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nChenの書房

證所稅開徵方案中，企業最低稅負制稅率規劃調高至12%，半導體龍頭企業台積電，設算將因此增加30億元所得稅。新增30億元所得稅來自何處？財政部與台積電近日頻頻隔空交火，各執一詞。納稅是義務，課稅不問多寡，只問合理與否。台積電多繳30億元合不合理，原本可以討論；但在政府執意強推證所稅立法之下，台積電的「30億元」已無充分論辯的空間。台積電這筆帳，不管誰算得對，都突顯這場急就章的改革，早已注定沒有贏家。
立法院臨時會24日展開，證所稅立法被放進第一案，國民黨宣稱這項法案的阻力已經下降；財政部長張盛和也指出，此刻是「接近開徵證所稅的最後一哩路」。府院黨幾已無異議，證所稅最快可望在周三（25日）拍板，三讀過關。
然而，繼中研院之後，中經院也下修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預測，不管是中研院預估的1.94%，或中經院的2.36%，未來台灣經濟前景的嚴竣應已成為共識。當穩定成長中的美國，也為年底接踵而至的「財政懸崖」可能重創其經濟成長，感到憂慮之際，我國政府在國際大環境極不看好之下，仍高舉公平正義之旗力推帶有增稅改革意味的證所稅，自然會令企業與投資人格外抗拒。台積電的不平之鳴，政府實不宜單純解讀是享受免稅的既得利益者，對「開徵證所稅因而增加稅負」，發頓牢騷而已。
證所稅相關修法案中，營利事業買賣證券的所得仍維持在最低稅負制下課徵，稅率則從原本的10%調升到12%。最低稅負所得稅率拉高，代表企業對國庫的基本財政貢獻也會一體上升。換言之，不論企業證券所得比重高低，稅負上揚將是現實。正如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所言，台積電的營業收入與證券所得毫無相關，卻必須為了證所稅開徵而多繳30億元所得稅，只有「無辜遭波及」可以形容。
財政部的說法則全然相異。財政部認為，台積電稅負上升並非來自於開徵證所稅而增加的最低稅負所得稅率2個百分點，而是兩個原因所形成：一是營所稅率調降為17%，台積電的一般所得稅減少，相對最低稅負應納稅款就會增加（如此才能維持其基本應繳稅捐的水準）；二是台積電享有最低稅負的信賴保護免稅所得接續到期，自然推升其應納稅負。財政部認為，台積電確實需要多繳稅，但更精確的說法是減稅利益縮水，並非實質稅負增加。
不論是減稅利益縮水，還是實質稅負增加，台積電的30億元都是紮實存在的。持平而言，證所稅自研議之初，除金融產業外，多數企業在政策研擬過程中鮮少有置喙餘地，台積電等高科技業者自是其一。因此也可推測，未來意外被迫增繳稅負的企業，不會只有台積電一家。面對即將來襲的嚴竣景氣，政府應該雪中送炭，帶領企業力抗寒冬，而非落井下石，假公平之名，殺雞取卵。
或許，從國庫眼中看台積電，這類國家長年藉由龐大且優惠的租稅獎勵政策培植茁壯的科技產業，縱使多繳30億元所得稅，都是對國家的回饋，算不了什麼。然而，當企業對開徵證所稅的必要性出現質疑，甚至怨嘆變成陪葬品時，「台積電的30億元」就不只是一串數字而已，它代表政府背棄對企業的承諾，以及承諾面臨改變時，執政者輕率的表現。
證所稅開徵已經箭在弦上，看來亦是不得不發。台積電的「30億元」若至此無解，未來還有誰相信政府所謂的改革，能夠實現興利除弊、共生共榮。

