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nChenの書房

上星期五，承蒙花蓮縣長傅崐萁先生好意，邀我到花蓮縣政府演講，講題內容之一是「常識治國論」，因為我認為當今的台灣已很悲哀的走到了「反常識治國」的錯誤方向。由於這個題目涉及了思想史，因此在演講中我只能簡單提到，不能從學理上加此申論，願在此引申。
    　任何研究政治史及文明史的都必然知道今日的文明，是開始於十八世紀的啟蒙精神，後來的科學與工業革命以及制衡式的民主政治都由此而發生。
    　而要理解那個時代，就不能疏忽了當時蘇格蘭的道德哲學家里德（Thomas Reid），他後來做到蘇格蘭格拉斯高大學的哲學系主任，在他之前，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及亞當.斯密的老師哈奇遜都坐過這個位子。在那個時代，哲學思想充滿了各種玄奧的理論，他認為這對人類文明的進步意義不大，於是他遂提出「常識哲學」。他認為科學與道德事實上都有自明的經驗法則存在，人類本身就帶了真理之光，人對甚麼是對錯，甚麼是真假是非，都不難判斷；因此他主張人們要追求不離開經驗的系統化科學，要去追求常識的公平正義。他的「常識哲學」沒有太多學術上的空談，對那時的蘇格蘭和英格蘭科學上飛躍的進步，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有個美國留學生拉什（Benjamin Rush）在愛丁堡大學就讀，他對里德的「常識哲學」極為崇拜，他就把常識哲學介紹給了他的美國作家朋友潘恩（James Paine），並建議他寫的政論以常識為名出版，這本著作對美國的獨立革命起了很大的領導作用，拉什學成後，自己也是開國元勳的一代，他甚至是美國醫學科學的先驅。

最近，我花了兩個長周末，讀了當代主要政治經濟學家之一的薩傑士（Jeffrey Sachs）教授的新著《文明的代價：衰退之後的經濟學和倫理學》，該書淺白易懂，但字裡行間洋溢著對美國前途的憂慮與關切。該書指出，整個美國幾乎已需要重來一次，要從一個自私自利的社會，變成一個「有心有感的社會」（Mindful Society），而政府也要結束被特殊利益團體綁架所造成的方向混亂，重拾早已失去了的公平正義，改善貧富的嚴重不均，重建政府的公共責任和重獲繁榮與幸福。
    　該書最獲我心的是第十二章〈高度效率政府的七種習慣〉。他所謂的七種習慣是設定清楚的目標和水準點、動員專家、形成長期計劃、關切遙遠的未來、結束被公司利益團體綁架的現狀、恢復公共管理、權力分權化。而最重要的乃是必須認知到有效率的政府必須是個誠實的政府這個鐵則。但薩傑士教授也指出，政府的改革絕不容易，政府早已有了惰性，而且既得利益者也會反擊，因而所謂的改革常會愈改愈糟。他在書中特別引用了前代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的那句曠世名言：「一個壞政府最危險的時刻，乃是它要改革的時候。」

領導者有個大忌，決不能自己好處全拿，壞處則全都撇得乾淨，都推給別人，這種領導者有個英文字，叫做「無情無義」（Callous）。一個「無情無義」的領導者，註定了不會有朋友，也不會有好的部屬，只剩「獨大」一人！
    　最近林益世案已重創了馬總統形象，馬的支持度也跌至有史以來的新低。就在這個時刻，馬為了自保，竟然宣稱林益世是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所提拔。馬為了自保而出賣吳伯雄，不僅卑劣，甚至邪惡，而且也不符事實。一個人連老長官、老前輩都說出賣就出賣，這種人誰還會再相信他？而為了自保，動輒出賣別人，恰恰好正是典型的「馬式風格」，由馬出賣吳伯雄，台灣的人真該小心了，誰知道他為了自保，有一天不會把我們每個人都出賣掉。

