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經濟思想史上一位偉大經濟學者的傳記。雖然凱因斯學說至今仍是經濟學系的重要必修部分,許多關於凱因斯本人的生平事蹟,一直到此書出版之前,包括一般大眾,甚至經濟學界可能也都還不清楚。
凱因斯不僅是一位偉大的經濟學者,更是一名成功的投機家,也因此賺了不少錢,這在經濟學界可說相當罕見。即使作為經濟學家,凱因斯的影響也有很多層面,尤其是在經濟理論跟經濟發展這兩個領域。有關政治人物的傳記充斥市面,但含經濟學家在內的思想家傳記卻不多見。然而,凱因斯對世界經濟以及一般民眾的影響,卻遠遠超過市面上屢見傳記的那些政治人物。換言之,瞭解凱因斯的思想源頭、生平、性格,志向乃至對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不僅重要也應該饒負趣味,本書的出版正好彌補此一缺憾。身為經濟學家,個人相當樂見也祝福本書中文翻譯的出版。對台灣與其他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這本有關凱因斯此一偉大經濟學者且引人入勝的書之出版,可說彌足珍貴。
在凱因斯的年代,經濟學界普遍認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在英國,英國的中心在劍橋,而劍橋的核心在”國王學院”,也就是”國王學院”中的凱因斯。換句話說,凱因斯對經濟學的影響,在生前即廣受承認。他的「乘數理論」展示了財政政策的有效性,也鋪陳了「赤字支出」可以補充私部門有效需求的不足,並作為一種就業政策。這也符合他貶低貨幣政策的想法,他曾說過:貨幣並不起作用(Money does not matter)。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而長期以來,經濟學界針對這些議題可說爭論不休。
此外,凱因斯畢生嘗試建立一套超越古典理論的一般理論,強調政府支出的意義,並藉以發展成穩定總體景氣波動的政策工具。為了凸顯短期總體分析的重要性,凱因斯也說了一句廣為流傳(不僅止於經濟學界)的名言:長期來說,我們都死了。
凱因斯的影響力不限於經濟思想。他關於財政政策作為穩定政策的建議,在全球各地市場取向的經濟體中普遍被實施。時至今日,以「赤字預算」作為就業政策的作法仍然相當流行。很顯然,凱因斯的影響力可說無遠弗屆,當然不囿於英國一地。
凱因斯關於二戰之後世界秩序的重建藍圖,一直到今天都還深深影響著全球的經濟發展。藍圖中揭示了三個全球性組織作為戰後世界經濟秩序的支柱,包括國際貿易組織(ITO,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國際貨幣基金(IMF),以及世界銀行。當然,國際貿易組織一直要到GATT完成八個談判回合之後才正式成立。
截至目前,這三根支柱仍然在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即使他們的任務跟當初凱因斯的設計並不完全符合。
何其幸運,凱因斯學生辛格爵士(Sir Hans W. Singer)是我的摯友。辛格爵士高齡已達96,但在英國Sussex大學的「發展研究所」仍然頗為活躍,我所知許多關於凱因斯的事蹟都是當年他在”國王學院“的親身見聞。這大概也是此書之所以特別吸引我的原因吧。
這本關於凱因斯傳記的中文翻譯,可說相當精采,看完之後有一種似乎原來就是以中文創作的錯覺。
(陳重任,奧地利茵斯布魯克大學社會經濟學院院長)
序言 偉大經濟學者的生活經驗
傳記作家常覺得自己置身窘境。
許多人愛讀他們的書,但相較於小說、戲劇或歷史作家,傳記作家總覺得自己有必要為自己作些解釋。自命清高的人看待傳記,總不免抱著疑心,覺得這不是純粹的文體:融合了許多不連貫,甚至互相矛盾的資料,缺乏邏輯,沒有美學上的整體感。這是受事實所限制的小說,是載滿註腳的偷窺內容。傳記作家做的,究竟是說故事,抑或是作什麼解釋?
