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nChenの書房

　在「九二共識」之下，有所謂「一中各表」，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北則是「中華民國」，前者的國慶是十月一日，後者是十月十日，這是我的「一個國家，兩個國慶」的由來。

    　今年意外收到中共大使館的邀請（早年也曾受邀，但不曾去過），基於Seeing is believing（眼見為實），決定深入虎穴，親自走一遭。這種場合，如自己駕車前往，最大的困難是停車，我搭了同事劉屏的便車，到達使館門前，驚喜的發現有專人代客免費停車，可說是設想周到，雙橡園的國慶酒會則無此種待遇，只有少數的ＶＩＰ或是和袁健生大使有特殊關係的人，才能開車長驅直入，停在園內。

    　中共大使館建於二○○八年，由貝聿銘和他的兩個兒子設計並監工完成，非常現代化，和雙橡園百餘年的古老建築成強烈對比，如由我來選，我是寧取雙橡園的典雅與歷史的。既是酒會，美酒佳餚是不可或缺的，兩邊的食物都是源源供應，都有傳統美食如炸春捲，中共方面還多了現做的水餃，相當可口，只是客人都得大排長龍，讓人有些許不耐。在人潮洶湧下，恐怕這是不易解決的問題。

    　中共使館闢有專室供品茗之用，饗客以雲南普洱茶和西湖龍井，伴以國樂演奏助興，整個情調極為傳統，和雙橡園以台灣年輕人組成的樂團演奏現代流行音樂，大異其趣，看樣子中共正走回傳統，而台灣則一切西方是尚，有意打破傳統。

    　十一慶典酒會分兩次舉行，我參加的這一場以華人為主，看到不少熟悉的面孔，政治色彩左、中、右、獨都有，但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一旦相遇，避之唯恐不及，以免話不投機或相對無言的尷尬，可是一位獨派人物，竟主動和我打招呼，我也只好說他現在嚮往祖國，「覺今是、而昨非」了。

    　隔了沒幾天，在雙橡園又碰見了一些同樣的面孔，可見這些人是遊走兩邊、左右逢源的。有的人是天生好熱鬧，不甘於寂寞，參加兩邊的酒會，果能排遣寂寞，實在無可厚非，人稱董美人的孔令和女士（孔子的後代）屬於這一類，已近九十高齡了，居然還是足蹬高跟，打扮得美艷如花，真是amazing。

    　雙橡園的酒會不像中共分兩梯次舉行，而是中外人士一網打盡，是一個名副其實華洋雜處的場合。今年是中美斷交三十餘年第二次在雙橡園舉行國慶酒會，原本預期今年比去年更好，但是當晚天氣溽熱，幾千人擠在篷帳裡，相當不舒服，等到袁健生切蛋糕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並發表臨別演說時，大家已是意興闌珊了，這是美中不足之處。

    　辦一場成功的酒會，從請帖到現場布置的每一個細節都得嚴密把關，中共使館的請柬印得比較簡陋，不過燙金紅底的國徽異常醒目，雙十酒會請柬紙質考究，只是國徽是全白色的，視力差的人根本看不見，反倒是信封上燙金的雙橡園三個字引人注目，這樣的設計未免有點本末倒置。最大的敗筆則是在Republic of China之後加註（Taiwan），這本是民進黨執政時的遺毒，馬政府已經當政五年了，居然不改，這說明了什麼？須知中華民國成立時，台灣尚在日本統治下，何來National Day（國慶）？難道法學博士的馬英九，真是如此無知嗎？

    　六十年後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一九四九年後曾在大陸做過三年的順民），在人生歷程算是圓點。在PRC與ROC之間，我還是選擇了ROC，儘管它曾經視我「附匪」，把我置於監控的黑名單上，但我不念舊惡，畢竟ROC是兩惡相權取其輕的輕者（the lesser of the two evils）。

• 2012-10-19 01:11
 
• 中國時報
 
• 【傅建中】

最近美國新聞界和文壇發生兩樁剽竊事件，涉及的人物都是名成利就的作家和專欄作者，一是《新聞週刊》前國際版總編輯、目前《時代雜誌》的專欄作者薩克里亞（Fareed Zakaria），此人也是CNN有線電視「全球公共廣場」（GPS）節目主持人，知名度及影響力都很大；另一位是近年崛起的年輕作家（三十一歲）雷若爾（Jonah Lehrer），他也是《紐約客》雜誌的撰稿人。事件遭人揭發後，薩克里亞利立即被《時代雜誌》和CNN停職，但經調查後認為情節並不嚴重，《時代雜誌》和CNN已恢復薩克里亞的專欄與節目；雷若爾則自動辭去《紐約客》的職務，不過他繼續透過推特（Twitter）寫文章，仍擁有相當多讀者。

    　這兩樁剽竊事件都和歷史悠久、聲譽卓著的《紐約客》雜誌有關，薩克里亞本月份為《時代雜誌》寫的一篇關於槍枝管制的專欄中，抄襲了一位史學家四月份在《紐約客》所刊登同性質的專文，但他完全不提引用別人的文章，而據為己有，這是極其嚴重的剽竊行為，即英文的plagiarism，這不僅不名譽也不道德，如是記者，會被報社炒魷魚，若是作家，名譽從此掃地，薩克里亞竟能逃過一劫，應感謝《時代雜誌》和CNN對他網開一面。

    　印度出生的薩克里亞確有過人之處，他畢業於耶魯大學，在耶魯時已是校園內一政論刊物的主編，嶄露頭角，後又獲得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博士，是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高足；哈佛未畢業前，薩克里亞即已擔任《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主編。他最為人稱道的是九一一事件後，寫了一篇〈他們為什麼恨我們〉（Why They Hate Us?）的文章，傳誦一時。另外一篇經典之作是〈如何恢復美國夢〉（How to Restore the American Dream）。也許基於愛才，不忍將其毀於一旦，《時代雜誌》和CNN才對其從輕發落。

