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二共識」之下,有所謂「一中各表」,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北則是「中華民國」,前者的國慶是十月一日,後者是十月十日,這是我的「一個國家,兩個國慶」的由來。
今年意外收到中共大使館的邀請(早年也曾受邀,但不曾去過),基於Seeing is believing(眼見為實),決定深入虎穴,親自走一遭。這種場合,如自己駕車前往,最大的困難是停車,我搭了同事劉屏的便車,到達使館門前,驚喜的發現有專人代客免費停車,可說是設想周到,雙橡園的國慶酒會則無此種待遇,只有少數的VIP或是和袁健生大使有特殊關係的人,才能開車長驅直入,停在園內。
中共大使館建於二○○八年,由貝聿銘和他的兩個兒子設計並監工完成,非常現代化,和雙橡園百餘年的古老建築成強烈對比,如由我來選,我是寧取雙橡園的典雅與歷史的。既是酒會,美酒佳餚是不可或缺的,兩邊的食物都是源源供應,都有傳統美食如炸春捲,中共方面還多了現做的水餃,相當可口,只是客人都得大排長龍,讓人有些許不耐。在人潮洶湧下,恐怕這是不易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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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國新聞界和文壇發生兩樁剽竊事件,涉及的人物都是名成利就的作家和專欄作者,一是《新聞週刊》前國際版總編輯、目前《時代雜誌》的專欄作者薩克里亞(Fareed Zakaria),此人也是CNN有線電視「全球公共廣場」(GPS)節目主持人,知名度及影響力都很大;另一位是近年崛起的年輕作家(三十一歲)雷若爾(Jonah Lehrer),他也是《紐約客》雜誌的撰稿人。事件遭人揭發後,薩克里亞利立即被《時代雜誌》和CNN停職,但經調查後認為情節並不嚴重,《時代雜誌》和CNN已恢復薩克里亞的專欄與節目;雷若爾則自動辭去《紐約客》的職務,不過他繼續透過推特(Twitter)寫文章,仍擁有相當多讀者。
這兩樁剽竊事件都和歷史悠久、聲譽卓著的《紐約客》雜誌有關,薩克里亞本月份為《時代雜誌》寫的一篇關於槍枝管制的專欄中,抄襲了一位史學家四月份在《紐約客》所刊登同性質的專文,但他完全不提引用別人的文章,而據為己有,這是極其嚴重的剽竊行為,即英文的plagiarism,這不僅不名譽也不道德,如是記者,會被報社炒魷魚,若是作家,名譽從此掃地,薩克里亞竟能逃過一劫,應感謝《時代雜誌》和CNN對他網開一面。
印度出生的薩克里亞確有過人之處,他畢業於耶魯大學,在耶魯時已是校園內一政論刊物的主編,嶄露頭角,後又獲得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博士,是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高足;哈佛未畢業前,薩克里亞即已擔任《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主編。他最為人稱道的是九一一事件後,寫了一篇〈他們為什麼恨我們〉(Why They Hate Us?)的文章,傳誦一時。另外一篇經典之作是〈如何恢復美國夢〉(How to Restore the American Dream)。也許基於愛才,不忍將其毀於一旦,《時代雜誌》和CNN才對其從輕發落。
雷若爾哥是倫比亞大學畢業,專攻腦神經科學,但文學素養極佳,結合兩者寫了不少深受讀者歡迎的文章,還出了三本暢銷書,最新的一本是《Imagine: How Creativity Works 》(創作靠想像),就是這本書出了問題,因為他在書中引用六十年代美國名歌手鮑伯.狄倫(Bob Dylan)的話,但狄倫從沒說過這些話,都是雷若爾杜撰的,真相一經揭露,新聞界和文藝界為之譁然,出版商已把這本書撤銷,不再發售,雷本人則從《紐約客》捲鋪蓋走路。
相形之下,薩克里亞的結局要比雷若爾好多了。
剽竊少說也是極不道德的行徑,想想別人心血的結晶,你據為己有,冠以自己的名字,是可忍,孰不可忍?尤其在講究智慧財產權(IPR)的西方國家,這無疑是竊盜行為、為人痛恨。台灣在戒嚴年代,書禁盛行,特別是大陸的出版品,以致一些重要著作如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或顧頡剛的《古史辨》均遭改頭換面刊行,把剽竊發揮到極致。現在反過來了,大陸成了「海盜」(英文pirate亦作盜版解)的天堂,連我都是受害人。拙著《季辛吉祕錄》一書,即被改成《紅牆白宮》,並刪去對中共批評的文字,在大陸各地公開發售。我歷年寫的文章,遭竄改盜用的,亦不計其數。居然還有大陸的人,把我所寫五十年代初活躍於東南沿海的反共救國軍游擊隊的長文,幾乎一字不改寄到《傳記文學》投稿,而《傳記文學》編輯竟不察予以刊登,令人為之氣結。
