感，因而無能程度日增的關鍵。當代「陰謀理論」也指出，當一個政府對特殊重大公眾事務，仍以這樣那樣的理由保持機密，它就無法擋得住各種陰謀理論的趁勢而起，而陰謀理論的出現，它所反映的乃是政府公信力的失去，以及一個社會賴以存在的互信開始剝離消失。

    　因此，機密問題乃是個不容小覷的課題，有權力的人確實可在機密建構的柵欄內過足權力的癮頭，但機密卻也是個兩面刃，這一面可以讓人過足權力之癮，但另一面當條件改變，這種機密之網一旦出現破洞，這個政府的公信力就會快速滑落。就以台灣為例，我們政府從美牛談判、ＥＣＦＡ談判，一直到現在的二代健保及連勝文槍擊案，都顯露出它有著喜歡躲在機密背後搞東搞西的偏好，這是一種柔性的藉著機密而遂行政治操縱的伎倆，當這種伎倆搞多了，它最後只會讓機密這個兩面刃的鋒芒倒打回自己，而讓自己在國民心目中的信心盡失。

    　任何研究機密問題的都知道，一個國家真正的機密其實並沒有那麼多，尤其是牽涉到公共利益時，這種機密更是少之又少，許多所謂的機密，如果檢討到最後，人們會發現它只不過是有權力的人的一種權力過癮而已。也正因此，如何自我約束這種權力的過癮感，將一切回歸到民主的應當程序內，才是重建政府責任感的關鍵，政府在涉外談判時不容以機密為名擅行人民利益的私下交換，在內部事務上更應將一切訊息及政府的決策來由清楚而透明的交代，只有能夠試著去說服人民的政府，才會是個有責任感和有能力的政府，用機密為網，所遮蓋的只是自己的無能而已！

    　當今的世界已在改變，最近「維基解密」網站的風波已顯露出，民主已進入新的階段，民主未來的公敵乃是政府以機密為名的權力保護網，這個保護網企圖利用人民被矇在鼓裡而剝削之操縱之，它已不被人民所接受。少數人假藉機密之名去做涉外談判，悄悄把國民利益出賣掉；少數人竟連健保資訊也都不對國會公開；另外則是更少的人竟然意圖將連勝文槍擊案以機密為名朝著他們意圖的方向去辦。機密的背後躲藏著太多的私心自用，人民是不會接受的！（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這種「投入驅動的成長」在全球金融海嘯出現後立即解體，愛爾蘭乃是全歐衰退最快，而且幅度也最大的一國，二○○九年衰退幅度甚至高達九％。

一九九四年，當時克魯曼（Paul Krugman）還是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他在當年最後一期的《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上發表了一篇引起極大爭端的論文〈亞洲奇蹟的神話〉。

在該文他指出，許多亞洲國家的成長都是「投入驅動的成長（Investment-driven growth）」，依靠著外資大量湧入、寬鬆的貨幣政策所造成的資金投入等而快速成長，而非生產力提高而造成的成長，因此這種模式其實是很脆弱的。

他的這篇論文當時曾引起一場筆戰，但也給華爾街的禿鷹們很大的啟發，遂出現了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藉著資金的大舉進出，而誘發許多國家的資產泡沫破裂，印尼甚至還引發了國家動亂，蘇哈托政權並因此倒台。

克魯曼的「投入驅動的成長」之說，是否真的能解釋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乃是個有爭論的課題，不過他的這種說法，毫無疑問地可以解釋今天愛爾蘭的經濟危機，而愛爾蘭資產泡沫破裂的經驗，對台灣也有一定程度的警示性。

上星期，立法院首次精彩的對話，立委就拿房價問題質詢財長李述德，他的答覆是房價飆漲你們去罵炒房客啊！為什麼要指責政府，偉大李部長的答覆，其實已具體而微的將當今政府那種撇責任、扮無辜、裝可愛的本質盡現無遺！其中透露出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近代學術有許多學科都在墮落沉淪，墮落得最多的即為政治學。古典的政治學關心民主人權，但也從不荒廢政治領導的掌舵角色，柏拉圖的《共和國》裡就稱領導者為舵手。後來英文的「政府」、「總督」及「州長」這個字即是拉丁字「舵手」的衍生字，它顯示出古典政治學是把國家領導人及政府的角色置於首要的地位，因而政府的責任感也當然成了政治哲學裡的核心價值。十九世紀美國著名建築師轉寫政治哲學的克蘭穆即指出一個國家若領導者缺乏責任心，這個國家就會出現「平庸的報應」。