    　雷若爾哥是倫比亞大學畢業，專攻腦神經科學，但文學素養極佳，結合兩者寫了不少深受讀者歡迎的文章，還出了三本暢銷書，最新的一本是《Imagine: How Creativity Works 》（創作靠想像），就是這本書出了問題，因為他在書中引用六十年代美國名歌手鮑伯.狄倫（Bob Dylan）的話，但狄倫從沒說過這些話，都是雷若爾杜撰的，真相一經揭露，新聞界和文藝界為之譁然，出版商已把這本書撤銷，不再發售，雷本人則從《紐約客》捲鋪蓋走路。

    　相形之下，薩克里亞的結局要比雷若爾好多了。

前駐新加坡代表史亞平遭監察院調查後，被裁定任內有失職違法之嫌，可惜的是監察院將這份報告列為機密，以致外界對史女士究竟失了什麼職、違了什麼法諱莫如深，令人遺憾，但願監委周陽山先生能爭取把這份報告解密，使真相大白於世。

    　儘管史亞平駐新國的表現，有許多風風雨雨的傳說，但並未影響她出任外交部常務次長的要職，因此外間將史亞平官運亨通歸之於她是「國王人 馬」或「聖眷甚隆」，當然這些說法都是把矛頭指向馬英九的，但馬迄今未做任何表示，好像默認似的。此前已有國王人馬林益世貪瀆的醜聞，居然還不動如山，這 就未免叫人對馬的智慧和判斷生疑。

    　姑且不論史亞平的是非，巧的是近日新加 坡駐美大使陳慶珠（Chen Heng Chee）任滿返國。華盛頓總共有將近二百位外國大使，除了一些大國和重要國家的使節，贏得美國媒體注意和青睞的實在不多，想不到蕞爾小國陳慶珠大使的離 任，竟然上了擁有眾多讀者的《華盛頓郵報》社交版 （Style），而且是圖文並茂，與史亞平在「辱命」的疑雲中被召返國，實在有天壤之別。

    　陳慶珠，持節美國長達十六年，是華府任期第二久的外國大使，如果繼續做下去，有朝一日成為華盛頓外交團團長是不會令人感到意外的，只是她已屆七十高齡，不得不退休了。可是回國後仍不得頤享天年，因為她已被聘為新成立的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研究所的主任，同時擁有新加坡外交部巡迴大使的頭銜，陳慶珠進入外交界前，本來就是國立新加坡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重回學術界可算是再做馮婦。

    　新加坡雖是城市小國（city state），但由於內政修明，人民生活水準高，加上有一位在國際舞台上縱橫捭闔、呼風喚雨的領袖李光耀，頗受世人尊敬，和美國的關係尤其密切，特別是美國使用新加坡樟宜作為在亞洲的基地後。以陳慶珠為例吧，她卸任前的惜別宴會足足有五十場之多，吃了整整兩個月，其受重視與歡迎的程度可以想見。

    　美國並非獨厚陳慶珠，她之前的星國駐美大使（1984-1990）許東美（Tommy Koh）也曾活躍於華府外交界，除了外交之外，許氏也是海洋法 在國際間的知名學者。可見從事外交，學有專精是不可或缺的條件，我國老一輩蜚聲國際的外交家像顧維鈞、蔣廷黻，前者是國際法學家，後者是歷史學家，這種資 望和學養深厚的外交家，求之於我們今天的外交部，早已成為絕響。難怪最近一位已從台北駐美代表處離職的女職員，談起外交部派駐華府某些官員的素質，不勝感 慨系之。

    　台灣和新加坡雖沒有正式邦交，但關係一向良好，這是蔣經國打下的基礎。新加坡每年的國慶酒會，我駐美代表處的高級官員都會受到邀請，我從 前任職新聞界時，亦曾受邀，數度親炙陳慶珠大使，發現她平易可親，而在慶典上，身著中國旗袍，雍容華貴，比台灣的官夫人們，更具中國味，事實上，李光耀夫 人生前訪問華府時，亦是如此裝束，真可謂禮失而求諸野了。

    　到了李登輝時代，由於李夜郎自大，不把李光耀放在眼裡，雙方就漸行漸遠了。陳水扁在外交及兩岸胡搞一通，更讓新加坡憂心忡忡。史亞平駐新 期間，可能想要修補李、扁造成的損害，求好心切，難免操之過急，以致衝過了頭，得不償失，史畢竟年輕，歷練不足，她現在宜韜光養晦，有機會不妨向陳慶珠請益，他山之石，應可攻錯。

• 2012-07-20 00:59
• 中國時報
• 【傅建中】

前些時臉書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娶了來自越南的華裔陳小姐為妻，猶太人的反應是他們又失去了一個同胞，因為他娶了外邦人（gentile），而我的反應則是，怎麼又一個中國女人嫁給猶太人，我這樣想並不是反猶（anti-Semitic），而是與統計數字和整個趨勢有關，恰巧這個時候《紐約時報》登出一篇亞裔女性多嫁給猶太男人的專文，完全支持了我的看法。

    　這篇報導特別指出著名的華裔電視女主播宗毓華（Connie Chung）的丈夫是猶太人，名噪一時的虎媽蔡珠兒（Amy Chua）的先生也是猶太人，還引述了兩位華裔女學者（Colleen Fong and Judy Yung）所寫的論文指出，亞裔（主要指華裔和日裔）和猶裔結為夫婦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十八，而他們彼此的人口只佔美國人口的百分之二。

    　華裔女性嫁給猶太男性的例子不假外求，我身邊俯拾即是。朋友的一位女兒左挑右撿，最後還是嫁了一位猶太人，父母並不十分滿意，可是女兒已年華老大（年近四十），找一個適當的對象已非易事，只好委屈求全，因此整個婚禮是在沒有張揚的情形下進行的，事後才宣布。另有一位來自台灣的年輕女記者，幾經波折總算在前幾年和相戀多年的猶太男友結為連理，先生已內定為美國駐緬甸大使，夫婦倆不久即可赴任，將來必定會和揚名國際的翁山蘇姬打交道。

    　根據前引論文所述，華裔女性願意嫁給猶太男性的重要原因是中國文化和猶太文化相近，都重視家庭及教育，而這些華裔女性及猶太男性均屬中產階級，價值觀念相同，易於交往及結合，最終成就了婚姻。