最近中國大陸金融主管機關對於利率政策採取的運作，讓人頗感意外。除了6月初突然祭出降息手段，又在不到1個月之內，接連降息兩次；另外，還兼採了利率自由化、存貸利率降幅不對稱等措施。如此作法，對大陸當前總體經濟的優劣得失究竟如何，值得細加探索一番。
    　首先應該注意的是，這一波降息，透露出大陸政府的「急切」心態，也就是這波降低利率，動作出奇地快，下手力度也偏重，明顯超出了外界的預 期。由此可見目前大陸總體經濟「欲振乏力」的問題，已凸顯到必須趕緊下猛藥的程度。大陸今年第二季經濟成長率昨天公布僅為7.6％，創金融海嘯以後新低， 未來展望也並不樂觀。
    　大陸政府主管部門這種「急著救經濟」的作法，似乎有個後遺症，就是「自我示弱」，難免會讓外國人更加看壞中國經濟，也會衝擊大陸本土廠商 的經營信心。因為大陸當前的經濟不景氣，情況並沒有比2009年國際金融海嘯肆虐時嚴重。相對於海嘯當時，大陸政府的老神在在，沉著出招，這次卻是匆忙出 手，似有藏不住「焦慮」的意味。因而會讓人聯想到，當前大陸經濟問題的嚴重性，可能超乎想像。這對大陸的招商引資工作，明顯是很不利的。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大陸這次的救經濟手法，也有可取之處，就是坦誠面對現實，不故作淡定，也不刻意用財政擴張手段，來虛飾經濟增長數字。 要是用老套的話，大陸政府現在可以大肆擴張工程建設，來拔高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數字，然後對外宣稱中國經濟好得很。這一次並沒有這樣做。且當局連 「打房」政策也不讓步，使房地產炒作風難以乘機死灰復燃。

「聯 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日前發表了「2012世界投資報告」，台灣2011年的外資流入量竟然是以「淨流出」20億美元的成績，在211個 經濟體中僅僅領先了安哥拉，引發媒體「連北韓都不如」的批評。對於近來在各種國際評比中獲得不少佳績的台灣而言，這種成績可說是被賞了一記耳光，讓經常自 我感覺良好的政府頓時暈頭轉向。
在消息傳來之時，政府相關部門的回應除了大表驚訝以外，只能以近年核准外資流入都在40億美元以上，雖然受到金融海嘯影響，但仍然樂觀看待來回應。如此難堪的表現，迄今仍未見任何具說服力的解釋或政策說明，來挽回國內外企業及民眾對政府吸引外資信心，狀況著實令人憂心。
誠然，外資「淨流出」的原因，是部分外資進入的型態是以併購的方式掌握台灣企業的股權，在歐債危機的壓力或已經獲得資本利得的情況下，集中在去年出售持股 並匯出台灣，自然就造成這種淨流出的現象。將這種現象解釋為台灣對外資的吸引力淪為全球最差者之一當然並不合宜，但在台灣出現這種外資負流入的現象的確是 首次發生，值得政府高度重視。
其實，台灣在吸引外資流入的戰後歷史上，曾經締造過輝煌的績效。我國在1954年通過了「外國人投資條例」、1955年通過了「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在當 時是亞洲的領先者，讓境外來台投資的資本獲得了基本的保障，促使台灣成為當時全亞洲吸引外資僅次於以色列的國家，遠遠超越了日本及韓國；在毫無自然資源的 情況下，外資構成當年台灣固定投資一成左右的力量，特別是電子業的基礎完全來自於外資。
在1966年高雄加工出口區開始運作之後，外資更成為台灣經濟成長最出色的動能，除了大量創造就業，還帶來了出口、管理、技術等多方面的績效，讓包括韓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前來學習亮麗的「台灣經驗」，台灣儼然成為全球開發中國家吸引外資的典範。
曾幾何時，吸引外資典範的台灣，竟然淪為外資流入為負數的經濟體，不管是僅僅1年的短期現象，或者是連續數年崩盤現象的開始，這都是一個十分嚴肅與難堪的 現象，必須以最高度的重視來面對這種挑戰，因為外資的毛流入（gross inflows）已經明顯不足，才造成淨流入（net inflows）為負的後果；如果還掉以輕心，以短期現象來自我安慰而不求上進，就是個十足阿Q的政府，讓外資流入成為長期負值的機會將會越來越高。
其實，由政府對外界的回應，已經可以看出目前的政府已經缺乏能力面對世界的挑戰，因為他們對於事情的來龍去脈顯得毫無頭緒。豈只是這件事，只要有任何不利 形象的情事發生，政府幾乎都必須依賴那些和政府關係密切的「智庫」來進行政策辯護；由於自己不太進行研究，政府本身逐漸成為各種研究案的「發包中心」，乃 至於對許多當前世界的發展模模糊糊，必須仰賴各個智庫來提供「政策建議」，這和新加坡政府的狀況真有天壤之別。
簡單來說，外資對台灣逐漸失去興趣的原因有三：其一，是面對中國大陸這個超級吸引機的競爭，取代了台灣對外資的功能；其二，是當前世界各國對能源和資源的 奪取激烈，台灣毫無條件去競逐這種外資來源；其三，是除了必要的管制外，各國年年都在積極開放對外資的管制，在這方面，台灣卻是個相對落後的競爭者，包括 自由貿易協定的嚴重缺乏。
現在的政府已經執政4年多，在吸引外資的策略和技術上似乎都沒有足夠的新作法，你說誰該負責呢？

