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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分類:【沈雲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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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現在很多台灣有錢人,都想移民到新加坡。

 不只是台灣有錢人想移民。在美國,光是去年就有近兩千人決定放棄美國籍,其中大半都是高資產族;在法國,如果下周當選總統的真是「很不喜歡有錢人」的歐蘭德,預估將會有很多法國有錢人出走。

 出走的原因,大同小異。一來,因為加稅。歐蘭德競選時開出最響亮的政見,就是要把最高所得稅率,一舉提高到七五%;換言之,將來有錢人每賺一百元,就要上繳七十五元給國庫。歐巴馬過去三年加強查稅,前陣子還推動「巴菲特條款」──讓收入最高的美國人,至少要繳三○%稅率──同樣讓有錢人們跳腳。

 有錢人跳腳的另一個理由,是對越來越高張的「反商」、「仇富」現象不滿。在美國,多數人都認為歐巴馬「反商」,共和黨更指控他把國家帶上反商之路;在台灣,從富士康的血汗工廠指控,到六輕的工安威脅,人們對大企業的批判更是一波接一波,讓有錢人們憤憤不平。

 加稅與反商,他們都說,對企業不公平,更不利於國家經濟。許多政府也說,國家不應走上這條路。約莫十年前,以色列的經濟成長趨緩,當時還在擔任財長的納坦雅胡就把矛頭指向「高稅率與反商環境」。相較於以色列的原地踏步,他說,人家西班牙、愛爾蘭,都在大躍進。

 才怪。今天我們都看到了,多年來西班牙、愛爾蘭所上演的經濟奇蹟,根本是過度舉債與消費所吹出來的泡沫,而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驚人成就;當年被歌頌的低稅率,壓根兒不是什麼好榜樣,而是此刻國庫空虛、民怨四起的元凶之一。

 稅率,是否真像納坦雅胡所說的對國家經濟很重要,一直是個大問號。還記得四年前,台灣出現了三支減稅廣告,主張高稅率會降低競爭力、生產力與消費力;因此減稅才是救經濟、吸引投資的正道。

 這三支廣告,當時引來正反意見的論戰;但是今天回頭看,答案再清楚不過:一家企業是否投資某個國家,其實從來不是唯稅率高低是從。舉例來說,巴西的合併營所稅高達三○%以上,資本利得也要繳一五%的稅,但並沒有讓國際投資者,對於這個起飛中的南美巨人卻步;在台灣,無論是過去或今天,營所稅都比香港高,也同樣沒有阻止看好台灣的外商進駐。包括當年傳說出錢刊登減稅廣告的黎智英,自己也沒有專情於低稅率的香港,反而加碼投資台灣。

 原因很簡單: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高低,從來就不只看稅率高低,而是取決於許多因素。看看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國際競爭力報告,依據的指標就高達三百多個。換言之,稅很重要,卻不是唯一;反商就算不好,卻未必真有殺傷力。

 當然,每個社會多少都有很極端的反商分子,總是對企業提出嚴苛──甚至不理性──的批判。但有批判企業的聲音,不等於就是個反商社會。從歐洲到亞洲,哪個國家的人民認為經濟不重要?有哪個國家的人民不努力學習賺錢?從製造業到金融業,又有哪個跨國財團不是在全球各地喊水會結凍?消費者年復一年,讓它們賺進大把鈔票,哪裡有被「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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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助非洲的窮孩子,你願不願意從今天起,每月捐出一成薪水?英國最近有個學者,就做了這麼件引起討論的事。

     在牛津大學任教的歐德(Toby Ord),去年創立了一個叫做「盡我們的能力捐獻」(Giving What We Can)的網站,號召人們一起捐錢給窮國。他以身作則,一年來捐出約一百五十萬台幣,而且公開承諾,未來要每年捐出薪水的十%,直到老死。他希望,自己最後能累計捐出一百萬英鎊(約六千萬台幣)。

     可別以為歐德是什麼高收入的明星學者,或是繼承了什麼龐大遺產,所以出手才這麼大方。實際上據他自己說,目前在牛津大學的薪水是兩萬五千英鎊,明年調薪後是三萬三千英鎊,相當於台幣兩百萬。看起來不算低,但在英國卻只比平均薪資高一點點而已,一點也稱不上富有。而且今年只有三十一歲的他還是無殼蝸牛,沒自己的房子,跟妻子住在一個月租金約三萬台幣的小公寓裡。

     但歐德不在乎,他說自己之所以發起這項行動,是因為赤貧已是世界必須立刻採取行動解決的問題。全球數十億人至今不是沒水沒食物可吃,就是活在各種致命傳染病的威脅之下,沒法受教育,不能讀不會寫。他相信,只要捐出一小部分的收入,長期下來就能解救數以千計的生命。

     反貧窮,解救生命,當然是重要的課題。但問題是,歐德又不是巴菲特或比爾蓋茲,更不是臉書、Google創辦人,只是一個賺取平均薪資,而且連房子都還沒買的小學者,居然關心起遠在落後國家的貧窮問題,會不會有點不自量力?為什麼不先存錢,買棟房子,好好投資,以後有了積蓄再說?做善事很好,但又何必急在此時?

     何況,就算要作善事,何不從自己身邊有需要的人開始,例如捐給英國窮苦人家的孩子,或是收養可憐的流浪狗流浪貓?全球貧窮問題,應該交給政府,甚至國際組織,或是更有錢的人來傷腦筋,小小一個學者,有必要這麼犧牲自己嗎?錢留著改善自己的生活,不是更好嗎?