經濟學家的生活與理論有何關係?
我第一本凱因斯傳記在一九八三年出版時,立刻招來大家對傳記的質疑,提出了下面這個問題:「偉大經濟學家的生活,究竟和他的經濟理論有沒有關係? 」奧地利經濟學大師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有」,一九四六年凱因斯去世時,他在訃聞中寫道:「凱因斯沒有子女,他的人生哲學基本上是短期的哲學,因此他毅然追求他僅有的「行動參數」金融管理,不但以英國人的身份,而且以「他所屬的那種英國人身份」。
凱因斯之所以無兒無女,當然是因為他是個同性戀者。雖然他在四十歲出頭和芭蕾舞星洛波卡娃(Lydia Lopokova)結縭,婚姻美滿,而且凱因斯的第一位傳記作家哈羅德爵士(Sir Roy Harrod)完全未提及他是同性戀的事,但是我認為,如果不提凱因斯與畫家葛蘭特(Duncan Grant)之間重要的愛情糾葛,就不能稱之為凱因斯的人生。這當然等於是向反凱因斯經濟學的批評者繳械,但我認為凱因斯的經濟理論固若磐石,足以抵擋揭露其私生活而招來的砲火。
然而,大家還是提出問題,質疑凱因斯的人生經歷與他的思想之間究竟有什麼關聯。反凱因斯經濟理論的批評者掌握了這個機會,像李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爵士便主張,凱因斯因同性戀的影響,排斥「通則」,而拒絕「通貨膨脹會自動受控的黃金準則」的想法。不過,支持凱因斯經濟理論的人出於反射作用,認為「生活」不能與「思想」混為一談。派斯頓教授(Maurice Peston)寫道:「這種說法(凱因斯的性別傾向和經濟理論相關)簡直是胡說。理論的邏輯驗證和實驗的相關性,與他本人各自獨立。(了解牛頓和愛因斯坦的生平,對於預言行星的運轉有什麼用處?)」
各個學術領域對於這個問題也有分歧的意見。社會學者戴維斯(Christie Davis)就提出「凱因斯的同性戀與其經濟理論是否有關係」的問題,他寫道:「只關心凱因斯理論是否正確的經濟學者,對這個問題根本沒興趣。經濟學家想法的真切與否,只能證諸事實,至於他的靈感是受戀屍癖、想和粉紅象親熱,抑或是想被澳洲裸體女警鞭笞所啟發,則無關宏旨。不過,這卻是社會學者關切的課題,他們關心個人的行為和思想是否會因性向偏差,不見容於社會,而受到影響。」為工黨領袖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作傳的政治學者馬寬德(David Marquand)認為,凱因斯成長時期的「同性戀文化」,可以說明他對權威又愛又恨的曖昧態度:「凱因斯……根本不是當權派的成員,在情感上,他是個異鄉客,自有異鄉人的價值觀。」
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課題,因為它們揭露了傳記是否有其意義的問題。最基本的問題是:傳記究竟是要說故事,還是想要說明解釋?答案是,它想要兩者兼顧。傳記描寫的是人生充滿趣味的人他們的生活就是精采的故事。當然,我們一開頭之所以想要讀他們的生平,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這些人名留青史或惡名昭彰,或甚至「有其重要性」。這些人的姓名就是讓讀者上鉤的誘餌,但除非他們的人生的確吸引人,或者藉作傳者之手吸引讀者,否則讀者就會脫鉤而去。有些人雖然「成就」平平,但一生經歷高潮迭起,或者充滿了大家都認同的情感,因此是絕佳的題材。有些人雖然有傑出的成就,但人生平淡乏味,即使傳記作家的妙筆也難以使其生花,因此不是好題材。
凱因斯和新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既是偉大的經濟學者,也是個有魅力的人;即使他不是偉大的經濟學者,光是後者也足以作為他立傳的理由。我想大多數人讀傳記,是因為他們想更進一步了解這個人,而不是想要聽人「解釋」這個人的一生或成就。在我看來,滿足這樣的需求名正言順。
在傳記作家的心裡,想要「解釋」的欲望總是蠢蠢欲動,他覺得有必要從他所紀錄的雜亂事實和事件中,抽絲剝繭、追根究柢,找出「意義」,融會貫通。這種想法的根源在於,被描寫的主角有客觀、連貫的人格,正待傳記作家的如椽之筆,將其傳達得栩栩如生。這又牽扯到另一個觀念,認為不論是思想、藝術或行動各方面,傑出的成就或多或少和那種人格有關,因此必須提及、解釋。即使不管連貫性,我們依舊會認為,不論是在凱因斯或其他思想家的生平中,其內心的波濤起伏和其他事件必然也有一些關聯。至少,傑出的成就不論如何一定是和勤奮、持續的努力相關,作傳者似乎總是必須解釋書中人物如何孜孜不倦地熱愛工作。難道心靈上的成就不是個人特質配合了天時地利的結果?而這些因素難道不是傳記作家特別擅長探索的領域?