林益世貪瀆案震驚全國。最令人震驚的還不是貪瀆本身，而是索賄的惡形惡狀，以及被揭發後的「有恃無恐」及「賊喊捉賊」；若非證據會說話，幾乎所有人都被他唬住了。一位昔日的反貪急先鋒在官位上升中，快速淪落為貪腐急先鋒，這種巨大反差，與標榜「清廉勤政愛鄉土」的阿扁如出一轍。大家不得不反思，台灣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西方稱東亞為恥感社會，意思是害怕丟臉的社會，這種社會盛行集體主義外部制約的「他律」行為，有別於西方人格獨立教育及基督教罪感教育下的「自律」行為。台灣賭風熾烈，多數人卻反對開放賭場，就是面子（開放賭博有礙集體觀瞻）壓倒裡子（賭博並無罪惡感）、他律宰制自律的證明。從這一視角出發，才能理解恥感社會許多人「說一套，做一套」及「滿口仁義道德，背地男盜女娼」的原因。

    　事實上，儒家開創的恥感社會原是要求自律而非他律的，孔子說「行己有恥」、「知恥近乎勇」，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甚至明代呂珅說「五刑不如一恥」，都是講究自律。但這些君子條件被帝王齊一化、普遍化後，他律就超越了自律，在強迫性的三綱五常下，表演取代了實質。曾國藩的《面經》坦承「活好一世之要訣在於保護臉面」，他為面子而苦苦掙扎的天人交戰畫面表露在其日記及家書中。曾國藩為顧面子而顧裡子尚且如此辛苦，其他像阿扁及林益世顧得面子顧不得裡子，裡子一掀臭不可聞，就不足為奇了。

    　問題卻在，恥感社會面子壓倒裡子的情況不能任其發展，否則社會墮落將不知伊於胡底。中國歷代亡國前，都是要面子不要裡子或面子裡子全不要發展到最高潮時，必須等到新朝代建立，再來雷厲風行，重振官箴。現在是民主時代，透過司法偵辦「現身說法」及媒體批判，已經可以起到一定震懾作用。如果能在裡子上更下功夫，也就是不只是政府表面反貪，而是以積極肅貪，確立官僚系統清廉常態，鼓勵公務員人人維護清廉榮譽，整個社會再加強知恥教育，像當年紅衫軍運動一樣（總統府前廣場也該改稱「反貪腐知恥廣場」），反貪才可能真正深入，內化成人格的一部分。

