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nChenの書房

這種「投入驅動的成長」在全球金融海嘯出現後立即解體，愛爾蘭乃是全歐衰退最快，而且幅度也最大的一國，二○○九年衰退幅度甚至高達九％。

一九九四年，當時克魯曼（Paul Krugman）還是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他在當年最後一期的《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上發表了一篇引起極大爭端的論文〈亞洲奇蹟的神話〉。

在該文他指出，許多亞洲國家的成長都是「投入驅動的成長（Investment-driven growth）」，依靠著外資大量湧入、寬鬆的貨幣政策所造成的資金投入等而快速成長，而非生產力提高而造成的成長，因此這種模式其實是很脆弱的。

他的這篇論文當時曾引起一場筆戰，但也給華爾街的禿鷹們很大的啟發，遂出現了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藉著資金的大舉進出，而誘發許多國家的資產泡沫破裂，印尼甚至還引發了國家動亂，蘇哈托政權並因此倒台。

克魯曼的「投入驅動的成長」之說，是否真的能解釋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乃是個有爭論的課題，不過他的這種說法，毫無疑問地可以解釋今天愛爾蘭的經濟危機，而愛爾蘭資產泡沫破裂的經驗，對台灣也有一定程度的警示性。

今年5月，歐盟及IMF透過7,500億歐元的緊急紓困方案加上ECB購入主權債信危機國家公債，適時地阻止希臘主權債信危機擴散。然而11月起，愛爾蘭的主權債信危機浮上檯面，雖然歐盟及IMF於11月28日同意紓困，但卻無法消除市場對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甚至義大利主權債信的擔憂，主因在投資人擔心，當紓困方案於2012年底到期後，接受紓困的歐元區國家將何去何從？無怪乎近期歐元從11月4日兌美元的1.424，快速貶值8.08％至12月2日的1.3089。

    　事實上，愛爾蘭的主權債信危機再度凸顯歐元區的結構性問題。在共同貨幣之下，區內各國長期維持固定的相對價格，其競爭力差異無法藉由匯率來調整，進而形成持續性的貿易不平衡。為彌補需求不足，競爭力較弱國家的公共或民間部門支出必須超過其所得。超額支出若表現在公共部門，就會過度膨脹其政府債務，形成主權債信危機，這就是希臘的情形。超額支出若需透過銀行過度信貸支應，即易形成金融危機，當瀕臨倒閉的銀行必須依賴政府赤字援助時，主權債信危機亦將浮現，這就是愛爾蘭的情形。

    　解決這種結構性問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讓競爭力較弱的國家脫離歐元區，再藉由其匯率的貶值來改善各國貿易收支的不平衡。但歐元區並未設有退場機制，因此為融通所需，德、法等國早就投入大筆資金借予這些身陷主權債信危機的國家。此時若貿然讓這些國家脫離歐元區，其必然面臨貨幣危機，銀行體系甚至將出現擠兌的問題，進而形成更嚴重的金融危機，透過銀行體系的傳遞，到時反會傷害到其他國家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基此，德、法乃倡議在歐盟的架構下，設立常設性的紓困機制，取代5月通過的緊急紓困方案。

    　然而，紓困機制一旦變成常設，歐元區極易面臨道德風險的威脅。具體地說，若投資人毋需共同負擔紓困成本，將存僥倖心理去購入主權債信危機國家的政府公債，此將間接助長其結構性失衡問題，讓歐元區陷入更大的危機之中。另一方面，市場對債務狀況較差國家舉債成本的要求將低估，間接引誘其財政當局過度舉債追求國內經濟成長。因此，在設立常設紓困機制的同時，實有必要加入債券投資人共同負擔紓困成本，以及限制這些國家過度舉債的條款。

    　自歐洲議會將該議題放到檯面上討論起，主權債信危機不但從希臘延燒到愛爾蘭，後者並被迫提早接受紓困，目前更持續延燒至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甚至比利時。這顯示，歐元區在設立常設紓困機制時，還必須同時考量該如何遏止因此而起的信心危機。對此，似可參考雷曼兄弟倒閉後美國財金當局的作法。