    　但這種關心領導及責任感的政治學傳統，在一九四○及六○年代後卻完全變了樣，一九四○年代許多國家都出現造成歷史災難的領導人，於是政治學在被驚嚇之餘，從此再也不敢談領導，彷彿談領導就是在鼓吹人治甚至是在為強人政治張目，因為不談領導問題，政治學遂開始墮落。當政治學墮落，它連帶的當然也造成了現實政治上的墮落，加上一九六○年代後全球進入媒體時代，於是政治的風景也就跟著大變，這種大變顯露在幾方面：

    　一，政治學不談領導，於是領導學這個學術分枝遂由政治移往企管學，隨著它在企管這個領域的慢慢發展，到了近年來它已回頭撈向政治學。

    　二，政治領袖變得沒有責任心，只知道媒體作秀，於是「表演政治」（performing politics）日益當道，擅長表演而拙於治理，遇到關鍵就撇責任、扮無辜這種現象遂告出現。人人都知道，房價的飆漲乃是賦稅政策、金融及所得政策的產物，去年耶魯大學教授席勒（Robert J. Shiller）在《次貸解答》一書裡，研究百年來美國房價史，房屋建造成本的變動，認為百年來美國房價都以極緩的速度上漲，只有二○○○年後像坐了火箭一樣一飛沖天，這即是金融政策所致。台灣房價飆漲亦然，這怎麼可能用扮無辜、裝可愛來搪塞。

    　三，當一個政府缺乏了責任心與擔當，它就自然而然養成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它就讓社會裡的「交戰元素」（Warring element）自己打成一團，或者它就隱身暗處展開操弄，或者坐待兩邊打出一個結果，才來撿收成果，這種領導因畏首畏尾，重大問題已不會有自己的立場，美國學者，研究出名經濟學的柯文（Tyler Cowen）早已指出，媒體民主會造成鄉愿式人物的抬頭，扮無辜、裝可愛這種品質會大盛。除此之外，它還有一種撇責任的機制，那就是把「公共問題私人化」，例如政府有責任替老百姓營造出差堪滿意的生存環境，而它不在這方面承擔起責任，反而會說「你失業是你的競爭力不足」，「國民自己要提升個人競爭力」等等說詞。這就是典型的把「公共問題私人化」，在一個「所有問題都被私人化」的社會，政府儼然已不必負任何責任，我們還要這樣的政府幹什麼？

    　當今台灣的政治，重建政府的責任心和擔當感已成了最重要的急務。一個永遠躲在暗處，只會撇責任、扮無辜、裝可愛，讓老百姓自己打罵不休，或者藉著「公共問題私人化」的運作模式，讓自己和一切責任都保持距離的政府，很快就會被老百姓看破手腳而加以放棄。近年來，台灣社會的無力感日深，用英美的話來說，台灣社會可以說已處於一種「精疲力竭」（Exhaustion）的心理狀態，大家都希望台灣社會往政府更有責任心與擔當感的方向去轉型，但人們轉型之聲雖高喊了許久，但統治者們撇責任、裝無辜、扮可愛的習性卻還是一成不變，於是精疲力竭之感遂油然而生。而了解社會心理變化的都知道，精疲力竭的人心通常都是大改變的前兆，但願統治者們能體會老百姓精疲力竭的心聲！（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廿世紀英國傑出的哲學家懷海德雖然以理性清晰著稱，但對選舉活動卻熱情無比，每逢選舉必然全程參與，開票日更是非搞到半夜，全身沾滿酒氣和番茄汁，否則就不會回家，搞到他妻子都為他提心吊膽。