    　和台灣同為恥感社會的日本有一作法，頗值台灣借鏡。日本國會議員和台灣立委素質不相上下，台灣兩位大貪官阿扁及林益世都是立委出身，如同日本大貪官田中角榮也是國會議員出身；台灣在野黨只管反對，日本在野黨國會議員也只管暴露執政黨缺失，朝野各黨都以下一次選舉成敗為主要考量，無暇顧及有利民生或下一代發展的大計，它們的存在只能說是「民主必要之惡」。但幸運的是，日本真正的菁英不在國會，而在官僚系統，民選官員也對非民選的行政官員尊敬有加。

    　日本行政官員人少質精，掌握極大權力，是國家政策執行者及推動者（就像日本連續劇《官僚之夏》所顯示），優秀大學畢業生視進入政府機構工作為榮耀。在他們心目中，日本的國家利益是靠他們來守護，而非有選舉壓力、經常口是心非的國會議員，他們的收入也許不及民間企業，但民間企業沒有他們的榮耀感、自豪感、使命感，他們的專業能力甚至使他們輕視信口開河、投機倒把的國會議員。正由於他們的榮譽感，日本公務員的貪汙醜聞較少發生，司法系統也緊盯官員貪汙不放。

    　台灣要反貪，就要加強知恥教育，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肅貪來回應社會期待、重整官箴，同時要學習日本官僚體系的做法，讓恥感社會的知恥成為裡子，而不只停留在面子。（作者為專欄作家）

• 2012-07-09 01:36

 

• 中國時報

 

• 【孫慶餘】

本報日前社論曾指出，全民都不願見到房地產泡沫，因此除了中央銀行外，政府相關部門也要一起努力，做好配套規劃，否則只有央行的選擇性信用管制和限貸令，不可能就使國內房地產市場從此健全發展。我們樂見內政部日昨決定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將於8月1日上路，金管會也將強化管理素地放款等措施。在此，我們願意就此問題做進一步探討。
    　回顧央行的打房措施，首波是從2010年7月實施，降低台北市和新北市10個地區的房貸成數並取消寬限期，至同年12月底的第2波則再增加3個地區，同時對土建融資嚴加控管。除了央行選擇性信用管制，總統大選前的去年6月，財政部則推出奢侈稅，迄今滿周年。

稅制，是財富再分配的手段，國家藉由稅金的「收」與「用」，讓社會財富分配合理化，提升資源的效用，增進整個社會的福祉。這原是和每一個民眾切身相關的事，我辛辛苦苦賺的錢，為什麼要繳稅？誰該多繳誰該少繳？繳出去的稅都做了些什麼事？是用在自己身上了、幫助別人了，還是被浪費掉了？民眾都該清清楚楚的知道，並且監督政府建立最公平的稅制、將稅收做最有效的運用。
    　但是台灣民眾在這方面的資訊、知識和觀念，長期以來都是非常不足的。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國家整體需要的稅收是固定的，某些人少繳了，表示必然有其他人負擔加重了。台灣近幾年來，拚命降有錢人的稅，造成稅收不足，只好舉債因應，而這些債務加利息的沉重負擔，到最後大部分還是落到受薪階級頭上，債留下半生及子孫。這是最不公不義的事，但受薪階級卻完全無感，沒有人抗議，為什麼？
    　再舉一例，我主張單身的人多繳稅，被罵到臭頭。但是當我換一個方式問，政府多照顧、友善家庭好不好，大多數的人又點頭贊成。其實這兩件事是完全一樣的，因為政府掌握的整體資源也是固定的，多分給了家庭，可以給單身的就少了，等於加重了單身者的負擔，等於單身者多繳了稅。換了一種說法，民眾的反應便大不相同，又是為什麼？