    　中國人對猶太人的宗教和文化一直不甚了了，儘管從北宋時猶太人已開始定居在京城汴梁（今開封），至今已有千年的歷史，可是當地人以為他們信的是回教，管他們叫藍帽回回，因為他們頭上戴一頂藍色瓜皮小帽，他們的教叫挑筋教，因為肉類的筋他們是不吃的，還得由拉比（Rabbi）經過Kosher的過程。這些藍帽回回禮拜的地方叫一賜樂業清真寺，其實這就是猶太人的教堂（synagogue），雖然回教的教堂也叫清真寺，但別忘了上面還有「一賜樂業」四個字，那就是以色列的音譯，以色列清真寺當然不可能是回教清真寺。

    　又開封有所謂回子七姓，即李、趙、艾、張、高、金、石七個姓氏，這七個姓的人十之八九是猶太人的後裔。從回子七姓之說，也可看出當地人是把他們當作伊斯蘭教的信徒。

    　我個人對猶太人有較為深刻的認識，也是到了美國後的事，我在大學時，一大半以上的老師是美國人，一位叫敖捷生（Jason Alter, 1931-2009）的，就是俄國後裔的猶太人，他教了我三年，使我受益良多，但我一直把他和其他的美國老師視為同樣的美國人，我們的英語中心也有好幾位美國神父在教，有時中心辦郊遊，我發現敖老師和神父們格格不入，幾乎連話都不講，按說在外國遇到自己的同胞，應該很親熱才是，當時很不解，後來到了美國，我才明白他們的宗教信仰南轅北轍，道不同，不相為謀，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了。

    　另有一位叫梅兆贊（Jonathan Mirsky）的老師，從姓氏上看，不是波蘭就是俄國後裔，也很可能是猶太人。此君年輕氣盛，對台灣的政治很感興趣，是英語中心主任林瑜鏗教授感到頭痛的人物。此君後來成為有點名氣的記者，當過倫敦泰晤士報的東亞主編。在尼克森尚未打開中國的大門之前，他就千方百計的想去中國，他泳技非常好，一度試圖從吳淞口外游泳進入黃浦江，結果被中共逮到，驅逐出境，不過因此上了報，出了風頭。

    　英語中心還有一位學姐嫁給一位史坦福大學在台灣做研究的博士生丁愛博（Albert E. Dien），是整個中心的大新聞，丁學姐沒等畢業就嫁了美國人，是我們這些初入校門學弟學妹們竊竊私議的話題。來美後從敖捷生老師那裏得知丁愛博是徹頭徹尾的猶太人，他熱中研究開封的中國猶太人，並創辦了「中猶研究所」，專門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最令人驚奇的是宗毓華嫁了猶太人，因為她是回教徒（父母俱為回教徒，父宗凌是毛邦初的會計），從中東以阿六十多年的衝突和戰爭來看，回教徒和猶太人是誓不兩立的，但愛情是盲目的，也足以打破一切人為的藩籬。

阿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擔任國務卿時，《華盛頓郵報》經過深入調查揭露她是生在捷克的猶太人，而且他的祖父母和外婆都死於納粹的集中營內，他們的名字皆刻在猶太公墓內紀念浩劫（The Holocaust）中死難者的碑文上，但她矢口否認是猶太人，因為她從小是信奉天主教長大，父母從來沒告訴過她家中的猶太背景，此事擾嚷一陣後，即不了了之。

    　最近阿布萊特出了本《布拉格冬天》（Prague Winter）的書，寫她從一九三七年出生到一九四八年隨父母流亡美國的歲月，書中終於承認她的先世和雙親都是猶太人，而且在二戰時德國的大屠殺中，至少有二十五位親人慘死，不過她還是強調父母從未告訴過她的猶太身世，而自己從未信奉過猶太教，言下之意，她原先完全不知自己的猶太身分，並非刻意隱瞞，所以不知者不罪也。但有很多美國猶太人認為，阿布萊特的父母從來沒透露他們本是猶太人，是不可思議的事，因此覺得阿布萊特不誠實，甚至羞於做猶太人，而且鐵了心，誓死不認帳。這些猶太人對阿布萊特無視於事實的作法，是相當憤慨且不齒的。

    　阿布萊特出生不久德國入侵捷克，她父親是外交官，故能隨捷克流亡政府移居倫敦，有位堂姊和她同時住在倫敦一起上學，同進同出親如手足，可是當阿布萊特在美國飛黃騰達時，堂姊從捷克寫信給她，希望和她聯絡恢復舊誼，阿布萊特居然置之不理，不承認有這樣一位親戚，由此可知她是個什麼樣的人，她不承認自己是猶太人，實在不足為奇。

    　在美國說某人是猶太人，通常用Jewish（形容詞）而非Jew（名詞）的字眼，這裡的Jewish實指宗教信仰，即信奉猶太教之意，而信猶太教的必是猶太人，除非他是像阿布萊特那樣改信它教的猶太人，那就不是Jewish了。譬如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令台灣當局極為頭痛的美國眾議員索拉茲（Rep.Stephen Solarz）即是Jewish，他信猶太教，也是猶太人。另一位對台灣政府非常友好的眾議員索羅門（Rep. Gerald Solomon），從姓氏上看，應該是猶太人，但他卻不是Jewish，因為他是長老會的新教徒，不過血統上他是猶太人。同理，美國前國防部長柯恩參議員（Sen. William Cohen）在血統上至少一半是猶太人（母親不是猶太人），可是他也不是Jewish，因為他是基督教的唯一神教派（Unitarian，反對三位一體說）信徒。

    　有趣的是，在猶太人家庭中，子女的宗教信仰跟隨母親，如媽媽是Jewish，子女也必然是Jewish，但如爸爸是Jewish，子女卻不必然是Jewish，上面所說的國防部長柯恩即是如此。按照猶太教的規矩，阿布萊特應該是Jewish，因為她的父母都是猶太人，大概因逃避納粹的迫害，他們都改信天主教，阿布萊特也就跟著信天主了，而不再是Jewish了，但無法改變的是，血統上她仍是不折不扣的猶太人。而阿布萊特基於現在的宗教信仰（隨其前夫為聖公會教徒），堅決否認她的猶太身分，這就未免數典忘祖了。

