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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現在很多台灣有錢人,都想移民到新加坡。

 不只是台灣有錢人想移民。在美國,光是去年就有近兩千人決定放棄美國籍,其中大半都是高資產族;在法國,如果下周當選總統的真是「很不喜歡有錢人」的歐蘭德,預估將會有很多法國有錢人出走。

 出走的原因,大同小異。一來,因為加稅。歐蘭德競選時開出最響亮的政見,就是要把最高所得稅率,一舉提高到七五%;換言之,將來有錢人每賺一百元,就要上繳七十五元給國庫。歐巴馬過去三年加強查稅,前陣子還推動「巴菲特條款」──讓收入最高的美國人,至少要繳三○%稅率──同樣讓有錢人們跳腳。

 有錢人跳腳的另一個理由,是對越來越高張的「反商」、「仇富」現象不滿。在美國,多數人都認為歐巴馬「反商」,共和黨更指控他把國家帶上反商之路;在台灣,從富士康的血汗工廠指控,到六輕的工安威脅,人們對大企業的批判更是一波接一波,讓有錢人們憤憤不平。

 加稅與反商,他們都說,對企業不公平,更不利於國家經濟。許多政府也說,國家不應走上這條路。約莫十年前,以色列的經濟成長趨緩,當時還在擔任財長的納坦雅胡就把矛頭指向「高稅率與反商環境」。相較於以色列的原地踏步,他說,人家西班牙、愛爾蘭,都在大躍進。

 才怪。今天我們都看到了,多年來西班牙、愛爾蘭所上演的經濟奇蹟,根本是過度舉債與消費所吹出來的泡沫,而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驚人成就;當年被歌頌的低稅率,壓根兒不是什麼好榜樣,而是此刻國庫空虛、民怨四起的元凶之一。

 稅率,是否真像納坦雅胡所說的對國家經濟很重要,一直是個大問號。還記得四年前,台灣出現了三支減稅廣告,主張高稅率會降低競爭力、生產力與消費力;因此減稅才是救經濟、吸引投資的正道。

 這三支廣告,當時引來正反意見的論戰;但是今天回頭看,答案再清楚不過:一家企業是否投資某個國家,其實從來不是唯稅率高低是從。舉例來說,巴西的合併營所稅高達三○%以上,資本利得也要繳一五%的稅,但並沒有讓國際投資者,對於這個起飛中的南美巨人卻步;在台灣,無論是過去或今天,營所稅都比香港高,也同樣沒有阻止看好台灣的外商進駐。包括當年傳說出錢刊登減稅廣告的黎智英,自己也沒有專情於低稅率的香港,反而加碼投資台灣。

 原因很簡單: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高低,從來就不只看稅率高低,而是取決於許多因素。看看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國際競爭力報告,依據的指標就高達三百多個。換言之,稅很重要,卻不是唯一;反商就算不好,卻未必真有殺傷力。

 當然,每個社會多少都有很極端的反商分子,總是對企業提出嚴苛──甚至不理性──的批判。但有批判企業的聲音,不等於就是個反商社會。從歐洲到亞洲,哪個國家的人民認為經濟不重要?有哪個國家的人民不努力學習賺錢?從製造業到金融業,又有哪個跨國財團不是在全球各地喊水會結凍?消費者年復一年,讓它們賺進大把鈔票,哪裡有被「反」到了?

 何況,今天被形容為反商的聲音,並沒有半點要把有錢人逐出家門的意圖,而是來自中產階級對經濟現況的反省,對國家未來的期待。中產階級們對長期以來國家只顧發展經濟,無視環境被破壞,早已高度不滿;對官員長期偏袒大財團,惡化了財富分配不均,更累積了憤怒。他們的主張是要兼顧經濟與環境,要合理分配財富,並不是要反商。

 有錢人也好,一般人也罷,國籍的選擇向來都是個人利害之間的取捨。要走要留,都是自由,又何必硬把人民的反省,說成是反商呢?

(作者為早安財經出版社發行人)

 

  • 2012-04-28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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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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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雲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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