過去在台灣中學的西洋史課程中，鮮少提及美國在獨立戰爭結束後，仍然與英國不時發生衝突，甚至還發生了1812年戰爭，英軍進攻華盛頓，美國總統麥迪遜倉促逃離白宮，直到1815年簽訂肯特條約（Treaty of Ghent）才告一段落。
讓歷史學家對此戰爭感到興趣的不僅是為何美國會捲入歐陸的戰爭，和英國發生軍事衝突，更重要的是雙方都宣稱是1812年戰爭的贏家。美英雙方為何會各自有所解讀，兩百年後是否有較為客觀的看法？
首先，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歐陸的法國秉著「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概念，強力支持一個可以弱化強敵英國的美國獨立運動。法國不僅搶先給予外交承認，還提供美國各項資源，並派軍事顧問協助美國對英作戰。法國大革命發生時，大部分美國人都認為美國的革命戰爭和隨後建立的民主共和，是背後的推動力量，因而給予較多的同情。即使後來法國大革命變了調、拿破崙崛起並發動歐陸戰爭，美國名義上保持中立，但實際還是偏向法國，對英國較有敵意，特別是在曾擔任駐法國大使的民主共和黨領導人傑佛遜出任總統後，這個傾向更為明顯。
傑佛遜及後繼的麥迪遜不願配合英國對拿破崙的海上封鎖，持續和法國進行貿易，不僅導致美國船隻被攔劫，船員遭徵役（impressment），儘管美國的軍事力量、特別是海軍，仍然無法和英國對抗，但最終還是因無法忍受羞辱與英國走向戰爭。麥迪遜總統在六月一日將對英的戰爭宣言送到國會，眾議院以79對79票、參議院以19對13票通過宣戰，六月十八日麥迪遜簽署後正式生效。
由於英國在海軍方面有絕對的優勢，因此麥迪遜希望美國能入侵仍屬前者殖民地的加拿大，讓忙於歐洲戰事的英國無暇西顧時，儘快取得陸戰的勝利。不過，這個北征的政策並未如想像中順利，許多在獨立戰爭中忠於英國、避居加拿大的「效忠者」（loyalists）奮起抗敵，讓美軍遭逢極大挫敗。不僅如此，英國的盟友─美洲印第安人在西北領地（Northwest Territory）和英軍合作，拿下底特律和芝加哥。雖然美軍後續在五大湖地區拿下一連串勝利，保住了西北領地，但卻無法征服加拿大。
英國在拿破崙戰爭告一段落後，於1814年一度入侵華盛頓，火燒白宮，是911之前美國本土被攻擊的最重要歷史事件。在雙方沒有突破性的軍事勝利之際，兩國於1815年簽署肯特條約，明訂國土疆界回到戰前的現狀（ante bellum status quo），同時隻字未提有關導致戰爭的爭議。倒是未知已有肯特條約簽署的傑克遜將軍，在雙方達成和議後於紐奧爾良擊退了入侵的英軍，成了民族英雄。
由於沒有任何的領土變遷，也沒有戰爭的賠償，因此讓雙方可以對此戰爭的結果各自表述。英方認為阻止美國占領加拿大和封鎖美國的大西洋貿易，導致拿破崙的垮台是重大勝利；美方則認為成功地破壞英國印第安人的結盟，讓美國可以有效地向西擴展，同時心理層面上正式脫離英國均可證明它贏得這場戰爭。
美國的星條旗（Star-Spangled Banner）國歌之歌詞，出自於英軍對巴爾的摩麥克亨利軍營（Fort McHenry）攻擊的美國詩人之筆，或許這首激勵美國民心的國歌，才是1812年戰爭最重要的遺產。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這幾天台北的經濟天空有些像「新希臘」─四處出現了悲觀的經濟預測。鴻海董事長郭台銘說：歐洲真的不好；明年美國一定不好；大陸出口衰退擴大。日圓先生原英資預測：今、明兩年會是全球最差兩年；美有可能陷入「失落十年」。世銀預示：東亞成長將減速。