    　這就是民主政治的嘉年華傳統，在一個治理良好，氣氛大體和諧的社會，人性裡詭譎難測的部份沒有發作的空間，選舉自然成為遊戲規則公平清楚的歡樂嘉年華。

    　但民主選舉的這種嘉年華歡樂，卻不是每個社會都能享受得到。有的社會潛藏著巨大的宗教、膚色或種族階級矛盾；有的社會政治風氣不良，有了政治職位就有了一切，這都會讓政治暴力甚至政治槍擊事件不斷。而近代學者早已指出過，政治暴力事件最好不要發生，它一旦有了開始，就會有傳染效果，它等於是替該社會的政治文化裡注進了某種惡劣的基因。

    　近代史上，美國無疑的是政治暴力最嚴重的國家，由於一九六○年代來重大的政治行刺事件不斷，詹森總統曾下令成立一個總統委員會，由約翰霍普京斯大學校長艾森豪擔任主席，全美重要學者專家全都參加。一九八三年該委員會提出的十尺厚冊研究報告出爐，那是歷史上對暴力行為所做的最大規模動員研究。在該報告第八冊裡專門研究刺殺這種政治性暴力，該書即指出美國南北內戰所造成的國家撕裂，乃是此種類型暴力的基因源頭，而林肯被刺即開其端。從此後以總統為鏢靶即成了美國最丟臉的傳統。美國演變至今，行刺得遂及未遂的，總統計達八人，州長八人，參議員六八人，眾議員則九人，法官亦達六人。除了這種大趨勢外，刺殺亦有時代的傳染性，如一九六○年代甘迺迪被刺，使得六○年代類似刺殺大增；這種事情同時亦有地區傳染性，例如一八六○年新墨西哥區的首席法官史洛被刺，此後該區暴力即此起彼落，成了美國政治刺殺暴力最多的地區，到廿世紀才停歇。

    　美國的政治刺殺暴力冠全球，學者之所以認為它是一種傳染，乃是它一旦有了開始，接下來的案件幾乎都是受到啟發的孤狼或自由殺手所為。而美國的這種刺殺，幾乎都是針對現職者，而非在選舉過程中所犯。這種刺殺行為對美國政治的影響，乃是現職政治人物都被迫必須小心謹慎。

    　就以歐巴馬為例，他早年甚為親民，當了總統後，以前的許多朋友都已不見，「被暗殺恐懼症」造成了美國官場上那種高高在上的習慣。他們有話要講，也都要透過電視，民主政治的顯現，自然親切等品質已告失去。

    　而在我們台灣，人們原本還相當和善，縱使生氣也只是幹譙幾句就成了過去。但自從二○○四年「三一九」兩顆子彈後，惡性的暴力基因即在台灣政治及社會文化裡被植入，今年又有了「一一二六」的一顆子彈。台灣的這種刺殺暴力和美國的刺殺不同，它所造成的影響也有異。台灣的兩起槍擊事件，都發生在選舉過程之中，它當然會對原本已緊繃的選情造成足以決定大局的影響。因此，台灣這種刺殺暴力，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其實是傷害更大；原本公平的遊戲規則被大幅度拉回，贏的人不會自在，輸的人不會甘心，民主選舉在子彈因素下，只會讓戾氣更增。

    　此刻的台灣，在政治板塊上已是「五十對五十社會」，政治競爭更加緊繃，如何確保遊戲規則的公平性已更形重要。但經過兩次槍擊事件，我們已不能低估這種公平性會被不相干的因素所擾亂。將來如果陰錯陽差再發生類似意外，在這個兩黨都已莫名其妙受過傷害的此刻，我們朝野應透過立法或修法，替足以干擾到選舉結果的重大意外，設定出暫時凍結選舉這種措施，讓被拉回的情緒有一段冷卻期。選舉原本就是應規則公平，不相干因素無法干擾的一種遊戲。

    　讓贏的人贏得心安，輸的人輸得心甘。台灣民主要走得順利而不讓國際社會竊竊議論，公平原則我們不能忘了！（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一九八○年代末，美國出了兩位極具透視力和預見力的政經文化評論家，他們準確的比任何人都早就看到一個不但在美國出現，同時也是世界普遍的現象，那就是「戰神階級」的誕生，他們的觀察不但解釋了過去卅年美國政治的變化，也可以用來研判未來的發展。

