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nChenの書房

廿七年前當兵，出任伙食班班長，麾下有三名燒菜煮飯的班兵，不消說，他們會被分發到伙食班，若非家中世代相傳以料理為生，要不即是技職體系出身的學徒。

還記得某個黃昏，與某位炊事兵蹲在火爐前閒扯，他不經意地訴說起自己的身世：小伙子來自屏東，爸爸是川菜館老闆，平日生意不惡，但他內心其實深深鄙視「廚師」這一行業，因為他看到父親在廚房揮汗如雨之時，總不時咒罵自己的命運，「只有最歹命的人，才來做這途」，情緒來時還三不五時地往拌炒的鍋裡啐上兩口；家中兄姐皆發奮苦讀，避免承接家中事業，唯獨他對書本毫無興趣，國中畢業即被迫當上老爸幫廚，一同走上那被詛咒的宿命。

那個畫面時時留在腦海，日後在台灣城鄉遇見不好吃的食店，總會記起那班兵的話語：一位時時悲嘆自己職業的廚師，怎麼有多餘的心力，對料理來精益求精？如果我們眼前的食物，對屋裡那廚師而言是個苦刑和懲罰，它又怎會流露出甜蜜和風情？

但在那個時代，餐館開成這樣是天經地義的——人們對飲食的要求不外「價格」和「豐盛」的數學函數關係，「美味」向來不是重點，掌中味道只要和世道標準差不多，而又有些社會關係、地緣和售價的相對優勢，一個廚子便可靠餐飲營生。

廿七年後的今天，雖不能說台灣社會已有天旋地轉的改變，但就餐飲江湖而言，世道顯已有了轉折。有次在高檔餐館「Danny & Company」吃晚餐，飯後和老闆鄧有癸（Danny是他的英文名字，又有「牛排教父」稱號）聊天，直至打烊，我們要求參觀廚房，這才發現，廚師們早已回家了，在廚房洗刷打掃的，是外包的專業清潔公司。廚房裡各種溫度的烤箱、冰櫃，量身打造的料理櫃檯與就手好用的抽屜、層板，明亮怡人；而且廚房裡還有廚師專用的盥洗室，甜點區另成一格。在這裡，廚師們在維持著複雜的口感的操作與控制之時，也彼此比賽著味道的技術；當然，廚師的所得和廚房的硬體、等著結帳的帳單一樣，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早年的台灣，全民聚焦於出口製造，在工廠的規律作息裡，「飲食」扮演的角色是營養與飽足，大部分人習慣於一種窄小的味覺帶，這乃是因為工廠嚴格地控管著「意外」（從生產工序到生產外的生活），連帶著，食物味道也標準化了——從南到北，制式劃一的自助餐店菜盤組合（炒空心菜、番茄炒蛋、豆乾肉絲……）與麵包店排架（菠蘿、肉鬆、紅豆、奶酥……）可為代表。

台灣開始追逐新奇味道，高價新餐館雨後春筍，代表著社會底層隱隱浮動著一種個性化的力量，人們不僅有能力品味新味道，而且願意為「差異」付出代價，這種甘願與自顧自的追求，沒有工作場域中的「獎賞」（reward）以為肯證（靠個性化的創意取得成功），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的。

高價餐廳的出現，不是單純的炫富，出口年代的富豪們，他們的味覺帶是「吃不贏」年輕人的，現代廚師命運的轉變，來自「個性」取代「標準化」，逐步成為社會裡創造經濟成長的動力，從這個角度看，台灣內需產業出頭天的那刻，應該已經到來。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王建民外遇，一家電視新聞台用了「台灣之光黯淡」的標題，框在畫面右上角，定位了這樁新聞的特質—它和我們所有人都相關。

「外遇」在現代社會中已不是新聞。對現代人而言，生命是一段探向未知的過程，既有的兩情相悅，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際遇後，或因許多的事與願違，或因發現了「自我」的新發展方向，昔日的親密遂逐漸生冷起來。但人們畢竟還是有親暱的需要，此時任何一個外在的慰藉，都會吸引寂寞心靈離開家庭軌道，墜入某一種新鮮的歡愉中。

許多婚姻敘事研究的結果顯示：愈來愈多的外遇，都是「內遇」不成造成的結果，只要現代工商社會持續鼓舞著一種個人主義的生活，個人往往會以自身的自由來犧牲昔日對親密伴侶的承諾，無怪乎現代人經過浪漫自由戀愛後的關係破碎，恆常帶給當事人極其悲愴的感受，因為其中蘊含著「信任」與「背叛」、「付出」和「屈辱」的交鋒。但也正因為太頻繁了，這社會也逐漸老練到：讓當事人自行處理他們生命的難題，旁觀者僅含蓄地更改彼此的稱謂以作為必要的禮貌。

但這事情一落到王建民身上，他，以及我們，壓力都大了！

現代社會需要「明星」，我們透過媒介所呈現的明星才藝、表演和競技，在想像世界裡建構起一種神聖的、價值滿盈的形象，他的能力與我們距離遙遠，永遠可遠觀而不可褻玩，是這種「聖」與「俗」的遙不可及，讓明星的表演不斷活絡、充填我們自身的想像。集體的想像愈深刻，代表明星承載的價值愈穩定，也就意味著我們日常生活世界不會解組——事實上，我們生活中充滿著各類事故、裁員、崩盤、毀壞、持續衰退、通膨陰影、世界大戰威脅……；是生活中的各類明星，合力穩定著一個秩序差強完好的世界。

但是，所有的明星，嚴格說來，都不是真的（我們甚至懷疑有「真的明星」嗎），明星是社會集體想像中的一個神聖角色而已，明星的螢光幕後生活也是和電影與電視幕前一樣，是必須表演的，表演著他成為那個明星的不成文劇本所規範的一言一行。而一旦他活出劇本外的情節，將為原本安定的社會帶來莫大震撼，這是因為明星一下子從「神聖」墜入了「世俗」，連帶地，我們的整體安全感也瓦解了一塊。

王建民將失去許多代言收入，因為那個原初的神聖角色崩解了，但卻也未嘗不可東山再起，網球名將阿格西的「浪子回頭」故事，比他的第一版人生更具神聖性，但我們也別忽略，這第二版的故事也是媒介建構的、觀眾想像的。

從歷史看，王建民是台灣明星世界的最後一方淨土，他「好球員」、「好男人」、「好父親」的形象，深深鞏固著傳統父權社會的基底，這一樁外遇事件，恰好來質疑檢視「台灣之光」這一意象背後那不可說的國族的、父權的霸道宰制關係：為什麼「性」和「愛」不能分開？我們害怕哪種秩序的崩解？為什麼我們不能對新親密關係進行辯論和思考，例如紀登斯所楬櫫的「不死纏爛打，但也不期望永恆」的「匯流之愛」（confluent love）？

這就是陳偉殷的幸運了，我們再也不會把「台灣之光」掛在他的左肩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