雖然傳記作家不免會嘗試解釋為什麼他的主角非比尋常,但供他使喚的科學工具其實少得可憐。大部分的傳記作家承擔這個任務時,心裡充滿的是對心理分析或社會理論的一知半解,想要藉著這樣的工具耙梳主角的生活,盡可能找出可以「解釋」其成就的「線索」。
好的傳記作家應該熟知人格、創造力等等的主要理論,以及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在說明觀念的力量時所採用的方法。但是,據我閱讀諸多傳記的經驗,作傳者的立論越有系統,所得到的結果就越沒有說服力。原來,傳記作家不可能自欺欺人,以為找得到主角性格的各個不同層面、其「人生」與「思想」、其「思想」與「經歷」之間的關聯;即使這些事實的確有所牽連,也是如此。傳記作家頂多只能創造出滿足美學的關係模式我們憑本能接受這些模式,因為它們符合我們對事物關係的認知。
該如何為凱因斯作傳?
究竟傳記作家該以什麼樣的想法,連結凱因斯的人生或個性與他的經濟理論?德班(Elizabeth Durban)給了我們線索,她寫道:「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問題,選擇不同的經濟手段,甚至選擇某一種經濟模型,都可能是受政策顧問的價值觀影響。」也就是說,在「模型」之後,是理論家的價值觀,而促使這些價值觀成形的個人和歷史境遇,就是傳記作家發揮的領域。經濟學者並不認同這種作法,因為他們認為,理論是來自科學研究,其成敗則端視是否能通過預測正確與否的考驗。他們有興趣的只有知性的課題立論時牽涉的邏輯關係,理論是否實質發揮作用也就是確實降低失業率或通膨。但是,這不可能是了解理論源起或一生的唯一方法,而且也有其不足,因為我們全都明白,所有的立論或模型,都發生在遠大於理論或模型所存在的環境之下,嚴格說來,重要的經濟理論不可能造假,因為它絕不可能擬出造假的實驗。正如哈金森(Hutchison)教授指出的,經濟學並非自然科學,因此經濟學預測的重要前題就是其他情況均保持不變。
以貨幣數量學說(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為例,凱因斯年輕時認為,堅守此說可以測出科學的能力,拒拆此說則顯示「心智的自然畸形」。但幾年後,他卻又摒棄此說;而一九七年代,此說又起死回生。還有其他許多類似的例子,凱因斯宣稱「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的理論即是其中之一。
如果經濟學真的如同物理學,那麼基本的觀念絕不可能時而消失、時而出現,像《愛麗絲夢遊仙境》中的笑面貓一樣。顯然,經濟學觀念的興衰,除了和其邏輯與正確性的考驗有關之外,也和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包括意識型態和政治的情況。這裡所指的不只是政壇人物或政策制訂者採用的觀念,也是經濟學者本身所秉持的想法。這些相關的情況顯然就是傳記作家發揮的領域。偉大經濟學家的傳記由具有歷史和文化意識的經濟學者撰寫,可以使我們對這門知識的社會學課題有更多更深的了解。
