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nChenの書房

1939年經典電影《驛馬車》（Stagecoach）中有個名叫蓋特伍德的銀行家，他對聽得入迷的觀眾數落大政府的不是，尤其是銀行監管，他大聲嚷嚷道：「好似我們銀行家都不知如何經營銀行！」後來我們才知道蓋特伍德其實準備帶著侵吞的錢財逃離鎮上。
就我們所知，摩根大通執行長兼董事長戴蒙並不打算捲款潛逃，但他說話向來很像蓋特伍德，堅稱他和同事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不需要政府監督。因此當摩根大通宣布有部分金融投機失敗，但努力把虧損限縮在20億美元時，我們見證天理報應，也獲得政策教訓。
講白一點，商人也是人，雖然金融巨頭經常忘了這點。他們也常犯錯導致虧損。這不是政府該干預的原因，但銀行很特別，因為它們的涉險有很大一部份是由納稅人和整體經濟承擔。摩根大通事件凸顯，即便是精明的銀行家也必須嚴格限制他們涉險。
為何銀行特別？因為歷史顯示，銀行業易受突發的破壞性恐慌衝擊，這會破壞整體經濟。目前右派的迷思是壞銀行是政府干預的結果，無論是聯準會（Fed）還是國會中主張干預的自由主義者。但事實上，在小政府和沒有Fed的美國鍍金時代，大約每6年就受1次恐慌衝擊，而這些恐慌有的造成重大經濟損失。
我們能做什麼？1930年代的銀行恐慌過後，美國找到1套可行、結合擔保與監管的解決方案。一方面，恐慌程度在政府支持存款保險後降低；另一方面，銀行受到監管，以防它們濫用存款保險帶來的特權，存款保險實際上是由政府擔保銀行債務。最引人注意的是，存款獲政府擔保的銀行不得從事現今投資銀行常有的高風險投機。
這套系統給我們半世紀相對而言較安定的金融穩定。然而這些歷史教訓已被遺忘，新型態、無政府擔保的銀行業成長茁壯，傳統與新型銀行可承受的風險比以往都大。最終我們遭遇21世紀版鍍金時代，後果可怕。
我們必須恢復讓我們2個世代未出現嚴重銀行恐慌的防護。如今銀行家已獲得紓困，一定會故態復萌。獲得華爾街大筆獻金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就承諾要取消近來的金融改革。
戴蒙被譽為是協助摩根大通避開許多重大投資錯誤的功臣，這使他成為華爾街推延、削弱或廢除金融改革的指標人物。他尤其表明反對「伏克爾原則」，該原則禁止存款獲政府的銀行從事「自營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亦即拿存戶的錢來投機。相信我，戴蒙事實上是說：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實情並非如此。
戴蒙似乎有暫時變乖，甚至承認支持加強監管者或許有其道理，但這種現象應該不會持久。我認為華爾街幾周、甚至幾天後就會恢復囂張氣燄。
事實是，我們看到1個為何華爾街需要被監管的佐證，這都要感謝戴蒙。
（作者Paul Krugman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當代政治學的通則之一，就是對未來世代談得最起勁者—義正辭嚴宣稱我們把債留給子孫的那群人—其實最熱中於為了短期政治利益而犧牲我們的未來。例如在眾議院共和黨所提出的預算案裡，先嚴厲地警告預算赤字的罪惡，然後卻主張減稅讓赤字更高，而只會宣稱有一套填補稅收損失的神秘計畫來搪塞。
 