如今網路盛行,盜取別人的作品,有如探囊取物,以致剽竊之風,於今為烈。更不堪的是,前些年有個記者把我寫的東西放在自己的稿子裡,居然還見報,寧非怪事?如我是總編輯,抓到這樣的敗類,絕對開除,永不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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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駐新加坡代表史亞平遭監察院調查後,被裁定任內有失職違法之嫌,可惜的是監察院將這份報告列為機密,以致外界對史女士究竟失了什麼職、違了什麼法諱莫如深,令人遺憾,但願監委周陽山先生能爭取把這份報告解密,使真相大白於世。
儘管史亞平駐新國的表現,有許多風風雨雨的傳說,但並未影響她出任外交部常務次長的要職,因此外間將史亞平官運亨通歸之於她是「國王人 馬」或「聖眷甚隆」,當然這些說法都是把矛頭指向馬英九的,但馬迄今未做任何表示,好像默認似的。此前已有國王人馬林益世貪瀆的醜聞,居然還不動如山,這 就未免叫人對馬的智慧和判斷生疑。
姑且不論史亞平的是非,巧的是近日新加 坡駐美大使陳慶珠(Chen Heng Chee)任滿返國。華盛頓總共有將近二百位外國大使,除了一些大國和重要國家的使節,贏得美國媒體注意和青睞的實在不多,想不到蕞爾小國陳慶珠大使的離 任,竟然上了擁有眾多讀者的《華盛頓郵報》社交版 (Style),而且是圖文並茂,與史亞平在「辱命」的疑雲中被召返國,實在有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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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時臉書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娶了來自越南的華裔陳小姐為妻,猶太人的反應是他們又失去了一個同胞,因為他娶了外邦人(gentile),而我的反應則是,怎麼又一個中國女人嫁給猶太人,我這樣想並不是反猶(anti-Semitic),而是與統計數字和整個趨勢有關,恰巧這個時候《紐約時報》登出一篇亞裔女性多嫁給猶太男人的專文,完全支持了我的看法。
這篇報導特別指出著名的華裔電視女主播宗毓華(Connie Chung)的丈夫是猶太人,名噪一時的虎媽蔡珠兒(Amy Chua)的先生也是猶太人,還引述了兩位華裔女學者(Colleen Fong and Judy Yung)所寫的論文指出,亞裔(主要指華裔和日裔)和猶裔結為夫婦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十八,而他們彼此的人口只佔美國人口的百分之二。
華裔女性嫁給猶太男性的例子不假外求,我身邊俯拾即是。朋友的一位女兒左挑右撿,最後還是嫁了一位猶太人,父母並不十分滿意,可是女兒已年華老大(年近四十),找一個適當的對象已非易事,只好委屈求全,因此整個婚禮是在沒有張揚的情形下進行的,事後才宣布。另有一位來自台灣的年輕女記者,幾經波折總算在前幾年和相戀多年的猶太男友結為連理,先生已內定為美國駐緬甸大使,夫婦倆不久即可赴任,將來必定會和揚名國際的翁山蘇姬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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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里蘭大學醫學院每年舉辦一次研討會,從醫學的觀點探討一些歷史上名人的死亡原因,過去二十年來像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音樂家莫札特與貝多芬、美國鬼才詩人艾倫坡、林肯總統等到底是怎麼死的,都是研究的對象。今年的研究對象是蘇維埃帝國的締造者列寧,俄國的歷史學家盧瑞(Lev Lurie)在會上發表了驚人的論文,說列寧是被史達林毒死的,美國醫學專家溫特斯(Harry Vinters)不排除此一可能,好在列寧的腦髓還有保留下來,遺體也在莫斯科紅場的陵墓中,只消驗一驗就能查出是否被毒死的,但現在的俄國當局願不願意這樣做,則是另一回事。
盧瑞基於以下的原因說列寧是被史達林毒死的,當時已是黨總書記的史達林野心勃勃,一心一意想接列寧的班,但列寧認為史達林對同志粗暴、冷酷,不宜做為領導人,而傾向於由托洛斯基接班,當列寧病危時,還口授此意記錄在案,使史達林懷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後快。列寧死前發生劇烈的痙攣,已數度中風的列寧不應有此現象,莫非是毒性發作引起的痙攣?