我也藉時間之便,訂正了第一版中某些時間記載上的錯誤,並且重寫了及某些段落。如果讀者有興趣比較兩者,可以參閱第九、十二及十五章的不同之處。未能指出凱因斯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對貨幣數量學說和機率論(theory of probability)的興趣,以及他在兩次大戰之間所創新的經濟理論,是我的疏忽。它們之間的關聯將留待第二冊作徹底的說明,但我希望自己能夠先指出它們的共通點。
第一章 凱因斯王朝
凱因斯一生參加了許多團體,不論在哪一個團體,他都是菁英。
就像精采小說的主角
在他一生中,罕有不是高高在上,俯看英格蘭或舉世芸芸眾生的時候。他上的是英國最好的中學伊頓公學,在學校裡,他非但獲得公費,在研習學問的領域是佼佼者,也是辯論社「伊頓學會」的成員。他大學讀的是劍橋頂尖的國王學院,是該學院的特別研究員,更參加「劍橋談話社」,是「劍橋使徒會」的成員。
就任公職後,凱因斯在全英第一部會的財政部服務,和某位首相結為莫逆,也任多位首相的顧問。他是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的愛徒,是英國經濟學主流的核心人物。他還是「國家共同人壽保險協會」(National Mutual Life Assurance Society)的會長,是寡頭壟斷的英國金融界裡的關鍵人物。
在文藝方面,凱因斯是英國很有影響的布魯姆斯貝里藝文圈(Bloomsbury Group)的成員。在英國知識份子的眼中,他具有無懈可擊的權威。他之所以達到這樣的地位,部分原因在於他過人的知識和臨機應變的天賦,但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得天獨厚,才能輕鬆自如地把他的才能揮灑得淋漓盡致。他獨占天時地利,從來沒有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問題。而在他所有的優勢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環境。他生在劍橋,周遭全是學富五車的學者,更何況他父親老凱因斯(John Neville Keynes)和母親愛達(Florence Ada Keynes),也都出身劍橋。
凱因斯能出人頭地,是先祖披荊斬棘的結果。當他五歲時,外曾祖母珍福特(Jane Elizabeth Ford)寫信給他:「你一定很聰明,因為在劍橋長大。」這個邏輯頗有意思。如今,大家一定會覺得,凱因斯家族的孩子之所以聰明,是因為他是凱因斯家族的一員。但是,外曾祖母寫這封信時,凱因斯王朝還未建立,她對凱因斯家族所知不多,只曉得凱因斯的祖父經商有道,她的孫女嫁給凱因斯的父親一位聰明的劍橋學者。但是,這對於向來高高在上、自命不凡的她,一定覺得凱因斯家族沒什麼了不起。
上溯至「征服者威廉」
而她的外曾孫本人在十六歲之前,也沒有甚麼理由不作如是想。他在就讀伊頓公學時,發現凱因斯家族有不少歷史貢獻,絕非等閒之輩。他在圖書館找出自己的家族史料,追溯凱因斯家族的事蹟,發現可以上溯至征服者威廉。
原來凱因斯家族來自諾曼地卡爾瓦多斯(Calvados)地區的卡爾涅(Cahagnes),這個地名可能來自拉丁字casnus(橡樹)或catanus(杜松樹叢)。無論如何,卡爾涅的威廉是諾曼地威廉大公手足羅柏大公的隨從,他隨主人赴英,在海斯丁斯戰役建功,獲封逾五千英畝的領地。威廉死後,由兒子勞夫繼承,勞夫死後,則分給三個兒子勞夫、休斯,和威廉。