    　當時，美國面臨流動性問題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等二項巨大的挑戰。具體地說，雷曼兄弟倒閉後，市場一度不信任大多數的金融機構，造成其借貸成本大幅攀升，形成信貸擠壓的問題。為解決該問題，聯準會設計各種緊急融資方案，並透過量化寬鬆政策提供市場充分的流動性，讓瀕臨崩解的金融體系得以起死回生。另一方面，市場質疑政府穩定金融體系的決心，也造成當時金融市場的混亂，直到美國政府推出7,000億美元的紓困方案後，市場才得以穩定。

    　目前歐元區也面臨到類似的信心問題，因此提供流動性並消弭不確定性是當局必須考慮的舉措。就此，首先是ECB必須肩負起更大的責任。希臘危機得以有效降溫有相當原因在於ECB適時地推出證券市場計畫（Securities Market Program），短短一個月內即購入400億歐元的公債。雖然11月起隨著愛爾蘭債信危機的升高，ECB再度重啟公債購買，但過去四周購入主權債信危機國家公債累計僅37億歐元，規模明顯不足。為消弭市場疑慮，勢必要擴大購買規模，提供市場更足夠的流動性。

    　其次，紓困方案規模必須要擴大。雖然5月時歐盟推出高達7,500億歐元的緊急紓困方案，但該紓困方案是由歐元區各國共同負擔。而其中希臘、愛爾蘭原先共應負擔194億歐元、西班牙634億歐元、義大利788億歐元，若這些國家也必須接受紓困，該方案實際可以動用的資金將遠不及原先所承諾的7,500億。

    　長期以來，ECB貨幣政策以調控通膨為目標，擴大公債購買將會增加其調控的風險；擴大紓困方案規模，則會讓德國等財政健全國家當局面臨選民的反彈。由於歐元區並非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當局能否及時推出各項同時處理結構性問題及避免信心危機的方案，令人懷疑。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歐債問題將持續是金融市場一股捉摸不定的逆風。

自從維基解密公布，美國各地大使館譏諷當地國領袖的電報後，國務卿希拉蕊就忙著發表道歉聲明，但真的硬著頭皮要與這些領袖面對面，是在十二月一日於哈薩克舉行的歐安組織高峰會上。

    　其中尤其尷尬的是要與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會晤。

    　在美國駐義大利代辦迪布爾去年發回的電報中，描述老貝是「虛榮」（vain）、「無能」（ineffective），他被批為「經常熬夜、縱情派對，得不到足夠休息」，所以「體力、政治都弱」（physically and politically weak）。

    　義大利政壇與媒體整天在罵老貝「縱情聲色」，但被他斥之以「在我家裡怎麼過活是我自己的事」，或是自以為幽默的：「對漂亮女孩熱情總比同性戀要好」。

    　美國人的批評，他表面一笑置之，私下卻很緊張，在與希拉蕊見面時，他主動提出，外洩的電報內容，在義大利頗引起一些討論，「當然這構成了問題」。

    　外洩的時機非常不利，因為十四日義大利參眾兩院，就要對貝魯斯柯尼的右派政府提起不信任投票，如果美國人對他的真正看法如此，當然會影響還沒有決定的人；根據最新的估算，參議院可以過關，但眾議院反對他的人，已經半數超過兩票。

    　換句話說，即使他勉強賴下去，充其量是個看守政府，等待大選，更何況明年一月憲法法院還要做出判決，決定老貝的總理刑事豁免權是否合憲，如果判定違憲，他將面臨貪汙與逃稅的起訴。

    　貝魯斯柯尼好色，並不是新聞，但是他自從去年與太太離婚後，似乎想要捉住青春的尾巴，像羅馬帝國的皇帝般，周末常常與妙齡少女混在一起，酒池肉林。

    　過去義大利人不以為意，反而欽佩老貝會賺錢、又有權力、更是風流瀟灑，他也自認如此，向枕邊女郎自我介紹時稱：「我是所有義大利人的夢想」，他在義大利政壇也因此屢仆屢起，去年年初重回執政時，支持率高達六○％。

    　但是現在不同，義大利經濟奇糟，高達一千五百萬人沒有工作，雖然銀行沒有受到金融風暴吹垮，但其他所有行業都受影響，去年ＧＤＰ萎縮五％，今年預估只有○．一％的經濟增長率，是所有七國集團中恢復最疲軟的。

