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現在很多台灣有錢人，都想移民到新加坡。
不只是台灣有錢人想移民。在美國，光是去年就有近兩千人決定放棄美國籍，其中大半都是高資產族；在法國，如果下周當選總統的真是「很不喜歡有錢人」的歐蘭德，預估將會有很多法國有錢人出走。
出走的原因，大同小異。一來，因為加稅。歐蘭德競選時開出最響亮的政見，就是要把最高所得稅率，一舉提高到七五％；換言之，將來有錢人每賺一百元，就要上繳七十五元給國庫。歐巴馬過去三年加強查稅，前陣子還推動「巴菲特條款」──讓收入最高的美國人，至少要繳三○％稅率──同樣讓有錢人們跳腳。
有錢人跳腳的另一個理由，是對越來越高張的「反商」、「仇富」現象不滿。在美國，多數人都認為歐巴馬「反商」，共和黨更指控他把國家帶上反商之路；在台灣，從富士康的血汗工廠指控，到六輕的工安威脅，人們對大企業的批判更是一波接一波，讓有錢人們憤憤不平。
加稅與反商，他們都說，對企業不公平，更不利於國家經濟。許多政府也說，國家不應走上這條路。約莫十年前，以色列的經濟成長趨緩，當時還在擔任財長的納坦雅胡就把矛頭指向「高稅率與反商環境」。相較於以色列的原地踏步，他說，人家西班牙、愛爾蘭，都在大躍進。
才怪。今天我們都看到了，多年來西班牙、愛爾蘭所上演的經濟奇蹟，根本是過度舉債與消費所吹出來的泡沫，而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驚人成就；當年被歌頌的低稅率，壓根兒不是什麼好榜樣，而是此刻國庫空虛、民怨四起的元凶之一。
稅率，是否真像納坦雅胡所說的對國家經濟很重要，一直是個大問號。還記得四年前，台灣出現了三支減稅廣告，主張高稅率會降低競爭力、生產力與消費力；因此減稅才是救經濟、吸引投資的正道。
這三支廣告，當時引來正反意見的論戰；但是今天回頭看，答案再清楚不過：一家企業是否投資某個國家，其實從來不是唯稅率高低是從。舉例來說，巴西的合併營所稅高達三○％以上，資本利得也要繳一五％的稅，但並沒有讓國際投資者，對於這個起飛中的南美巨人卻步；在台灣，無論是過去或今天，營所稅都比香港高，也同樣沒有阻止看好台灣的外商進駐。包括當年傳說出錢刊登減稅廣告的黎智英，自己也沒有專情於低稅率的香港，反而加碼投資台灣。
原因很簡單：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高低，從來就不只看稅率高低，而是取決於許多因素。看看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國際競爭力報告，依據的指標就高達三百多個。換言之，稅很重要，卻不是唯一；反商就算不好，卻未必真有殺傷力。
當然，每個社會多少都有很極端的反商分子，總是對企業提出嚴苛──甚至不理性──的批判。但有批判企業的聲音，不等於就是個反商社會。從歐洲到亞洲，哪個國家的人民認為經濟不重要？有哪個國家的人民不努力學習賺錢？從製造業到金融業，又有哪個跨國財團不是在全球各地喊水會結凍？消費者年復一年，讓它們賺進大把鈔票，哪裡有被「反」到了？
2015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