    　在美國的中國女性，嫁美國丈夫的，嫁的多半是猶太人，還好她們自己不是Jewish，否則會產生很多Jewish後代，猶太人不承認有耶穌基督，也不過聖誕節，在這個到處張燈結彩的狂歡節日，猶太人住的社區則是一片漆黑，這讓美國人很感冒。

• 2012-05-11 01:20
 
• 中國時報
 
• 【傅建中】

美籍華人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外來的移民，在美國至少連續住了五年以上，最後歸化（naturalized）成為美籍公民，另一類是土生土長（American-born）的華裔，前者像楊振寧、貝聿銘、陳香梅等是，後者如林瓔、駱家輝、朱棣文都是。

    　前一類美籍華人，如同陳香梅說的，充其量，是「半個美國人」，這「半個美國人」都還是滿勉強的，因為他們雖是美國公民，但思維、行為、語言都是中國式的，說的英文有濃重的中國口音，這些人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中國，想著落葉歸根或是死後歸葬中國。後一類美籍華人則完全不同，他們除了有個中國面孔外，可說是徹頭徹尾的美國人，就像林書豪一樣。

    　這些在美國生長的華裔，被老一代外來的美籍華人譏諷為「香蕉」，即外黃內白之意，正因為他們內白，沒有所謂忠誠的問題，才能在主流社會受到重視，在政界受到重用，如駱家輝被任命為駐華大使，朱棣文擔任能源部長，還有盧沛寧在白宮擔任內閣秘書長，而前一類美籍華人，在忠誠度上是分裂的，即英文的divided loyalties（一方面對美國忠誠，另一方面也不忘對母國的死忠），因此美國沒法完全信任他們，不管他們的名氣多大，卻無法受到重用，說得難聽些，他們有點像美國的邊緣人。

    　上世紀七○年代華盛頓地區有位叫李振翩（1898-1984）的美籍華人，是毛澤東的朋友，早年和毛在湖南長沙師範學校前後同學，經毛介紹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一起搞過倒軍閥張敬堯的運動，算是昔日的革命同志，不過後來李學醫，毛繼續搞革命，兩人才分道揚鑣，只是友誼猶在。一九七三年夏天李振翩首次回中國訪問，蒙毛澤東接見，憶往懷舊長談逾二小時，成了大新聞，一夕之間，使李成為舉世皆知的人物。

    　一九七五年六月李振翩再度訪問中國，那時老布希正在北京當連絡處主任，布希知道李和毛的關係，特別邀李共進午餐，就美中關係正常化深入交換意見，並向國務院作了報告，結果季辛吉國務卿囑亞太助卿哈比（Philip C. Habib）和政策設計部門主任羅德 （Winston Lord）連名發了一封長電給布希，叫他停止主動和李振翩再聯繫，讓布希面上無光，備感挫折。

    　季辛吉之所以訓令布希停止和李振翩聯繫，反映他在美中關係上，根本不信任由中國人扮演中間人或說客的角色。美中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過程裡，穿針引線的是巴基斯坦人、羅馬尼亞人，就是沒有中國人。其實老布希何嘗不是如此？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陳香梅去大陸訪問，見了李鵬，還造成印象她也見了鄧小平，對外表示她此行攜有布希總統的message，惹得布希老大不高興，恰好他召開記者會，斷然否認陳香梅的說法，並暗示陳招搖，言下之意是：我辦外交，何須妳傳話？陳香梅豈能吞下這等羞辱，一九九二年布希競選尋求連任時，在共和黨內頗有影響力的Anna Chennault（陳納德夫人），拒絕支持老布希，對布希落選不無影響，總算報了一箭之仇。

    　在上述兩類美籍華人中有個例外，那就是前勞工部長趙小蘭，她是外來移民，並非土生土長，但成就較土生土長的華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應歸功她稚齡（八歲）即移民美國，受了完整的美式教育，加上他父親趙錫成的刻意培植。

    　到目前為止，在美國政壇和各行各業頭角崢嶸的美籍華人，大多本身或父、祖輩與台灣有密切的關係，相信再過一、二十年後，來自中國大陸的美籍華人將嶄露頭角，甚至後來居上，這大概是中國崛起的必然結果吧。

• 2012-04-27 01:29
 
• 中國時報
 
• 【傅建中】

一個嚴寒的冬日晨間，在麥當勞的門口見一東方老者，自頭至腳裹得密不透風，只剩下兩隻眼睛，一直在打量我，他終於認出了我，立即把我拉進店內，和我興奮的談了約半小時，回顧他半個多世紀前的劫後餘生。

    　原來這位老者是久居華府的劉敬九先生，我六十年代末初到美京不久就認識了劉先生，他那時經營一家中國飯店，客人多為美國軍方和ＣＩＡ的人，身分顯得有些神秘，後經多方打聽，方悉他早年是「西方公司」（五十年代ＣＩＡ在台機構對外的名稱）在台的成員，我傘兵部隊的專職攝影師，參加過一九五三年夏天突擊東山島的戰役。

    　他那天回憶的就是空降在東山島上九死一生的遭遇，那次的突擊首次動用在台訓練經年的傘兵部隊，雖然著陸尚稱順利，但由於時間和撤退時岸邊潮汐的計算不夠精準，加上部隊間的通訊失靈，結果損失慘重（犧牲了二百多人），劉敬九是少數及時登上搶灘的登陸艇全身而退的幸運者。每一憶起這段死裡逃生的往事，劉總有種不堪回首的餘悸。

    　那次的戰役完全是「西方公司」策畫，由我軍方執行，但可說是一次失敗的戰役，從此以後，國軍再也沒有發動像東山島那樣大規模的突襲。事實上，東山島之役十一天後，韓戰即停戰，美國協助國軍突襲大陸的任務已經完成。五十年代初「西方公司」協助訓練並裝備我反共救國軍不時襲擊東南沿海一帶，目的即在牽制中共布防的兵力，使其無法抽調到朝鮮戰場，等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韓戰停戰協定簽訂後，反共救國軍的作用同時劃上休止符。

    　當年「西方公司」駐台人員柯樂伯（Frank Holober）十一年前出版了「中國海上突擊隊」（Raiders of the China Coast）一書，對東山島之役有甚為詳盡的記載，並多次提起一位 C. C. Liu 先生，這C. C. Liu就是劉敬九。此書有許多珍貴的照片，像現任國安會秘書長胡為真的尊翁胡宗南將軍的玉照就在書中，胡那時化名秦東昌，在大陳島指揮游擊隊，戴罪立功。