列寧從一九二一年起健康開始亮起紅燈,嚴重失眠,頭痛厲害,痛到無法工作,列寧死前一年(一九二三),史達林寫了個極機密的報告給政治局,說是列寧的太太在三月十七日告訴他,列寧要求史達林負責找氰化鉀結束他的痛苦。史達林對政治局說,他沒法這樣做,也沒能力這樣做,所以拒絕了列寧的要求,但盧瑞認為,以史達林的心黑手辣,加上他對列寧不讓他當接班人的憤恨,儘管他說不忍下手,還是把列寧毒死了。
關於列寧的死因,有多種不同的說法,其中之一是死於梅毒,當時治梅毒的辦法就是用砒霜以毒攻毒,久而久之,患者就會中毒而死。不過解剖列寧的屍體,對梅毒的反應呈陰性,所以不可能死於梅毒。溫特斯醫生根據列寧家族親屬的病歷,認為他主要死於腦中風和腦血管硬化,他父親也在五十四歲死於腦中風,列寧死時則不滿五十四歲,按說他不應死於此症,因為他沒有高血壓,從不吸菸也不胖,可是解剖時發現他的腦動脈血管已經硬到像石頭一樣。此外,列寧在三十八歲那年遭暗殺,有兩顆子彈沒法取出,一直留在頸內,
而彈頭的鉛對人體是有害的。還有,溫特斯也不排除盧瑞的說法,列寧是被史達林毒死的。
要解決人們對列寧死因的懸疑,最好的辦法是把他的遺體徹底的檢驗一番。說到這裡,咱們光緒皇帝是怎麼死的,也是充滿著疑問。外間傳說他是被慈禧太后毒死的,看來也得開棺驗屍,死因才能大白於世。
好在北京市公安局和中國原子能研究所已在二○○八年根據對光緒毛髮、衣物的檢驗,得出結論,證實光緒死於砒霜中毒。但究竟是誰下的毒手,慈禧、太監李蓮英、或是袁世凱,則無定論。
雙橡園有一幅國畫是光緒親筆所繪,是為慈禧祝壽畫的,每逢面對光緒的御筆,就生無限感慨,在慈禧的淫威下,光緒可算是名副其實的兒皇帝,那樣的皇帝,是如假包換的傀儡,不當也罷。
- 2012-05-18 01:21
- 中國時報
- 【傅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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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擔任國務卿時,《華盛頓郵報》經過深入調查揭露她是生在捷克的猶太人,而且他的祖父母和外婆都死於納粹的集中營內,他們的名字皆刻在猶太公墓內紀念浩劫(The Holocaust)中死難者的碑文上,但她矢口否認是猶太人,因為她從小是信奉天主教長大,父母從來沒告訴過她家中的猶太背景,此事擾嚷一陣後,即不了了之。
最近阿布萊特出了本《布拉格冬天》(Prague Winter)的書,寫她從一九三七年出生到一九四八年隨父母流亡美國的歲月,書中終於承認她的先世和雙親都是猶太人,而且在二戰時德國的大屠殺中,至少有二十五位親人慘死,不過她還是強調父母從未告訴過她的猶太身世,而自己從未信奉過猶太教,言下之意,她原先完全不知自己的猶太身分,並非刻意隱瞞,所以不知者不罪也。但有很多美國猶太人認為,阿布萊特的父母從來沒透露他們本是猶太人,是不可思議的事,因此覺得阿布萊特不誠實,甚至羞於做猶太人,而且鐵了心,誓死不認帳。這些猶太人對阿布萊特無視於事實的作法,是相當憤慨且不齒的。
阿布萊特出生不久德國
入侵捷克,她父親是外交官,故能隨捷克流亡政府移居倫敦,有位堂姊和她同時住在倫敦一起上學,同進同出親如手足,可是當阿布萊特在美國飛黃騰達時,堂姊從捷克寫信給她,希望和她聯絡恢復舊誼,阿布萊特居然置之不理,不承認有這樣一位親戚,由此可知她是個什麼樣的人,她不承認自己是猶太人,實在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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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總統大選前,我在「嚴格檢視蔡英文」一文中提到上世紀美國著名的專欄作家艾薩普(Joseph Alsop,1910-89),此人抗戰時在中國,擔任飛虎將軍陳納德的特別助理,和宋子文交稱莫逆,他的回憶錄《I've Seen the Best of It》(看盡最好的一切),有一百多頁寫他和宋的關係,但外間有所不知的是,艾薩普是個同性戀。不過他卻又結過婚,只是後來離異,也無子女。