這些沮喪預測的最大貢獻是：可以促使警覺性高的國家及企業做出及時調整，減少厄運的產生。正如諾貝爾獎得主薩孟遜所揶揄：「如果要做預測，就要不斷地預測（來修改自己的錯誤）」。
在這一不確定時刻，卸任不久的白宮國家經濟會主席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將於明天應遠見雜誌之邀來台演講，來得正是時候。面對當前經濟情勢的大混沌，這位曾任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的學者會說些什麼？先讓我整理出近年來他的一些經濟思維。
美國民主黨人多是凱因斯信徒，贊成政府積極參與經濟事務，所以1971年當共和黨的尼克森總統說，「我也是凱因斯信徒」時，就成了「時代雜誌」的封面故事。當市場經濟大師佛里曼2006年11月去世時，民主黨的桑默斯居然在紐約時報撰文：認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上半世紀是凱因斯，下半世紀是佛里曼。他並宣稱：「我們也都是佛里曼的信徒。」（但那時金融海嘯尚未發生）
三年前面對金融海嘯，他是歐巴馬政府中首席經濟參與者，每天都向總統做簡報。《經濟學人》曾將美國政府因應經濟衰退，結合各種資源配置的經濟政策稱之為「桑默斯定律」。他還兼任政府政策的發言人，更是美國振興方案、創造就業機會及金融穩定計畫的主要設計者。
當他於2010年底離職時，歐巴馬說：「我永遠心存感激，有桑默斯這麼一位有才識、經驗和判斷力的人，帶領我們的經濟團隊，走過1930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並使經濟恢復成長，我將持續請他提供我各種寶貴的建議。」
但是，對於這些政策組合，學者如克魯曼就批評公共支出數額太少，決策時間太慢；媒體也暗喻：他率直及傲慢的個性難以相處，與大企業也有密切往來。
再回哈佛後，他在金融時報的專欄中，強烈呼籲對付當前經濟衰敗，政府要多用擴張性、少用收縮性的政策。這也就是當前德國方案與希臘方案之爭。換言之，他儘管稱讚佛里曼，但對付當前經濟衰退，還是要運用凱因斯的理念：擴大支出，刺激成長，增加就業。
任職白宮期間，他曾專程赴北京協商兩國匯率、貿易逆差及自由化等問題；媒體曾報導他的「金融恐怖平衡」（balance of financial terror）論點。按照這個說法，中美任何一方若做出一個錯誤的貨幣決策，就會使雙方遭殃，甚至波及全球金融體系。正因存有潛在「恐怖平衡」，反而減少恐怖的發生。
他對中國看法可以歸納成四點：一、中國的高度經濟成長是不可忽視的成就，但不能因此預測會持續下去。二、從中國的快速發展經驗，美國可以提醒自己的是：改進教育品質、投資於研究和發展、人民要多儲蓄，政府要減少赤字。一國的繁榮並不必構成另一國的威脅，美國民眾應當歡迎其他國家的繁榮。三、中國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遠遠落後美國幾十年，政府遲早要投入大量資源，費盡心思來面對政治、環保、金融、社會等改革。 四、200年後的歷史學家回顧美中關係，其重要性會遠遠超越「冷戰」及「回教世界的變化」。因此，兩國都要彼此瞭解、彼此調適。
在二個大國間周旋的台灣，如何避免不做一個棋子，而是有主體性及生命力的經濟體；我們盼望桑默斯的演講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作者是遠見雜誌創辦人）