    　十年前經由柯樂伯的介紹，我參加過一次「西方公司」昔日舊袍澤的聚會，過後不久，柯樂伯赴台訪問，歸途中因心臟病突發猝逝於飛機上。據劉敬九告稱，「西方公司」從前在台人員（全盛時有七十餘人）現在只剩下一位叫泰勒（Amos Taylor）的美國一零一空降師二戰時的老兵，其他都死光了，真個是「訪舊皆（半）為鬼」。

    　劉敬九經由ＣＩＡ的協助，五十年代移民美國，由於他身分特殊，從未進過移民局的大門，永久居留證卻很快就辦好了。另一讓他感到難忘和自豪的事是一九七六年美國建國二百周年時，他從台灣募得一條二百呎長的巨龍，參加華府的大遊行，可是要把這條龍運到美國，卻煞費周章，後由行政院長蔣經國親批：「交由華航運送美國」，才解決了問題，劉敬九因此始終感念蔣經國。那時美國推行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不遺餘力，和我國關係已經生變，因此國務院示意我駐美大使館可不必參加美國建國二百周年紀念慶典，若非這條造成轟動的巨龍出現在遊行行列中，中華民國在美國開國二百周年的大典中就缺席了。

    　劉敬九這位龍的傳人，早已鬢髮蒼蒼，但他無法忘懷的是少壯時曾空降大陸，以生命換來駐足神州大地片刻的寶貴回憶，他最大的遺憾人生已近尾聲，平生壯志未酬，惜來日無多，而世事仍變幻莫測。

和中共進行建交談判時，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堅拒郝參與或預聞談判情形，原因之一是ＣＢＳ的女記者蕭伊兒（Diane Sawyer）那時是郝的親密女友，如郝知道建交談判內幕，布氏恐怕郝會洩密給其女友，布的顧慮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

    　這使我想起雷根上任不久，有一天我在國務院，ＣＢＳ常駐國務院採訪的首席記者皮爾波音特（Bob Pierpoint）突然問我，聽說你們的駐華府代表現已可以直接進入白宮見國安會顧問談事情，可有此事？皮告訴我這是他的同事蕭伊兒所獲得的極可靠消息。我立即拿起電話向夏功權代表求證，夏矢口否認，我把夏的否認轉告皮，蕭因此沒有發出這條消息，蕭雖失去一「獨家新聞」，不過看到我時，還是對我嫣然一笑。

    　我事後回想蕭伊兒的新聞來源多半是郝爾布魯克，而郝提供這樣的消息給蕭，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ulterior motive），因為美台之間如此高層的接觸一旦見諸報端，中共一定會嚴重抗議，消息果真屬實，以後夏功權就不可能再進白宮了。

    　郝爾布魯克一生結過三次婚，他的遺孀（第三任太太）凱蒂（Kati Marton）原是已故ＡＢＣ主播詹寧斯（Peter Jennings）的太太，她是生長在匈牙利的猶太人，其父馬爾頓（Endre Marton）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是美聯社駐布達佩斯的記者（就地取材），後被親史達林的拉科西政府以間諜罪逮捕，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發生抗暴革命後，才逃到維也納轉道來美，受雇於美聯社，採訪國務院，直到退休為止，平時總叼個菸斗，一派學者樣子，人稱Dr. Marton（馬爾頓博士）。

    　郝的第二任太太芭碧雅克是位電視製作人，此女行事作風及服裝放浪形骸，跡近嬉皮，有次和郝同去機場迎接訪問華府的日本首相，居然穿了牛仔褲和幾乎透明的上空裝，使日本人為之大駭，視為對日本的侮辱，成了華府的醜聞（scandal）之一。好像這段婚姻沒能維持多久就結束了。

    　郝爾布魯克本是職業外交官，剛出道時在越南服務，追隨洛奇大使，他也跟過元老外交家哈里曼，加上前國務卿魯斯克的兒子和他交稱莫逆，人脈極佳，不過他覺得在外交體系內升遷太慢了，所以辭官從政，但真正使他打入政界的是他擔任「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與歷史悠久的《Foreign Affairs》雙月刊有別）的編輯，「外交政策」在華府創刊時，郝以編輯身分辦了個餐會，遍邀新聞界捧場，我亦在受邀之列，那是我首次見到郝爾布魯克，已是三十多年前的舊事了。

    　郝的從政經歷頗似也曾擔任過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的羅德（Winston Lord），羅也是職業外交官出身，兩人都因辭官從政而宦途飛黃騰達，位居要津，只是羅德是出自豪門的世家子弟，且是美國上流社會的「黃蜂族」（ＷＡＳＰ），與幼年喪父猶太後裔的郝爾布魯克不同。二人相較，郝的精明幹練和強勢作風勝過羅。

    　郝有一次接受電視訪問，談他對鄧小平的印象，說老鄧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實現四個現代化是迫不及待的（in a hurry），形容得非常傳神，可見郝能透視鄧的內心世界，言人所不能言，確實有其過人之處，但他自視太高，是那種doesn’t suffer fools gladly（不能忍受蠢人）的典型，以致終其一生與他最想做的國務卿無緣，在這方面，和他的族人季辛吉相比，郝爾布魯克見絀多矣。

本月十三日過世的美國外交家郝爾布魯克（Richard C. Holbrooke），是卡特政府的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在這個位置上，他和台灣及大陸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特別是與台北斷交及與中共建交，但郝對台灣從無好感，而且斷交時發生的一些不愉快事件，更加深了郝對台灣的惡感，影響所及，郝拒見台北派駐華府的首任駐美代表夏功權（經史東參議員大力干預，勉強見過一面），當時擔任外交部次長的錢復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物，華府變成他的禁地，一直到雷根當政後，情形才有改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卡特宣布承認中共和台灣斷交後，美政府派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率團訪台談判爾後雙方的新關係，在機場遭到錢復當頭棒喝，隨後發生暴動，危及克卿及其隨員的安全，使郝爾布魯克極為憤怒，若非當時坐鎮華府的楊西崑次長與郝大力斡旋，克里斯多福可能全團立即撤回，原機返美。郝把整個事件的矛頭指向錢復，因此他事後在索拉茲主持的亞太小組聽證會上，指控錢的整個外交生涯都在破壞（derail）美中關係。

