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東西兩岸有兩位學者一直對政府的越軌行為和不當政策採取嚴厲批判態度，一個是不久前才訪台的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杭士基），另一個就是十一月二十日以七十九歲高齡辭世的詹隼（Chalmers Johnson）。詹隼一生都在加州大學系統當學生和教授，先在柏克萊，後至聖地牙哥。他是美國數一數二的亞洲通、日本通和中國通，更是當今批判美國帝國主義最有力亦最有理的先鋒。有些評論家認為他對當道的批判比喬姆斯基更為嚴謹、更具說服力。
詹隼在韓戰期間服役海軍駐防日本，對日本文化、歷史和風俗大感興趣，開始認真學日文。他在柏克萊師承專研近代中國思想史的雷文遜（Joseph R. Levenson），受雷文遜極大啟發；讀博士班的指導教授之一是中國問題專家施樂伯（Robert Scalapino）。施氏得到一批日本侵華（尤其是在華北地區）資料顯微影片，他請懂日文的詹隼為資料做索引，雷文遜則鼓勵他利用這批難得的原始材料寫博士論文。當時正值冷戰方酣，聯邦政府大力鼓吹研究中共的崛起及其本質。
詹隼的博士論文於一九六二年由史坦福大學出版，書名是：《農民民族主義與中共權力：革命中國的興起，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詹隼根據史料認為中共當年在華北的崛起並不是依恃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是利用日本侵華所造成的恐懼、仇日和飢荒。這在當時的中共研究領域裡，是一種嶄新的創見，不少學者對其見解，抱持異議，日後則獲普遍認同。此為詹隼在學術上首次引人矚目的表現。
二十年後，詹隼出版《通產省和日本奇蹟》一書，轟動學界。他推翻了日本戰後經濟起飛係受自由市場影響的說法，他提出了政府的政策才是造成日本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而不是民營企業，亦即政府的主導乃是促成日本經濟起飛的動力。他的說法受到美日學界的批評與反駁，他的老師施樂伯、哈佛的賴世和等人都不贊同他的看法。他和施樂伯因學術觀點歧異和相處不睦而鬧翻，詹隼只得從柏克萊轉到聖地牙哥加大，另起爐灶。然而，時間一久，學界逐漸認同詹隼對日本經濟發展的看法，學者亦發現日後的台灣、南韓、新加坡和今天的中國大陸，他們的經濟發展跟政府的主導及推動，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詹隼又打贏了一仗。
詹隼於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二年做過柏克萊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年當政治系主任，一九八八年轉赴聖地牙哥。他出任加大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才三十六歲，他說他在中國研究中心五年任內最重要的一件決策是聘請白色恐怖時代被國務院解職的前駐華外交官謝偉恩（John Service）擔任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館長。謝偉恩在重慶美國駐華大使館當外交官時以同情中共見稱。七○年代初，美中關係解凍，周恩來曾當面告訴美國記者北京歡迎謝偉恩、費正清、拉鐵摩爾三個老朋友重訪中國大陸。
詹隼雖聘左派的謝偉恩主持圖書館，但他那個時候卻是個大右派。他贊成美國打越戰，他極為厭惡大學生的反戰運動，他甚至是中情局顧問，為他們分析亞洲情報（以中越共為主）。越戰一直拖延，詹開始研究越戰，他猛然發現他自己很了解中共、越共（他在香港住過一年），也很懂整個亞洲形勢，卻不了解美國的亞洲政策和越戰政策。他愈深入鑽研美國對越政策之後，態度變了，立場改了。
八○年代末、九○年代初東歐共黨集團蘇聯崩潰後，詹隼把研究重點與方向放在美國帝國主義與擴張主義上面。一九九五年九月，沖繩兩名美軍綁架強暴一位十二歲當地少女事件，激起他開始研究美國的海外黷武行徑，他發現美軍在沖繩即擁有三十九個軍事基地，在全球則有七百三十七個基地。他從二○○○年開始出版四本專門批判美國帝國主義的專書，他用中情局的術語《惡有惡報或稱報應》（Blowback）做第一本書的書名，副題是：《美國帝國的代價及其後果》。這本書出版時未引起廣泛注意，一年後九一一事件爆發，該書狂銷到印刷廠來不及印。詹隼在書裡分析美國在海外多行不義引起公憤的實例，許多美國人一直不知道自己的政府過去幾十年在海外做了那麼多霸道的事情。詹隼後來又陸續推出：《帝國的哀愁》、《報應女神：美國共和末日》和今年八月才出版的《帝國的解體：美國的最後希望》。
詹隼認為美國一面在海外擴張，一面削弱國內的民主自由，帝國過度延伸的後果一定會導致國力的削弱。經過布希發動的侵略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以及經濟衰退，美國國力果然像詹隼所預料的日趨沒落。可惜的是，今天的美國學界（特別是亞洲研究領域），像詹隼這樣有見地而又敢言的學者已寥若晨星了！
2015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