小凱因斯寫道:「凱因斯家族似乎不太好戰,只有在不出戰要罰款時,才肯上戰場。」唯一的例外是勞夫的三子威廉,小凱因斯認為威廉就是他的先祖。威廉於一一四一年林肯之役俘獲史蒂芬國王,因此獲得德文郡的封地。一三三年左右,威廉的子孫約翰娶了韋克小姐(Isabella Wake),帶進大筆土地嫁妝。
十六、十七世紀,凱因斯家族不識時務,依舊信奉天主教,忠於斯圖亞特王朝,結果喪失了所有財產。凱因斯家族不少成員後來成為耶穌會教士,其中最知名的是列日大學的邏輯學教授約翰(John Keynes,一六二五至九五)。他的兄長亞歷山大(Alexander Keynes),「在內戰中為查爾斯一世效命,最後的一點家產也因他以保皇為名捐輸殆盡。接下來兩代不能確定,亞歷山大有數個兒子,就我所知,其子亨利是理查之父。」
由此開始,家譜終於清楚,理查於一七二年去世,接下來還有三個名為理查的子孫,然後是一個約翰,生了另一個約翰,也就是凱因斯的祖父。這些凱因斯家族的子孫先是英國國教派,後來又成為浸信會教友,他們在索斯伯里(Salisbury)擔任泥水師傅和製刷子的工人。凱因斯寫道:「多彩多姿的傳承至此告一段落。」
大概除了族譜學者和家庭成員之外,很少有人會對其他人的家族史有興趣,而由傳記的觀點來看,家族史也未必能有所啟發。誰知道小凱因斯能由先祖「繼承」些什麼?本書之所以提到上述這些凱因斯先祖,只是要說明我們的主角在敏感的年紀發現家族的歷史,深深為之著迷,覺得自己有值得驕傲的祖先。他在伊頓公學製作了家族史,其引言包括下面這段文字:
我相信,總有人會覺得,過去偉大的名字迄今仍是活生生的記憶,他們以繼承先祖的志業為責,以此規劃人生的方向,在「先祖英靈召喚之下」,完成他們既定的使命。
若說小凱因斯父親那方的祖先喚起了昔日鄉紳世家的光榮,那麼他母親那方的祖先,則召喚他在道德和知識上努力。他母系祖母的先祖是走私販子湯瑪斯‧福特(Thomas Ford),一七六八年被官兵殺死,不過他兒子大衛(David Everard Ford)卻歹竹出好筍,成了牧師,「他研究化石,卻因此引發了對宗教的質疑,因而不時受到憂鬱症折磨」。一八三四年,名字和他一樣的牧師兒子娶了珍唐恩(婚後從夫姓為珍福特),她「活力充沛、能力傑出」,生了十個子女,還經營一間女子寄宿學校。一八四三年,她在先生到曼徹斯特的李奇蒙教會服務時,和二女兒愛達重新創辦寄宿學校。預期小凱因斯一定會很聰明的這位外曾祖母,顯然很令人敬畏,但恐怕不太好相處。她先生是知名的宗教音樂作曲家,但她覺得音樂無關宏旨,逼他放棄。他在婚後開始寫宗教小冊子,談人的墮落,其中最有名的一冊是《十城聯盟基督徒對拯救靈魂免於死亡的義務》,對當時的宗教界影響深遠。
經營寄宿學校的愛達嫁給小凱因斯的外祖父布朗(John Brown)。生於一八三年的布朗是蘭開夏商人之子,十五歲就去當印刷學徒,顯然因為讀了所印刷的宗教宣傳書籍,而決心要當牧師。他參加倫敦大學的入學考試,在曼徹斯特歐文學院修習古典學,一八五一年取得倫敦大學的學士,四年後成為曼徹斯特的牧師,發揮他傳道的天賦。小凱因斯母親的家族,傳承的是凱因斯家較欠缺的說教、啟發和知性,尤其女性更具有道德意識,小凱因斯可能繼承了這個特色。無論是布朗家族還是凱因斯家族,雙方都是中產階級,門當戶對,只是若以維多利亞時代的標準來衡量,兩者都還算不上是上流家庭。