古代的江南大戶富商人家有一種「關在家裡爛，但卻爛得放心」的哲學。他們不放心子女去外面亂闖，寧願用鴉片和姨太太將子女綁在家裡，反正家大業大，抽鴉片也抽不窮，把子女關在家裡爛，但卻爛得放心。在張國榮、梅艷芳主演的《胭脂扣》裡，十二少就是這個角色。
    　「關在家裡爛」，乃是古代家庭控制的方法。古代世道艱險，子女去外面亂闖，太容易被騙被搶被殺，還不如關在家裡爛但卻爛得放心。這種「關在家裡爛」的哲學一擴大，就成了社會控制的一種手段。而非常不幸的，國民黨對台灣社會所做的，就是這種「關在家裡爛」的策略。
    　長期以來，國民黨對台灣地方社會都使用一種獨門的招數。它會把國公營公司、國公營行庫，及某些政府的ＢＯＴ工程當做籌碼，選擇性的分給某 些特定的人物；這些人物主要的當然是地方派系的勢力，於是就形成了舉世所無的獨特政商利益共同體。國民黨因而收買到地方人物的效忠，對它有利的政治秩序因 而形成。但如果加以深究，即可發現它其實是「關在家裡爛」的策略之延長。
    　一、台灣的國公營企業、行庫，及政府的ＢＯＴ，它原本都有自主的規則，國公營企業和行庫講究的是企業的利潤目標，ＢＯＴ則講究公共利益。 但當它們成了收買的媒介後，原本的自主目標全都被破壞，國公營企業及行庫要放出許多利益，它所造成的損失當然等於要輾轉的由人民埋單、及ＢＯＴ所造成的損 失，當然也是由人民支付。就以國公營企業為例，它由於有國家為後盾，很容易從事技術及經營上的創新，這也是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得以在國企帶頭下快速進步的原 因；而台灣的國企由於是以對內壟斷及政治收買為主要目標，它的創新遂絕無可能。台灣的國企、公庫及政府的ＢＯＴ，就是典型的「關在家裡爛」的例證。台灣各 級政府的ＢＯＴ，不知道產生了多少的蚊子建物和豆腐渣工程。

 
一個統治者的內心是很恐懼的。他今天被人喜歡，但人心如流水，明天可能就不喜歡他；他控制偌大的一個組織和政府，知人知面不知心，他怎麼知道這些人個個忠心耿耿、不會出他洋相？
近年來，世界的學術界多變。變化得最大的，乃是過去最重要的政治學和經濟學已日益沒落，不能再算是一種「社會科學」，學科的重心也向企管學院轉移。
其中最明顯的乃是領導學的變化了。從古希臘的柏拉圖開始，他們在討論政治時，都會把領袖的角色放在重要地位，政治學重視領袖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到二十世紀的中葉。
但 二十世紀中期以前，由於現實政治上，德國出了個希特勒，俄國出了個史達林，他們都毫無疑問的是壞領袖，於是政治學術界遂閉口不敢再談領袖問題，如果談領袖 問題，就會被人說成是在鼓吹人治、鼓吹權威，當政治學不敢再談領袖這種大問題，政治學當然愈來愈膚淺無趣，於是領導學的研究遂你丟我撿的轉到了企管學院。
如果我們注意，當可發現領導問題轉到企管學院的初期，實在卑之無甚高論，由於缺乏了思想方法論的訓練，他們的研究都是成功的企業家就講成功的理由，失敗的就講失敗的理由。但隨著企業方面領導學的發展與進步，新的領導學已趨成形。
政治學倒退　新領導學帶來啟發（一）新的領導學已不再只是研究企業現象，已開始返回去研究政治上的領導現象。
（二）政治學以前研究領導問題，由於意識形態的限制，會把傳統領導與民主領導分開而論，而疏忽了領導問題所有的共通性。特別是近代其他學科如心理學、病態精神現象的發展，新的領導學對領導的病理研究已大有進步。
（三）近年來，由於各國都政治倒退，很自然的，領導學又開始變得重要，特別是評論界受到新領導學的刺激，對各種領導學的病理有了更多理解，據我所知，平庸問題的研究、壞領導的研究、對作秀政治的研究，甚至對領導者偏差性格的研究已增加。
也 正因此，受到近代領導學的影響，我發現政治學其實已沒有什麼好讀的，政治學的退步已成了一種危機。相反的是，當代的新領導學反而能給我們許多啟發。舉例而 言，稍早前我曾讀到當代管理顧問專家瑪蘭德蘿（Loretta Malandro）所寫的《無懼的領導》一書，就認為這本討論領導病理的著作，很可以用來分析我們今天的馬政府。
研究政治的都知道，當一 個領導者雖然有了權力就可享榮華富貴，他的任何事情也可成為鎂光燈焦點，但一個統治者其實內心是很恐懼的。他今天被人喜歡，但人心如流水，明天可能就不喜 歡他；他控制偌大的一個組織和政府，卻知人知面不知心，他怎麼知道這些人個個忠心耿耿、不會出他洋相？他手下一堆奇才異能之士，要怎麼樣才可免於被這些人 看不起？這些人今天就心懷二志，等到他下台，誰敢保證這些人不會翻舊帳。