    　所謂「戰神」這個階級的誕生，乃是評論家唐納．華倫在所著《激進的中心：中等美國人和異化政治》裡的核心論點。他指出由於美國社會及政治的發展，一個「戰神」階級已告出現。所謂「戰神」（MARS），乃是「中等美國人激進派」（Middle American Radical）縮寫。他認為美國社會政治及學術界發展，美國富人從不缺少來自政府及學術意見界支持，而凝聚力極強的凶猛少數如黑人及工會工人，由於美國和歐洲一樣有其激進人道傳統，任何政黨執政也不敢疏忽他們的利益。在這樣時代變遷裡，只有中產階級成了新的孤兒階級，得不到政黨和學術意見界的重視，他們循規蹈矩的工作納稅，他們沒有富人階級避稅漏稅的巧門，而他們所得逐年遞減也無人理會，這種被棄的孤兒感及受害感，遂使得他們日趨疏離和激進。

    　「戰神」階級這個概念被唐納．華倫率先提出後，接著又被當代評論界最有學問底子的凱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在《後保守美國：人民、政治及危機時代的意識形態》一書裡加以延伸討論。菲利普斯指出，由於「戰神」階級興起並未受到學術界重視，這個階級遂沒機會透過與學術對話而釐清自己，因此「戰神」階級意識形態基本上是很混淆的。例如他們對稅負不公平最為憤怒，但卻又是舊式愛國主義者，這又使他們支持美國軍費逐年無限擴張。這個階級的思想由於未經整理，也使他們容易跟著感覺走，且經常會激烈的沒什麼道理。這個階級的激烈，在過去已使它成了以愛國為訴求的美國新右派主力。

    　但「戰神」階級真的是右派嗎？這實在頗有爭議。中產階級乃是過去的美國主力階級，它愛國、勤儉，主張傳統中產階級的道德價值，他們是戰後美國獨霸世界時的受益者，這使他們具有右派自由主義的特性；但布希第二個任期的縱容偏袒財團，他們卻又成了受害人，因此中產階級的倒戈，也是歐巴馬上台的社會動力。但歐巴馬上台後，他表現出來的其實是一種「交易式的領導風格」（Transactional Leadership）而非「轉型式的領導風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特別是大搞赤字政策，他們已成了未來的受害人。所謂「交易式的領導風格」，用舊式的說法乃是充滿了機會主義，什麼都想討好，自己卻沒有核心價值的領袖風格，它完全無法改善中產階級的每下愈況的命運。於是「戰神」這個階級終於憤怒了，美國茶黨的形成，乃是「戰神」階級追求自主性的開始，也是歐巴馬政府失去勢力的主因。

    　因此，從美國內政的角度看，「戰神」們成立自己的小黨乃是他們追求自主性的開始，由於這股勢力尚未經整理和建構，因此它的思想極為混亂而激烈。最激烈的甚至主張廢除聯準會及國稅局，形同右翼的無政府主義。由人類的歷史發展也可看出，一個草根力量的出現，由於未經整理和建構，他們的正當性尚未形成，主流的政界和思想界都不會承認他們的價值，美國主流勢力都在抨擊茶黨，那是他們尚無法取得正當性的原因。但由戰神卅年一路走來的經驗及所形成的力量，我們已可看出這個階級必將在美國發揮舉足輕重、改變未來的作用。

    　當今全世界每個社會的中產階級都成受害階級，每個政府都向財團富人靠攏，也大搞赤字來照顧弱勢者；在左右夾殺下，只有中產階級成了終極受害人，由目前美歐的發展，已可看出憤怒「戰神」階級已在崛起中。「戰神」階級忍受著稅負不公平，忍受著資產價格飛漲，菲利普斯在新著《劣幣，不計後果的金融，失敗的政治及美國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裡，已預測中產階級更大的不滿將會出現，這是個「戰神」發怒的時代。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國民黨的上層一直相信台灣的政治板塊是藍大綠小，而最近兩年來的多次補選及地方三合一選舉，國民黨之所以全敗，主因不是綠色選票增加，而是藍軍有許多人含淚不投票。正因為有這樣的認知前提，國民黨遂相信這次五都選舉只要打成藍綠對決，藍軍士氣就會大盛，藍色選民就會回籠，藍大綠小的優勢就能發揮作用。這個邏輯因而主宰了國民黨這次選舉的策略，它在北高中對民進黨展開凌厲的攻勢，這種風格宛如過去的民進黨。