富商祖父心中蘊藏著花的靈魂
小凱因斯的祖父重振家聲。由他的肖像看來,他的身材瘦削,目光炯炯,志得意滿。他之所以流露出志得意滿的神情,是因為他白手起家。身為獨子的他十一歲就到父親的毛刷工廠當學徒,到了一八三年,他已經把工廠經營得有聲有色,獲利豐厚。但是,他對自己的嗜好種花蒔草難以忘情,當時就有園藝期刊描寫他:「心中蘊藏著花的靈魂」,年方十七的他就以培育石竹花獲獎,於是他決心要好好發揮自己在園藝方面的才華,毅然放棄了豬鬃毛刷的生意,專心種植大理花。
一八四一年,他辦的大理花個展吸引了上千人參觀,聲譽鵲起,大理花造就了他,成了他的致富之本。他培養新品種,掀起大理花熱潮,等這陣風潮過去,他又改種玫瑰,同樣轟動一時。一八四五年,他買下幾個苗圃,不久便馳名全國。他只培植市場熱門的花種玫瑰、大理花、馬鞭草及康乃馨,做起生意相當精明。甚至四十年後,當地還流傳他如何競爭,技壓其他花商的故事。
「他以作生意為樂,對自己深具信心,傳說一直到去世前不久,還保留著所有帳簿。」致富之後,他也參與金融和其他商業活動。就像當時其他白手起家的商人那樣,他也認為自己的成功是因為辛勤工作和恪守宗教教義之故。他曾說,自己一生幸福美滿,是因為所有他的生意都很成功。他也大力支持自己從未受過的教育,贊助當地許多學校,並當上主日學的校長。
凱因斯祖父的成就的確傑出,但他的兒子更青出於藍。前者結了兩次婚,第一次娶的是瑪蒂爾德布雷克,她生了女兒芬妮後因霍亂而去世。後來又娶了農家姑娘安娜(Anna Maynard Neville),兩人只生了一個兒子,就是凱因斯的父親老凱因斯。老凱因斯生於一八五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如果說凱因斯祖父藉著財富塑造出培養小凱因斯的環境,那麼老凱因斯則踏出了關鍵的第二步,立足劍橋,不過這個過程歷經了千辛萬苦。
老凱因斯在索斯伯里城堡街的舒適家園中成長,一旁就是他父親的苗圃。雖然他和父親的關係如今已不可考,但他每次提到父親總是又敬又愛,顯然家庭和樂。凱因斯祖父信仰虔誠,認定宗教是道德之源。如今可考他寫給兒子最早的一封信是在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寫道:「我親愛的小兒子不會調皮,耶穌從小就不調皮,你得以祂為榜樣。」老凱因斯的祖母與他們同住,直至九十四高齡去世為止。她晚年重聽,膝上總放著聖經,常唸著聖經上的文句,更添家裡的宗教氣息。
矢志劍橋
老凱因斯自小聰明,望子成龍的凱因斯祖父顯然給他很大的學業壓力,因為在當時,只要在學業上出人頭地,功成名就指日可待,何況兒子對父親的園藝也毫無興趣,不太可能繼承父業。不過,話說回來,凱因斯祖父並不是嚴酷的家長,他有很多嗜好,而他也因種花的嗜好才致富,因此他也常和兒子下棋;凱因斯父親才十二歲,棋力就高於父親。祖父還會帶父親到倫敦看啞劇,後來還帶他看一般戲劇和神劇。父親由祖父那裡得到的教誨並不明確,一方面,他有成功的壓力,但另一方面,他也得到人生並不完全嚴肅的訊息。他的性格也兼具這兩面,在他成長的過程中,得時時面對無所不在的焦慮,而他的解脫之道,則是沈醉於自己的嗜好。