爆炸有兩種，一種是「外爆」（Explosion），它是指力量朝向外部的爆炸；另一種則是「內爆」（Implosion），它是指力量的向外擴張已告停頓，於是它遂返回到自身，自我擠壓，最後造成對自己的向內爆炸。「外爆」「內爆」之說，乃是近代宏觀分析上極有價值的概念。

    　而今天台灣百弊叢生，政府無能且退步，其實就是典型「內爆症候群」的顯露。如果台灣不能做大刀闊斧的轉型改革，這種「內爆」現象只會持續，毀掉台灣的未來。

    　對近代體制研究的人都知道，台灣的國民黨那種黨國資本主義體制，乃是國民黨可以靠著金權來壟斷政權的關鍵。國民黨有龐大的黨企業和黨產來聚歛財富，壟斷社會人脈，進行金權式的控制，由於控制容易，國民黨在政治上遂長期的吃容易吃的爛飯，不需要轉型成為一個與別的政黨受公平競爭，以能力和說服來進行統治的政黨。國民黨縱使到了今天，還動不動就搞黨紀治國，還敢把統治者個人的意志強壓在人民公意之上，這都是過去威權政治的遺緒，是沒有轉型的政治。

    　而國民黨願意轉型嗎？當然不願意。三年前馬主席開過「黨產歸零」的支票，宣稱要黨產捐作公益，但三年已過，這個承諾已一再跳票。今年三月國民黨通過年度預算，十九億仍來自黨產。馬曾講大話說「黨產處理剩下最後一里路」，但走了三年，仍未走完一哩。國民黨靠著這個黨國資本主義體系得盡好處，它怎麼甘心放棄這些好處。但由最近的演變，我們已看到長期吃容易吃的爛飯，最後會自己也愈吃愈爛。它那種未轉型的風格已使國民黨日益與社會脫節，甚至國民黨內也開始不服號令，這是沒有黨內民主所引發的內爆。最近，他看著形勢惡化，又再動員馬家軍，要安排這個親信那個親信去佔據某個位子，這種做法必然引發反彈。造成更大的「內爆」。長期靠著壟斷吃不民主的爛飯的國民黨，它已不會吃民主的飯，這只會讓內爆繼續。

    　除了黨系統的「內爆」外，更值得注意的乃是國營企業系統的內爆。台灣的國營企業從來不以經濟領頭羊的角色為目標，只以特權壟斷和分配利益為主。它是個內向封閉的體系。就以這兩個月的事件為例，中油及台電本身不事改革，卻將其成本轉嫁到人民身上，台電向民營電廠昂貴的購電成本也轉嫁到人民，這都是某種程度對人民的剝削。最近，監察院彈核台電前董事長等四名高幹並移送司法偵辦，接著中油董事長等人亦被移送司法偵辦，這些案例都顯示出台灣的中油台電這種特權國營企業的內爆。