    　郝爾布魯克出任亞太助卿時才三十五歲，年少氣盛，加以他是自由派，對台灣的威權統治本就厭惡，偏偏他上任不久，就得去台灣為范錫國務卿訪問大陸（一九七七年八月）向蔣經國做簡報，而他抵達台北後，被守候的記者們團團包圍，連他的襯衫都差點被撕破，從此對台灣觀感惡劣。

    　我除了親耳聽到他在國會山莊上對錢復的指控外，也曾聽他說台灣當局對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持contemptuous（鄙視）態度，從這些言行不難知他對台灣的好惡了。卡特落選後，有十餘年的時間郝在華爾街經商，為了生意郝曾去過台灣，印象有無改觀，不得而知。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卡特宣布與中共達成建交協議的十二小時前），郝爾布魯克把中華民國事務科長費浩偉及中蒙事務科長宋賀德（Harry Thayer，曾任ＡＩＴ台北辦事處長）召到他的辦公室，劈頭就對他們說：”We’re going to do it now.”（我們現在就要做了，指和中共建交），費、宋二人起先還以為郝開玩笑呢，儘管這是他們主管的業務，但事前毫無風聲，難怪他們不相信，可是看到郝鄭重其事的要他們立即展開工作，並宣布調集國務院所有的中國專家成立special task force （特別工作小組），全天候處理美中建交及和台灣斷交的全部事宜，這就使他們不得不相信the moment of truth（真實的一刻）終於到來。

    　事實上，郝爾布魯克本來也被蒙在鼓裡，要不是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替他向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說項，他也是要到十五日卡特宣布前才知道。整個建交談判完全由布里辛斯基和他下面的中國專家奧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掌控，國務院完全在狀況外，那時國務卿范錫正在中東從事外交旅行，因為布知道范不贊成在那個時候和中共建交，所以要搶在范錫不在華府時，國務院不知情下完成此事，這是為何布里辛斯基保密保到滴水不漏，絕對不許郝爾布魯克預聞此事。

    　但郝十二日深夜在白宮看到建交公報後，在軍售方面做了一件對台灣的好事，原來美國在這事上含混其詞，造成一年後將中止軍售的錯覺，郝指出國會絕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承諾，迫使布不得不命令伍考克（Leonard Woodcock，美駐北京聯絡處主任）與鄧小平在最後一分鐘重啟談判。

    　布、郝的心結本就很深，肇因於卡特當初組閣時，郝對卡特說了些不利於布的話，因為他擔心布里辛斯基大權在握後，會和范錫爭權，使季辛吉和羅吉斯國務卿失和的歷史重演，這話大概輾轉傳到布的耳裡，從此對郝銜恨在心，因此一九七八年五月布里辛斯基訪問北京與鄧小平會談，硬是不讓郝參加，事後又不讓郝看會談紀錄，使郝顏面盡失，為之氣結。郝為此在返回華府的飛機上和奧森伯格幾乎大打出手，《紐約時報》記者邰培德（Patrick Tyler）所著《長城》（A Great Wall）一書，對此有生動與翔實的記載。

    　郝爾布魯克雖然已死，恐怕在九泉之下，他對台灣和布里辛斯基都有餘恨而難暝目的。

本欄上周評述上月底故世的美國前眾議員索拉茲政治生涯的興亡，限於篇幅，沒能及於他屬下的三名助理，而這三人經由索拉茲的提攜，後來在政壇上都飛黃騰達，甚至功高於舊主，相對於索拉茲敗選後晚景的落寞，讓人徒興「花開花落兩由之」的感慨。這三名助理分別是陸士達（Stanley Roth），卜睿哲（Richard Bush）和海薩威（Robert Hathaway）。

    　這三人在宦途的發展以陸士達的官位最高，先後曾任國防部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助理部長，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及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在這三個職務上，台灣都在陸的管轄下，其權高位重，台灣政商聞人訪問華府無不希望能和他見上一面，有一年辜振甫先生來美公幹，等了兩三天，居然沒能安排上與陸一見，這陸士達未免有眼不識泰山，過於勢利有點小人得志了。想想看辜先生何許人也，他有意拜會陸士達，陸應引以為榮才是。

    　陸在白宮國安會任內，國會推動李登輝訪問母校康乃爾方殷，陸極力反對，並揚言not even over my dead body（甚至我死了都不可能），親台的赫姆斯參議員特地把陸召到參院外交委員會當面詰問他可曾說過這樣的話，陸既沒否認也未承認，搪塞了事。

    　陸從國務院卸任後，加入了波音公司，現任主管國際政府關係的副總裁，財源滾滾而來。

    　眾所周知的卜睿哲曾任美國在台協會（ＡＩＴ）理事主席，在那之前，他是中情局主管亞太事務的國家情報官（National Intelligence Officer，簡稱ＮＩＯ），卜和台灣的關係源遠流長，他的父母在台灣傳過教，卜一向同情台灣人，視他們為國民黨欺壓的弱勢族群（the underdog），他在台灣領養了一位孤兒院的女孩，現已長大成人，深受良好教育，已婚過著幸福美好的日子，直到現在，卜睿哲每年都參加華府地區台灣人社團的感恩節聚餐大會，並應邀發表演說。卜目前擔任布魯京斯東北亞研究部主任，歐巴馬政府一度考慮派卜睿哲去台北當代表，但因卜的夫人健康不是太好而作罷。

    　海薩威原為索拉茲的新聞助理，與陸士達擔任幕僚長及卜睿哲負責外交鼎足而三，海薩威現在是威爾遜中心的亞洲節目部主任，和卜睿哲一樣，都是華府重要智庫的一號人物，海、卜二人都擁有博士學位，可說是學官兩棲。

    　除了以上三位助理外，八十年代還有一位客卿傅利曼（Edward Friedman），是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屬自由派，對台灣當時的威權統治極為厭惡，短期以助理身分襄助索拉茲，此人和索在大學有同學之誼，台灣能獲得二萬名單獨移民配額，傅利曼幕後出力甚多。