【編譯賴美君2010/12/07 經濟日報】

上星期，立法院首次精彩的對話，立委就拿房價問題質詢財長李述德，他的答覆是房價飆漲你們去罵炒房客啊！為什麼要指責政府，偉大李部長的答覆，其實已具體而微的將當今政府那種撇責任、扮無辜、裝可愛的本質盡現無遺！其中透露出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近代學術有許多學科都在墮落沉淪，墮落得最多的即為政治學。古典的政治學關心民主人權，但也從不荒廢政治領導的掌舵角色，柏拉圖的《共和國》裡就稱領導者為舵手。後來英文的「政府」、「總督」及「州長」這個字即是拉丁字「舵手」的衍生字，它顯示出古典政治學是把國家領導人及政府的角色置於首要的地位，因而政府的責任感也當然成了政治哲學裡的核心價值。十九世紀美國著名建築師轉寫政治哲學的克蘭穆即指出一個國家若領導者缺乏責任心，這個國家就會出現「平庸的報應」。

    　但這種關心領導及責任感的政治學傳統，在一九四○及六○年代後卻完全變了樣，一九四○年代許多國家都出現造成歷史災難的領導人，於是政治學在被驚嚇之餘，從此再也不敢談領導，彷彿談領導就是在鼓吹人治甚至是在為強人政治張目，因為不談領導問題，政治學遂開始墮落。當政治學墮落，它連帶的當然也造成了現實政治上的墮落，加上一九六○年代後全球進入媒體時代，於是政治的風景也就跟著大變，這種大變顯露在幾方面：

    　一，政治學不談領導，於是領導學這個學術分枝遂由政治移往企管學，隨著它在企管這個領域的慢慢發展，到了近年來它已回頭撈向政治學。

    　二，政治領袖變得沒有責任心，只知道媒體作秀，於是「表演政治」（performing politics）日益當道，擅長表演而拙於治理，遇到關鍵就撇責任、扮無辜這種現象遂告出現。人人都知道，房價的飆漲乃是賦稅政策、金融及所得政策的產物，去年耶魯大學教授席勒（Robert J. Shiller）在《次貸解答》一書裡，研究百年來美國房價史，房屋建造成本的變動，認為百年來美國房價都以極緩的速度上漲，只有二○○○年後像坐了火箭一樣一飛沖天，這即是金融政策所致。台灣房價飆漲亦然，這怎麼可能用扮無辜、裝可愛來搪塞。

    　三，當一個政府缺乏了責任心與擔當，它就自然而然養成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它就讓社會裡的「交戰元素」（Warring element）自己打成一團，或者它就隱身暗處展開操弄，或者坐待兩邊打出一個結果，才來撿收成果，這種領導因畏首畏尾，重大問題已不會有自己的立場，美國學者，研究出名經濟學的柯文（Tyler Cowen）早已指出，媒體民主會造成鄉愿式人物的抬頭，扮無辜、裝可愛這種品質會大盛。除此之外，它還有一種撇責任的機制，那就是把「公共問題私人化」，例如政府有責任替老百姓營造出差堪滿意的生存環境，而它不在這方面承擔起責任，反而會說「你失業是你的競爭力不足」，「國民自己要提升個人競爭力」等等說詞。這就是典型的把「公共問題私人化」，在一個「所有問題都被私人化」的社會，政府儼然已不必負任何責任，我們還要這樣的政府幹什麼？

    　當今台灣的政治，重建政府的責任心和擔當感已成了最重要的急務。一個永遠躲在暗處，只會撇責任、扮無辜、裝可愛，讓老百姓自己打罵不休，或者藉著「公共問題私人化」的運作模式，讓自己和一切責任都保持距離的政府，很快就會被老百姓看破手腳而加以放棄。近年來，台灣社會的無力感日深，用英美的話來說，台灣社會可以說已處於一種「精疲力竭」（Exhaustion）的心理狀態，大家都希望台灣社會往政府更有責任心與擔當感的方向去轉型，但人們轉型之聲雖高喊了許久，但統治者們撇責任、裝無辜、扮可愛的習性卻還是一成不變，於是精疲力竭之感遂油然而生。而了解社會心理變化的都知道，精疲力竭的人心通常都是大改變的前兆，但願統治者們能體會老百姓精疲力竭的心聲！（作者為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