    　而最新的則是另一國企中鋼所涉的弊案和林益世涉嫌索賄的貪汙大醜聞了。

    　由這起弊案，我們已可看出，像中鋼及其子公司每年營業高達台幣四千多億這種大集團，由於它所涉及的利益種類繁多且金錢龐大，政商人士只要分到一兩項，都足可發財致富。因此像中鋼這種企業集團，除了在正常的商業營運外，它也是有權力的人用來分配利益的一項媒介。西方的古諺語說：「每個統治者身邊一定要有人去做某些不能公開的事。」透過利益的分配來籠絡及收買其他人士，乃是國民黨國營企業的職能之一，林益世大概即負有這方面的責任。只是這種工作不能見諸天日，一見光必死。由林益世弊案的曝光，其實已顯示了國營企業這種功能的難以為繼，它也是黨國資本主義體系內爆的一環。

    　因此，國民黨的黨國資本主義體制的內爆，已成了台灣重大的問題之一。這種體系本來應以服務人民，帶頭創新及目標，而台灣的這個體制卻以對內壟斷，剝削人民，分配利益，勾結各方力量為主，隨著社會的發展，它必然走到難以為繼的「內爆」方向。對一個體制而言，「內爆」是危機的集大成，代表了這個體制已不再有建設性的力量，只剩自己吞噬自己的自毀動力！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2012-07-03 01:38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沒有人會否認林肯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領袖之一，但研究林肯的學者也注意到他的偉大特質之一，乃是他從不認為自己一定對，而總是會隨著時代的變化和公意的發展而調整自己，搖搖擺擺的去做出最好的決定。就以最重要的釋奴問題而論，林肯最先並不是釋奴論者，而是隨著形勢走，最後釋奴問題遂在任內解決。林肯的偉大，乃在於他有一顆平凡正直的心，願意和時代去「對話」，願意去改變自己。
    　由林肯的願意與時代去「對話」，這時候我就想到西方在十八世紀民主形成初期即形成的「對話」（conversation）價值觀了。在亞當斯密和偉大啟蒙哲學家休姆那個時代，「對話」不只是「講話」（Talk）而已，「對話」是一種文明的交談方式，由這種交談來說服別人和改變自己。因此「對話」有個前提，那就是對話的人一定要具有某種自謙，願意去「聆聽」別人。十八世紀所形成的「對話」邏輯有許多基本要素：
    　一、公眾人物的講話不容變成「自說自話」（soliloquy）。因此，「講行話唬人」（pedantry）、「長篇大論唬人」（tirade）、「講大話空話」（parade）、「講粗話髒話罵人」（diatribe）等都在禁絕之列。
    　二、今天台灣都在談「淡定」，即是一種假酷的冷漠，其實「談話的淡定」（countenqnce）早在啟蒙時代英國人即已有了警覺，那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故作冷漠冷靜，甚至是一種麻木不仁。公眾人物的「淡定」一定為人所不齒。