    　昔日國會山莊上大力支持台灣黨外的「四人幫」，派爾和甘迺迪參議員及索拉茲紛紛凋零物故，李奇（James Leach）是碩果僅存者，不過他二○○六年落選，已非國會議員，二○○八大選時以共和黨人轉而支持歐巴馬，歐巴馬入主白宮後，獲提名為國家人文基金組織主席（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是「四人幫」中晚景令人稱羨的一人，他任眾議員期間，屬下有一叫阿姆斯壯（Fulton Armstrong）的助理，此人在台灣住過四年，娶了個台灣太太，能說一口流利的國語，後來加入中情局，官拜拉丁美洲國家情報官，也做過白宮國安會的拉丁美洲事務主管官員，國務次卿波頓（曾任駐聯合國大使）極不喜此人，認為他做的情報分析有利於古巴，後來二人在參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對薄公堂，鬧得滿城風雨，連帶暴露了阿姆斯壯的ＣＩＡ身分。

    　從陸士達到阿姆斯壯，皆因他們所服侍的老闆而宦途扶搖直上，但舊主卻中箭落馬，真個是宦海浮沉，長江後浪推前浪，哲學家馮友蘭閱盡了人間物換星移，故在七十年初有詩一首贈其愛徒王浩（數理邏輯家，中研院院士）曰：「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裡尋」。

事務委員會前亞太小組主席索拉茲（Stephen J. Solarz），上月二十九日因食道癌病逝華府，享年七十歲。他的死，《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都在訃聞版做了很大的報導，強調他在國會對外交事務的貢獻與影響力。

    　索拉茲自從一九九二年敗選後，退出政壇已近二十年之久，其辭世還能受到新聞界如此重視，可見他非泛泛之輩，訃聞指出索拉茲對台灣、南韓、菲律賓等地民主轉型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尤其是菲律賓，馬可仕等於是被他趕下台的，伊美黛擁有三千雙鞋子也是他爆料的。

    　民進黨的前身黨外重要成員和台獨骨幹分子從七十年代後期就和索拉茲掛鉤，走得很近，可以說，索拉茲一直被視為台灣反國民黨異議人士的保護傘，從彭明敏、黃彰輝（前台南神學院院長）到蔡同榮、陳唐山、陳文成和劉宜良（江南）的遺孀都曾應邀在索拉茲主持的亞太小組委員會作證，針對台灣的人權，及在美校園的間諜等問題進行查證，索拉茲一度威脅要提出議案切斷對台灣的軍售，對威權時代的蔣經國政權造成極大的困擾。

    　從某種意義而言，台灣成了索拉茲的whipping boy，不時被拉出來鞭打一番。盡管索拉茲是異議人士告洋狀的訴求對象，索也利用此一情勢對台灣極盡威逼之能事，當時台北的高官訪問華府，無不以能和索見上一面為榮，章（蔣）孝嚴擔任外交部次長時到華府，能安排和索拉茲打場網球，是無上榮寵。不容否認的，索拉茲確實對台灣政治民主化發生了推進作用。他做的另外一件好事是在國會內推動法案，為台灣取得了單獨的移民配額，每年二萬名（中國大陸的每年配額也是二萬名），這一法案於一九八三年通過，使台灣受惠良多。

    　索拉茲的童年並不快樂，他出生不久父母離異，由姑媽養大，此人從小即有政治細胞，小學六年級當了班長，大學當選為學生會副主席，主編過校刊。有報導說他家中的政治、經濟、社會學的藏書逾八千餘冊，這可不是當作裝飾，而是他絕大多數看過的書，此外，他在議員任內，訪問過一百多個國家，所以他是名副其實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索拉茲才思敏捷，辯才無礙，難免恃才傲物，時時展現他的arrogance of power（權力的傲慢，傅爾伯萊特參議員生前的名著），以致人緣不佳，可是他的ego（自我）很大，總認為自己最有資格做國務卿，但一九九二年因選區重畫落選後，即一事無成，本來柯林頓考慮派他去印度當大使，惜他因眾議員任內有亂開空頭支票七百餘張的前科和不當協助一香港人來美的紀錄，不易通過參院的審核批准而胎死腹中。

    　我最後一次見到索拉茲是兩年多前雙橡園慶祝建園一百二十周年的宴會上，那時他已有癌症，顯得蒼老，無復昔日的意氣風發，想不到再看到他的名字時，竟是在報紙的訃聞版上了，為他政治生涯的rise and fall（興亡）劃上了休止符，不禁讓我想起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時，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寫給台大校長傅斯年那首詩中的最後兩句：「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只是猶太後裔的索拉茲，是無法體會中國知識分子那種感時憂國情懷的。

    　索拉茲已矣，不過他那句惡補學來的台語「台灣民主萬歲」，卻仍縈繞耳際，令人難忘！

最近楊力宇教授從台北歸來，言及他在台北期間，自馬英九總統以下，無不關心丘宏達教授的健康，當他們從本欄獲悉丘教授的健康近來頗有改善，無不額手稱慶。

    　丘宏達過去數年臥病以來，健康可說是每況愈下，一度連他自己的夫人謝元元都不認識了（為時甚短），任何人去探望他，如問他什麼人來看過他，他一概說是胡志強，由此可見胡志強在丘教授心目中的地位。近來健康好轉後，已無前述現象，大體上他能辨識看望他的親朋好友，相識愈久的人就愈記憶深刻，但他最大的改善是飲食方面，現已能吃固體食物，而且食慾甚佳，不但吃療養中心的伙食，尤其愛吃丘夫人為他親手烹製的佳餚，由於飲食恢復正常，目前丘宏達的氣色看起來相當不錯，與人握手也有力。這和他一度只能吃流體食物或罐製的嬰兒食品，可說是有天壤之別。