五○年代艾薩普在莫斯科擔任記者,被蘇聯的格別烏(KGB)施美男計引誘上鉤,當他和俄國情人做愛時,被KGB逮個正著,當場拍了照。美國大使館獲悉後,立即連夜把艾薩普祕而不宣的送回美國,因為艾氏是羅斯福總統夫婦的表弟,和美國上層人物交往廣泛,一旦被KGB要挾勒索,會洩漏重大的軍政機密,嚴重危害美國的國家利益。
想不到艾薩普的事蹟居然搬上舞台,上星期才在紐約百老匯上演的《專欄作家》(The Columnist)舞台劇,即是以他為主人翁。儘管和羅斯福是親戚,甘迺迪總統也是他的好友,艾薩普卻是個大右派,極端反共,蔣介石和南越的吳廷琰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和美國自由派的記者們形同水火,尤其是採訪越戰的年輕記者們,《紐約時報》的郝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恨他入骨,這些舊事都搬上了舞台。可是尼克森尋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後,在親共的華人龍繩文(雲南王龍雲的四子,也是同志)牽線下,艾薩普去了大陸訪問,歸來後在全美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說,對中共頗有好評。
由於艾薩普已經轉向,台灣方面斷絕了和他的來往,七○年代(1973-1978)魏景蒙擔任中央社社長時來華府公幹,特別問起艾薩普,原來他們二人是舊識,我即將艾受龍繩文影響轉向的事據實以告,魏社長聽後表示沒有關係,還是想去拜訪艾薩普,我當即安排,二人見面後把酒言歡,相談愉快,魏送了幅故宮名畫的複製品給艾,深受喜愛。
魏景蒙見過艾薩普後,頗為感慨的說:「我們和美國媒體重量級人物打交道的人才已成絕響」,他憶起抗戰時的董顯光先生,認為是這方面不做第二人想的好手。其實魏先生本人就是好手,不須外求。我曾親見他和美國大牌記者像馬丁(Pepper Martin)、韓德曼(Howard Handleman),二人均供職《世界新聞與報導》、Bob Pierpoint(CBS電視)等,彼此以first name稱呼,魏講笑話逗得他們大樂,那種互動的水乳交融和展現的chemistry,實非我等能望其項背。難怪楊西崑生前有感而發:「中國人和美國人打交道,都是poor mixers(格格不入)」,連畢生搞洋務的沈劍虹也不例外。魏景蒙則是天生的公關能手,非一般人所能企及。美聯社駐台資深記者慕沙(Spencer Moosa)曾經報導,魏景蒙是唯一敢在老蔣總統面前講笑話,而能使老先生大笑的人。
艾薩普生前對新聞生涯說過一句名言,他說:「記者生涯百分之九十是跑腿的工作」(A newsman’s job is ninety percent legwork.)。這可說是跑新聞的真諦。我曾親見《基督科學箴言報》老記者史特勞特(Richard Strout《新共和周刊》的專欄作家,以TRB的筆名寫了四十年的專欄),八十餘高齡還經常搭公車到處採訪新聞,可算是艾薩普那句名言的最好見證。艾薩普和朝野權貴關係廣闊,大概自己真正跑腿並不多,到了晚年與自由派樹敵太多,漸漸被孤立起來,新聞生涯也日走下坡,不過一名記者,其生涯被編成舞台劇上演,也算不朽了。
《專欄作家》和十二年前的《哥本哈根》舞台劇有異曲同工之妙,後者在重現德國物理學家海森柏格(Werner Heisenberg)與丹麥物理學家波爾(Niels Bohr)在二戰時會晤的歷史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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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華人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外來的移民,在美國至少連續住了五年以上,最後歸化(naturalized)成為美籍公民,另一類是土生土長(American-born)的華裔,前者像楊振寧、貝聿銘、陳香梅等是,後者如林瓔、駱家輝、朱棣文都是。