從紐澤西州州長克里斯提的行為，也看到這種作風；他一方面大聲疾呼人們必須對行為負責，但實際上可能是最不負責任的州長。
 

關於愛爾蘭，目前最值得慶幸的是，這是極少數的例子。愛爾蘭不可能對歐洲造成太大的傷害。許多人視為下一波骨牌的希臘與葡萄牙亦然。
但是還有西班牙，其他國家只是小問題，西班牙才是大問題。
以美國的角度而言，西班牙最令人驚奇之處是，它的經濟問題與美國竟如此相似。一如美國，西班牙曾經出現巨大的房地產泡沫，伴以民間債務的急遽增加，接著在泡沫破滅時陷入衰退，失業人數暴增。西班牙也同樣因為稅收銳減，以及必須承擔與衰退有關的各種成本而導致預算赤字急劇擴大。
然而與美國不同的是，西班牙已瀕臨爆發債務危機的邊緣。美國政府因為聯邦長期債務利率不到3%而猶有能力承擔赤字。反觀西班牙最近的舉債成本卻大幅增加，反映各界對西班牙未來可能無法履行償債義務的憂慮。
西班牙的問題為什麼如此棘手？簡單說，關鍵在歐元。
歐元1999年正式上路時，西班牙熱烈擁護。此後一段時間，一切似乎非常順利。歐洲的資金源源湧向西班牙，刺激民間部門的開支，使經濟快速成長。
在一切順遂的時期，西班牙政府似乎是財政紀律與金融責任的模範生。有別於希臘，它享有預算盈餘。不同於愛爾蘭，它全力設法管理銀行（雖未克竟全功）。2007年年底時，西班牙公債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約僅德國的一半。即使今天，西班牙銀行的體質仍然優於愛爾蘭同業。
問題卻在表面下醞釀。經濟欣欣向榮期間，西班牙物價與薪資增長的速度比任何歐洲國家都要快，助長龐大的貿易赤字。泡沫破滅時，西班牙的產業必須承擔沉重的成本，以致失去國際競爭力。
現在如何？如果西班牙一如美國，仍然保有自己的貨幣，或者有如英國，具有一部分的相同特色，它可能採取本國貨幣貶值的手段，以恢復國內產業的競爭力。然而採用歐元後的西班牙已無法如此選擇。相反的，它必須達成「內部貶值」：降低薪資及物價，直到成本與鄰國相當為止。
內部貶值非常殘酷。其一，它極為緩慢，通常必須歷經數年的高失業才能降低薪資。此外，減薪意味收入減少，負債卻不變。如此一來，內部貶值足以導致民間部門的債務問題不斷惡化。
對西班牙而言，這一切意味，未來幾年的經濟發展不容看好。美國的復甦令人失望，尤其是就業方面，不過至少美國的經濟已經出現某種程度的成長，實質GDP多少已經回復到危機出現之前的高峰。我們可以合理的預期，美國未來的經濟成長可望使赤字降到可控制的範圍內。至於西班牙則毫無恢復可言。不能復元等於對西班牙未來財政狀況的恐懼。
西班牙是否應該放棄歐元並重拾原有貨幣，以求突圍？它會不會這麼做？答案是可能不會。如果西班牙自始即未採用歐元，目前的處境必定好很多，然而試圖放棄歐元必將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因為存戶勢必爭相把錢轉存他處。除非出現難以收拾的銀行危機─希臘有可能，愛爾蘭愈來愈可能。至於西班牙，雖然不是不可能，但還不致如此─西班牙政府不太可能甘冒「去歐元化」的風險。
換言之，西班牙宛如歐元的囚徒。這使它難以施展。
關於美國的好消息是，我們並未跌入類似的陷阱。我們還保有自己的貨幣及一切相應的彈性。英國也是如此。英國的赤字、負債規模與西班牙相當，然而投資人不認為英國會出現倒債的問題。
關於美國的壞消息是，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派系企圖綑住聯準會的手腳，實際上等於放棄我們相對於西班牙而言的一大優勢。共和黨人要求聯準會不要繼續嘗試促成經濟復甦，應該全力保持美元的強勢地位，同時對抗想像中的通膨風險。這一切意味，我們自願與西班牙一起淪為囚徒。
但願聯準會堅持立場。美國的經濟仍然不好，卻可能更險惡。如果共和黨得遂所願，險惡必至。（作者Paul Krugman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中國政府、德國政府和美國共和黨有何共通點？他們都試圖迫使聯準會（Fed）放棄創造就業的努力，三者的動機都很可疑。
聯準會目前的做法並不激進。的確，聯準會平常是透過購買短期美國政府債券來執行貨幣政策，而現在是以「量化寬鬆」名義買進長期債券（買進更多短期債券沒有意義，因為這種債券的利率已逼近零）。聯準會主席柏南克之前堅稱這「只是貨幣政策」，他說的沒錯。聯準會正試著壓低利率，這是聯準會在失業率居高不下和通膨低落時常有的做法。
通膨確實偏低，目前不計入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膨率僅0.6%，創有記錄以來最低水準；同時，失業率接近10%，長期失業的情況更創大蕭條以來最糟。
因此聯準會絕對是出師有名。事實上明理之人對聯準會的最大疑慮是，已推出的計畫到頭來可能證明太弱、效果不彰。
然而這世上有明理之人，也有由中國、德國和共和黨組成的經濟蕭條軸心（axis of depression）。
中德兩國把矛頭指向聯準會的理由顯而易見。這兩國都習慣於龐大的貿易順差，但有國家享有貿易順差就一定會有國家得承受逆差，而美國已承受逆差多年。聯準會的寬鬆政策會帶來貶抑美元的副作用，提高美國產品的競爭力，進而降低美國赤字，中德兩國不樂見這種情況發生。
對中國政府而言，抨擊聯準會還有個好處，也就是轉移外界對其操縱貨幣以維持人民幣在被低估水準的關注。
但為何共和黨也在攻擊聯準會？共和黨反對的理由不是很怪異就是無邏輯可言。先談怪異的部分：一群共和黨人士周一致聯準會一封公開信，警告其政策「可能貶抑美元並助長通膨」，周三又有四位共和黨國會議員致函給柏南克表達相同的疑慮。這兩封信都沒解釋為何需要在通膨不斷創新低之際擔心通膨。
至於貶抑美國的說法：先別提美元貶值其實有利美國的製造業，小布希當政時美元穩步走跌，當時的跌幅遠大於近期，這些人當時為何不寄信給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要求他緊縮政策？
再談不合理的部分：兩位共和黨國會議員呼籲聯準會放棄實現充分就業的努力，轉為只專注於穩定物價，他們的理由是失業率仍居高不下，我也不懂他們的邏輯。
這個「經濟蕭條軸心」攻擊柏南克純粹是為了自身利益，中德兩國希望美國的競爭力持續薄弱；共和黨希望美國經濟在民主黨執政期間持續疲軟。（作者Paul Krugman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于倩若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