已故美國總統艾森豪曾在卸任演講警告國民，許多軍工產業越做越大，連帶一批相關企業，形成一股不可漠視的政治勢力。他們口袋裏有錢，首都中有人，藉著遊說集團打進國會，甚至國防部門，和那些政客官員分享共同利益，認同相近立場。這種利益與意識形態的立場就是不斷尋找國家的敵人，為美國製造和發明各種潛在與隱性的威脅。只有外敵的存在，國民才會內聚緊張；只有持續緊張，才有理由維持強大的軍備；只有維持強大的軍備，整個軍火工業才能發達暢旺。這便是著名的「軍火工業綜合體」了。
今年中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開幕之前，中國財政部公布了預算報告，其中一筆備受關注的專案是「公共安全支出」，它比去年多了百分之十一點五，達到七一一八億，再一次地超過國防預算。雖然財政部說過好幾次了，這筆開支絕對不是維穩經費；但大家還是繼續把它記在維穩頭上。為什麼？因為一來我們成天到晚地面對維穩，聽說維穩，都知道鋪天蓋地的維穩工程不可能不要錢；二來，財政部的年度預算儘管從不「維穩」，但它偏有這條從不列明細項的「公共安全支出」。所以，管它叫維穩費，多少也算是「合理的懷疑」吧。
本著這種合理懷疑的原則，我不妨幫忙大膽猜測，猜猜這筆錢的數額怎麼會變得這麼大，並且越來越多。
為方便說明，且讓我們假想如此一個鄉鎮，地處僻壤，民風淳正，向來太平無事，根本沒有維穩需要。可這裏頭有個中年漢子，常投訴水電不暢，說三道四，對地方有不少意見。遇上這等人，政府本來也沒什麼，頂多把他當個麻煩人物，不理就好。然而某日，地方官福至心靈，想起上頭好像有筆錢，專門用來維穩，於是決定申領，也在這鎮上成立一個「維穩辦」。明明局勢穩當，憑什麼理由要向上級伸手取錢呢？有的，就是那個惹麻煩的漢子了。新成立的維穩辦人數不多，事情很少，主要就是盯緊這人，三天兩天便拿他問話，搜搜他的東西，也許還檢查他的電腦。這一搜查不得了，居然發現這人的電腦裝有翻牆軟體，紀錄顯示他常在推特等被牆媒介上和人說話，其中還包括少數幾個「境外敏感人士」。於是罪名就有了，叫做涉嫌勾結反動分子。但是，這個新成立的部門絕不能輕易送他法辦，畢竟他是地方上唯一一個維穩對象，也是這個小辦公室之所以存在的唯一理由。
第二年，鎮上維穩辦的工作增加了，必須擴編，因為對那個維穩對象的監視必須加強。或許是不堪其擾，這人在網上發表的言論越趨激進，以前是投訴斷電發生得太過頻密，徵地偶有不公，現在卻總是專門針對體制。結果進一步坐實了當局對他的設想和定位。再搞下去，他開始屢屢上訪，並且試圖說服他人認同他的言論，加入他的上訪…自此之後，整個國家便又多了一個破壞穩定的不利因素，這個鎮的維穩經費也逐年增長。對於當初想到那個點子的地方官而言，真可謂得其所哉。
相比起全球左派時時批評的美式軍火工業綜合體，我們現在是否也可以推想懷疑，中國是否也出現了一個「維穩產業綜合體」？連同受聘於地方部門的「保安公司」和提供監控技術的軟體開發商，他們一起綁架了國家的根本利益，預言成真地等自己創造出一批維穩對象。越多不利於穩定的條件，這種「生意」便做得越大。
去年我曾在一席晚飯上聽見某個國企高層自述，說他們單位響應局勢，也在公司內部成立了一個維穩辦，由一把手任辦公室主任。一家盈利甚巨的國有開發商為什麼也要在內部設立維穩辦呢？他們有這需要嗎？這個辦公室又該怎樣證明自己的績效？我百思只得一解。
（作者為香港作家）

■世貿組織（WTO）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自1947年展開第一回合貿易談判，當年只有23國參與，1986~1994年烏拉圭回合談判時增至123國，如今這個多邊貿易組織已有155個成員。
    　■WTO的最惠國待遇（MFN）讓所有成員享受同樣的關稅待遇及市場開放，為加速貿易自由化，GATT 1994第24條及GATS第5條特別允許關稅同盟、自由貿易區得享有MFN的原則例外。
    　近來政府高層經常表示，若不儘速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台灣就會被邊緣化。他們的邏輯是：如果南韓在美、歐等市場享有更低的關稅待遇，台灣的出口就會居於劣勢。
    　透過FTA所形成的自由貿易區，確實會帶來貿易轉向效果，不過，這個轉向效果的大小，則需視區內與區外的關稅差距而定，差距大則貿易轉向效果大，差距小則貿易轉向效果就不至於那麼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