前一類美籍華人,如同陳香梅說的,充其量,是「半個美國人」,這「半個美國人」都還是滿勉強的,因為他們雖是美國公民,但思維、行為、語言都是中國式的,說的英文有濃重的中國口音,這些人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中國,想著落葉歸根或是死後歸葬中國。後一類美籍華人則完全不同,他們除了有個中國面孔外,可說是徹頭徹尾的美國人,就像林書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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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嚴寒的冬日晨間,在麥當勞的門口見一東方老者,自頭至腳裹得密不透風,只剩下兩隻眼睛,一直在打量我,他終於認出了我,立即把我拉進店內,和我興奮的談了約半小時,回顧他半個多世紀前的劫後餘生。
原來這位老者是久居華府的劉敬九先生,我六十年代末初到美京不久就認識了劉先生,他那時經營一家中國飯店,客人多為美國軍方和CIA的人,身分顯得有些神秘,後經多方打聽,方悉他早年是「西方公司」(五十年代CIA在台機構對外的名稱)在台的成員,我傘兵部隊的專職攝影師,參加過一九五三年夏天突擊東山島的戰役。
他那天回憶的就是空降在東山島上九死一生的遭遇,那次的突擊首次動用在台訓練經年的傘兵部隊,雖然著陸尚稱順利,但由於時間和撤退時岸邊潮汐的計算不夠精準,加上部隊間的通訊失靈,結果損失慘重(犧牲了二百多人),劉敬九是少數及時登上搶灘的登陸艇全身而退的幸運者。每一憶起這段死裡逃生的往事,劉總有種不堪回首的餘悸。
那次的戰役完全是「西方公司」策畫,由我軍方執行,但可說是一次失敗的戰役,從此以後,國軍再也沒有發動像東山島那樣大規模的突襲。事實上,東山島之役十一天後,韓戰即停戰,美國協助國軍突襲大陸的任務已經完成。五十年代初「西方公司」協助訓練並裝備我反共救國軍不時襲擊東南沿海一帶,目的即在牽制中共布防的兵力,使其無法抽調到朝鮮戰場,等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韓戰停戰協定簽訂後,反共救國軍的作用同時劃上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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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共進行建交談判時,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堅拒郝參與或預聞談判情形,原因之一是CBS的女記者蕭伊兒(Diane Sawyer)那時是郝的親密女友,如郝知道建交談判內幕,布氏恐怕郝會洩密給其女友,布的顧慮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
這使我想起雷根上任不久,有一天我在國務院,CBS常駐國務院採訪的首席記者皮爾波音特(Bob Pierpoint)突然問我,聽說你們的駐華府代表現已可以直接進入白宮見國安會顧問談事情,可有此事?皮告訴我這是他的同事蕭伊兒所獲得的極可靠消息。我立即拿起電話向夏功權代表求證,夏矢口否認,我把夏的否認轉告皮,蕭因此沒有發出這條消息,蕭雖失去一「獨家新聞」,不過看到我時,還是對我嫣然一笑。
我事後回想蕭伊兒的新聞來源多半是郝爾布魯克,而郝提供這樣的消息給蕭,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ulterior motive),因為美台之間如此高層的接觸一旦見諸報端,中共一定會嚴重抗議,消息果真屬實,以後夏功權就不可能再進白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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