    　外間也許好奇，像丘這樣健康的人，還會關心國事嗎？答案是肯定的，這就是為何上個月楊力宇去看他，倆人會談起馬英九，而丘對馬的未來憂心忡忡。

    　自從丘宏達患病以來，台北要人道經華府前往探視的甚多，像馬總統夫人周美青、前國安會祕書長蘇起等，不過在眾多探疾者，最難得的要算前副總統呂秀蓮了。

    　今年二月間呂秀蓮有華府之行，儘管行色倉卒，但在袁健生代表雙橡園的晚宴上獲悉丘教授的病況後，呂次日即驅車前往療養中心探視。

    　丘、呂二人在政治上可說是南轅北轍，但有師生之誼。四十餘年前丘宏達在台大法律系擔任客座教授時，呂秀蓮和名律師陳長文都是丘的學生，呂因美麗島事件受審時，特別在法庭上提起他曾受教於丘宏達，希望能脫罪，儘管沒能達到目的。

呂秀蓮能拋開政治，不與昔日老師劃清界線，在緊湊的行程中抽空去看丘，丘夫人相當感動，讚揚呂秀蓮「有情有義」。像呂秀蓮這樣的人，英文裡有個decent的字形容，這個字很難找到恰當的中文翻譯，為人正派，庶幾近之。呂秀蓮能不避民進黨內和深綠同志的閒言閒語，毅然決然的看望丘宏達，她不僅是中國人所說的「有情有義」，更是西方人心目中的 a very decent lady。

    　相形之下，有一位昔日和丘宏達交稱莫逆的台籍學人，以往深受丘提攜之恩，民進黨當政後，此人搖身一變成為外交部的高官，非但視丘形同陌路，還恩將仇報，把丘宏達主編多年極具學術價值的「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外交部年度補助款停止，使丘為之痛心疾首，讓這位畢生愛國情殷的書生無限感慨的說：「漢（台）奸比敵人更可怕」，善哉斯言！

    　與呂秀蓮相比，後者為人的indecent（decent的反義語），豈止是昭然若揭，而是叫人心寒齒冷。去年春天蔣經國基金會在華府集會，此人以董事身分出席會議，丘府近在咫尺，不但沒見他登門造訪，連個電話都沒有。按照中共的標準和術語來論，這人必是對國民黨「苦大仇深」，否則也不會如外交部次長沈呂巡透露，提到在白色恐怖下受到的迫害，聲淚俱下了。當然，我不知道他是真情流露，抑或是出色的演員。

國父孫中山誕辰那天（11月12日），華府的美國企業研究所（ＡＥＩ）舉行了一場研討會，主題是「李潔明的一生及其所處的時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James R. Lilley），在李潔明逝世周年後，ＡＥＩ邀請美國政學界的菁英以研討會的方式如此隆重的紀念李，是極為罕見的，不過卻可看出李潔明無論搞情報或辦外交的過人之處和他與眾不同的風格。

    　曾在小布希政府第二任內從普林斯頓大學借調到國務院亞太局擔任主管中國及台灣事務的副助卿柯慶生在會中說，他從李潔明那兒受教最難忘的是：「不再視台灣為問題（problem）或議題（issue）」，曾任美國在台協會（ＡＩＴ）理事主席現任布魯京斯研究所東北亞主任的卜睿哲也有同樣的經驗，現在卜睿哲極其肯定李潔明對台灣的正面態度，李對美台關係的貢獻很大，台灣能在老布希時代獲得F-16高性能戰機，李潔明功不可沒。

    　出席紀念會的前國防部副部長伍夫維茲完全同意卜睿哲的評價，伍回憶說，他在國務院和國防部兩度與李潔明同事，表面上他是李的上司，好像李替他做事，實際上恰好相反，伍說他是為李服務的，特別是在台灣事務方面。一九九二年老布希尋求連任時，李對伍說台灣獲得高性能戰機的時機到了，乍聽之下，伍覺得難以置信，但最終李說服了伍，國防部同意出售F-16給台灣。

    　傳統上美國政府，尤其國務院是把台灣當做問題看待的，處理的方式不外乎解決問題，而台灣問題難解，就只能慎重處理（manage），使其不致失控。柯慶生副助卿任內吃足了陳水扁給他製造的麻煩的苦頭，也就更加深了他視台灣為問題的認知，是李潔明開導他，糾正了他的錯誤看法，讓他受惠良多，連帶的影響了國務卿鮑爾對台灣的看法，鮑爾對紐約的亞洲協會做政策演說時，不是說台灣不是problem（問題），而是a success story（成功的故事）嗎？回想起來，這都拜李潔明之賜。其實我們自己也常把台灣當作問題來談的，在這點上我們應自愧不如李潔明。

    　紀念會上有不少李潔明中情局的老同事，這些被美國新聞界稱作spooks（特務，有貶意）的諜報員，有的人終其一生都不願曝光或暴露身分，現在為緬懷老戰友、老同事，紛紛拋頭露面，有的還現身說法呢，像當過國防部副次長的勞萊士（Richard P. Lawless）、和以大使銜參與「六方會談」的狄塔尼（Joseph R. DeTrani，曾任ＣＩＡ北韓主管）等都是，他們異口同聲的讚揚李潔明是獨一無二（one of a kind）的情報員和外交官，他們問：是什麼成就了李潔明如此傑出的表現，並為雷根及老布希賞識，派他去台北當代表，南韓和北京當大使？答案是他的中國背景，幼年時目睹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而二戰後美蘇冷戰及韓戰強化了李的愛國意識與競勝心，此一時代背景，加上他過人的智慧與努力成就了李潔明的畢生功業，但李的時代已是「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就像台灣已走出兩蔣的威權時代，邁入馬英九的開放與談判時代，不管時代如何演變，Life goes on。

    　對李有知遇之恩的老布希最後以錄影方式向李氏家屬和出席研討會的人們，以充滿感情的語氣追思李潔明，頌揚他是一位愛國者和偉大的美國人，當然他也是真誠關懷台灣的美國友人，他生前所預言的兩岸密切的經貿關係和人員往來已在過去兩年實現，兩岸的政治談判遲早也要來臨的。

    　七十年代後期派駐華府的洪健昭先生（曾任駐義大利代表）對台灣的前途相當悲觀，有一天和我閒談時吐露心聲說：「總有一天台灣會被中共拿去，不過我那時已蒙主恩召，管不得那麼多了」。我不像洪博士那樣悲觀，我寧可相信法國人喜歡說的那句話：C’est la vie（人生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