在人類歷史上，所有以「改革」為名的措施並不必然一定會福國利民，反而經常是替國家帶來厄運，甚至為國家的敗亡奠定基礎。今天馬總統所謂「改革」已將整個台灣搞得雞犬不寧，國家的方寸也告大亂。因此在全球經濟亂象可能擴大之時，我願鄭重呼籲馬總統，請把一切的「改革」全部撤案：證所稅撤案、十二年國教撤案、油電雙漲撤案、募兵制改革撤案；在一切措施裡，為了顧及總統的國際信用，我只願對美牛問題保留。
    　而在所有「改革」措施全部撤案後，馬總統真正該做的，乃是大刀闊斧去改組政府，成立新的「危機內閣」，致力於國家方向的重新制定，一則以回應全球政經形勢的可能巨變；二則為台灣內部團結與轉型做出努力。今天的台灣已沒有時間繼續在「改革」口號下混亂內耗，台灣老百姓已需有苦日子即將來到，並在苦日子裡重新創造生機的認知準備。
    　在馬總統連任之初，我即引用了美國總統學權威學者麥唐納（Forrest MacDonald）的研究，指出第二任總統在美國歷史上經常不是帶來祝福，反而會送上詛咒。麥唐納教授的研究發現，第二任總統經常會自以為是的犯下許多錯誤，讓好端端一個國家惹出許多問題，反而疏忽掉了真正重要的課題。而麥唐納教授的論點，今天即在台灣獲得驗證。馬政府並不在台灣經濟的轉型發展上努力，卻以「改革」為名，拿著「公平正義」的大旗亂舞，將「改革」的口號亂叫，把整個台灣搞得雞飛狗跳，永無寧日。我相信台灣搞得如此亂七八糟，應當也不是他的本義；而是他那種認知不清的「改革」所致。於是一盤錯即全盤亂，終於搞到今天這種下不了台的困境。

人們讀古代中國的歷史，讀到隋朝隋文帝楊堅這一段，一定都會很有感觸。
    　因為楊堅本質上應該算是好人，他非常痛恨大官行為不當，在都城裡派了許多親信當特務，一知道那個大官做了不好的事，立即加以重刑；他極端痛惡官員貪汙，派了許多手下去假裝賄賂，誰如果收了，一定死路一條。除此以外，他也痛恨治安不好，只要有人偷別人一錢或三人合偷一瓜，一律判死刑，如果檢舉別人偷盜，則把那個人的財產沒收，分給檢舉人。楊堅以為自己是以道德治國，實質上卻是最不道德的治國。整個國家給他搞得烏煙瘴氣，很快就國家崩潰，整個隋王朝只混了卅九年即壽終正寢。如果用今天的概念來解釋，楊堅所搞的那一套，即是典型的道德法西斯主義。那是一種以道德為名的胡作非為。因為他可以用道德來自我合理化與自我偉大化，他的一切胡作非為也就有了理由，而可以亂搞到底。
    　隋代楊堅式的那種道德法西斯亂搞，現在已不可能存在；但與它有近親相似性的亂搞方式卻仍然繼續。最近，檢調單位放話，宣稱要嚴懲大學教授以不實單據核銷國科會研究補助經費弊案，並要依貪汙罪論處，可以說即是一種道德法西斯。
    　對台灣學術研究狀況有理解的都知道，我們的學術研究最主要的贊助機構乃是國科會，而得到國科會補助的，卻要按規定核銷；但主持計畫者多半不會也不耐煩來處理這種報銷瑣事，多半交給助理來處理，而助理則相互介紹，而委交給幾家做帳公司來幫忙，於是做假帳，以假發票核銷之事遂告出現。這乃是歷有年所，相沿成習的陋規，它是報銷制度這種政策所形成的對策，大家都知道，因而以前都睜隻眼閉隻眼不太追究。這種事就和以前的國務機要費和特別費相同，都是報銷制度所催生出來的，要說是陋規或違法，它的確是違法；要說它不是違法，它也不是違法。它是報銷制度殘留下來而未清理掉的尾巴。因此它是教育研究界的歷史共業。

前兩年，台灣翻譯了當代政治學者波耶特（Joseph H.Boyett）所著的《選民進化論》，該書的許多論點之一，就是要人們謹慎防範那種表演出來的政治假好人。他們演出來的樣子像是個好人，那只是要騙你選票的招數。選民要和這種人保持情感距離，才可免予受愚。
    　人們都知道，現代由於媒體廣告術日益發達，「表演政治」當道，政治人物已和演藝名人一樣，一切動作和語言都要設計包裝，使他們看起來能被人喜歡。政治人物向演藝名人看齊的趨勢，已使得政治上不再有領袖，而只有偶像與粉絲。這種政治人物已不講究見識與能力，只著重表演作秀，而最後為這種政治付代價仍是人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