    　但民進黨這次選舉卻作風大變。對所有可能被國民黨轉變成統獨之聲的話題，民進黨全都避開。民進黨很清楚的知道，把選舉打成統獨大戰，等於掉進了國民黨的陷阱，由於稍早前的民調，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全都排到了前面，而國民黨則都在後段班，這顯示出台灣的人心已在變，民進黨的治理能力已被改變了的民心所肯定。

    　因此治理能力遂成了民進黨的競選主軸，為了配合這樣的主軸，民進黨的候選人遂表現得相當緩和。蔡英文使出非常傳統的市場拜票及沿街握手這種非典型式手段，蘇貞昌更是猛辦音樂會，自己都上台又唱又跳，陳菊縱使被國民黨窮追濫打，也未改她那種溫和選舉的方式。民進黨這次把激情牌讓給了國民黨，這代表了民進黨已在進行某種轉型，它眼睛所看的是全台灣大約三○歲左右沒有特定政黨偏好的中間選民，它要用非典型的選舉行動，新的親民作風，來爭取這類選民的信任與認同。

    　這次五都選舉乃是近年來台灣最撲朔迷離的一次選舉，由於國民黨與民進黨已明顯的主客易位，縱然國民黨已展開大動員，媒體的民調也都各有起伏，增加了人們對選情判斷的困難，我們甚至可說不到選票開出來，究竟鹿死誰手，可能極難論斷。而我最關切的，乃是那大約三成無特定政黨偏好，也始終未表態和拒表態的選民之動向。我所擔心的，乃是國民黨現在已是執政黨，而且還執政已逾兩年，一個執政黨天經地義的必須以政績來爭取選民的支持，而今國民黨政績堪疑，為了保衛政權而走激情路線，這是國民黨的新黨化走向。

    　而由新黨的過去發展軌跡，它初起時以危機感團結藍色群眾，但終因過份好戰而和多數選民愈行愈遠。這是個自我邊緣化的過程，國民黨繼承了民進黨過去的激情路線，這到底是不是正確的選擇？會不會反而促成三成左右無政黨偏好選民的大反彈，十一月廿七日就會得到證明。

    　近年來，台灣無論政論界、現實政治圈，甚或政治學術圈都迷信政治基本盤之說，搞政治的也相信這種基本盤的存在。基本盤之說深入政客心裡，已使他們失去了政治人物最需要的警愓之心；反正有著基本盤的存在，做好做壞有甚麼關係，基本盤這種說法如果深入探討，它可以說是變成了政客視選民為道具的心態。基本盤這種說法使得政客們對選民缺乏了去瞭解和傾聽的意願，他們當然也不能理解到國民黨以前靠著龐大的組織及媒體支配力，可以維持住藍大綠小的局面，但隨著台灣選民持續的變化和網路等新媒體的出現，基本盤這種說法其實已告瓦解了。

    　選舉選到最後，對一個執政黨，真正重要的是要看它端出多少政績，擘劃出甚麼樣的願景，而不是看它有多麼厲害的煽動激情的能力。近代政治學有「相互性」（reciprocity）這種說法，它的意思是指人的行為必須在互動中維持住一種最恰當的水準。為政者對前朝一路狂砲亂轟，對政敵窮追濫打，而且找個理由就要上街鬧事，這種追討對手不遺餘力的搞法，坦率而言，這已超過了適當的範圍。它可能會讓基本盤群眾回籠，但卻可能趕走更多不是基本盤的選民群眾。

    　台灣的中間選民從來就不喜歡政治搞得太激情，阿扁以前就是激情政治搞得太厲害而失去人民的認同。在這個民進黨轉趨溫和的時刻，國民黨卻日益激情狂熱，特別是最不夠資格罵人的罵得反而最大聲，他們要穩固基本盤時，不能不慎防中間選民的反彈！（作者為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