     想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像歐德這麼瀟灑。有人要養家活口,更多人在低薪中自身難保,就算想為世界貧窮出份力,也明顯力不從心。但歐德的行動,其實不只是在鼓勵人們一起做好事,也在提醒世人反省自己的金錢觀。

     比方說,一般人都會認為錢存得多越好,能有一天住豪宅,享美食,過好生活。但問題是,養家活口之外,錢真的一定得這樣用嗎?歐德說,自己雖然沒什麼財產,收入也不高,「但生命中許多珍貴的東西,我都已經擁有了。」他說,在這種情況下,把錢存著又有何用呢?為什麼不拿來幫助這個世界上,有需要幫助的人?

     歐德的主張,目前為止說服了來自九個國家的六十四人響應,到網站上留下自己的資料。其中大部分是年輕的學生與學者,看來也是收入不怎麼高的人,他們將在自己有生之年,只要有收入都會捐出至少十%。照網站的估算,這僅僅六十四人,假如將來一輩子都依承諾捐獻,就能帶來兩千兩百萬美元的捐款。

     這一小群人或許會被視為天真份子,但卻足以讓那些高居富豪排行榜、吝於捐獻的自私富豪無所遁形。從歐洲到亞洲,許多巨富們掙錢積極,卻對捐獻冷漠。例如印度,這幾年經濟好,富比士統計共有六十位財產高達十億美元的大富豪,其中最有錢的十位,財富就相當於整個國家的十二%;若把前一百大富豪財產加起來,幾乎等於該國總產出的四分之一。這些明明已很有錢的人,仍貪婪地巧取豪奪,甚至違法也在所不惜,無視老百姓一窮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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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被視為科技大國,但美國孩子們的數學與科學成績,向來都不怎麼好。數學,在「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所調查的五十七個國家當中,排名三十五,科學,排名二十九,雙雙名列後段班。一份又一份的調查也顯示,美國孩子的平均成績,遠遠被香港、韓國、日本等亞洲國家拋在後頭。就連很窮東歐的捷克、波蘭、匈牙利,孩子們都比美國強。

     為了改善這個很沒面子的問題,美國每年花在教育上的支出,超過五千億美元;老師們每年花超過一千小時教學,比先進國家平均的七百九十小時,還多出許多。但是結果呢?教育的成效照樣節節敗退。最嚴重的一年中,平均每天有六千個孩子輟學;高達三成的高中生沒法念完。女導演阿貝絲的紀錄片《贏不了的競賽》中也指出,今天校園中作弊、疏離、憂鬱等「沉默傳染病」,越來越常見。

     更嚴重的是,教育成效不佳的結果,使得越來越多孩子們踏入社會時,不是身無半樣長項,就是無法對未來有任何樂觀的想像。有的,選擇升學,繼續躲在校園中,讓自己不必這麼快面對社會;有的,被迫接受低得不像話的薪資;更多人把自己的徬徨無助轉化為憤怒,怪政客、罵政府。

     政府當然有責任。一來,經濟沒搞好,企業不願聘人,自然沒法創造就業機會;二來,年復一年,政府坐視學校在提高學費的同時,教學品質卻原地踏步,許多大學砸大錢行銷招生,卻吝於投資好教授、好教材,這種學校,要怎樣帶領孩子脫穎而出?從歐洲到美國,十年來學費越來越高,但學生們畢業後的薪資卻沒提高多少,求學的「投資報酬率」越來越低。而在報酬率低的情況下,又要學生們如何安心地把時間與金錢,「投資」在這樣的教育上呢?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孩子要打工,父母們越來越難反對。學費這麼高,多少家庭沒壓力?更重要的是,多少父母敢放心把孩子的未來,完全付託給吝於投資的學校?還不如讓孩子們到職場上滾滾,多些歷練,還能提早培養孩子們在財務上的獨立精神。

     王建煊說得好,賤賣黃金時間的人,笨死了。誰都知道,青少年是一個人學習能力最旺盛的黃金時期,很珍貴,不應糟蹋。尤其是那些只為了能有多點零用錢可花,為了滿足物質欲望而拋下學習的人,更是不該。但今天的大學,早已不是王建煊口中「多數人最後念書的黃金時間」,而只是「最後逃避現實的黃金時間」罷了。畢竟,當校園中無法提供足夠的學習資源,孩子們當然感受不到大學教育的重要性,相信自己應該在這個階段專心念書。

     要如何讓學生們願意專心學習,並且能在畢業後順利與職場接軌,是美國本周剛剛落幕的「全國教育改革高峰會」的重點課題。該做的很多,例如繼續投資於數位學習,並且培養更多優良師資;提供更多獎助學金,鼓勵用心在學業上精進的學生;吸引企業針對成績良好的學生,提供畢業後的就業承諾等。有些州政府已經在研擬,要專為改善公立學校的財務,成立一筆穩定基金;還有些州在重新估算合理的學費標準,好讓更多孩子在沒有後顧之憂的前提下學習。

     換言之,學校與政府,都得更嚴肅與專心地「辦學」才行。不久前才造訪亞洲的歐巴馬,回到美國後曾經多次憂心地說,今天美國人的競爭者不再只有美國人,而是來自北京、班加羅與首爾。「假如不具備競爭所需要的條件,」他說,長期而言美國的經濟就有麻煩了。

     再不用心辦學,有麻煩的,又豈止美國呢?

     (作者為早安財經出版社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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