老凱因斯和他母親非常親密,她在他年逾五十時去世,他哀痛逾恆。她熱情而情緒化,並不愚笨,但卻不如小凱因斯母系祖先那樣聰明、擅長啟發人,對社會工作更是毫無興趣。和老凱因斯同住的,還有雲英未嫁的瑪麗姑姑,雖然她生性吹毛求疵,但卻很照顧老凱因斯。祖母和姑姑的心思全都放在家中的男人身上,這種親密的家庭關係造就老凱因斯以家庭為重的觀念,他和小凱因斯的媽媽佛羅倫絲不同,佛羅倫絲在結婚幾年之後,就投身社區工作。
除了家庭之外,對老凱因斯影響最大的是好友法斯特(Henry Fawcett),其父老法斯特是凱因斯祖父在索斯伯里的老朋友,在一次意外中,射瞎了二十五歲的兒子。後者當時是是劍橋三一學院的研究員,他並有因此灰心喪志,反而繼續學業,於一八六三年當上了劍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後來在一八八年擔任郵政署長,在維多利亞時代是人定勝天的成功典範。在老凱因斯遭遇挫折苦苦掙扎之際,法斯特的榜樣永遠在他眼前。法斯特也是讓他有志劍橋的關鍵人物。
一八六四年,老凱因斯十一歲時,進入艾默山學校。他入學後就開始寫日記,一直到一九一七年,五十三年未曾中輟。但是,關於早年學校生活的日記已經佚失,因此他在學校究竟是苦是樂已不可考,但日記中,很可能記錄了他艱苦求學的挫折。相較於凱因斯,老爸屬於大器晚成型的人物。老凱因斯十四歲時,數學成績在班上排名第一,古典學第二。此後,他展開學術生涯,不過並非一帆風順。一八六九年四月的學校成績單記載,他可能在入學考試時因緊張而失常,雖然順利通過考試,進入倫敦大學學院就讀,但入學考成績卻並不特別傑出。
一八六九年十月五日,老凱因斯剛過十七歲生日不久,就住進倫敦布魯姆斯貝里的大學宿舍。這是一八四九年成立,專收非英國國教徒學生住宿的宿舍,許多寄宿生都是艾默山學校的同學,大部分都是白手起家的商人之子。他們明白,想要突破商人階級,展開更受尊重的專業生涯,非得藉由教育不可,而大學學院就能讓這個目標實現。
在大學學院的教育系統下,有不斷的考試,而在老凱因斯看來,這還不是終點:「法斯特勸我在倫敦待兩年,然後去上劍橋。」身為獨子的老凱因斯肩負了雙親望子成龍的重任,他後來說,他畢生從沒有像在大學學院時那樣用功,結果在健康和個性兩方面都付出代價。他開始抱怨頭痛、牙痛、胸痛,讓母親非常擔心。她寫信給他:「你對我們極其重要,若失去你,我就失去一切。」在十七歲之前,他很愛說話,但後來卻沈默多了。到他上劍橋時,他還會擺出學究的派頭,嫌人家話多。正巧從此時開始,他不再長高,一直都是五呎四吋(約一六三公分),即使以當時的標準來看,也算是矮個子。
到倫敦之後,他開始記錄自己每天讀書的時間,總計起來作全年計畫;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他放棄寫日記為止。在大學學院,他每天用功十小時,但還是能抽空從事嗜好參加棋藝比賽、集郵、玩壁球。每逢週末,他就躲進通俗劇、喜劇、啞劇、歌劇的世界裡,有時也和來倫敦洽商的父親共度。女性朋友只限假日交往,和威廉絲溜冰,和陶黛玩槌球和牌戲。他一時衝動吻了陶黛的手,獲贈一綹秀髮作為回報,但不久他又把陶黛拋諸腦後,和威廉絲出遊。
一八七一年,老凱因斯以數學生初次報考劍橋,但因溜冰發生意外,造成腦震盪,而不得不放棄。一八七二年三月,他報考三一學院,又因牙痛而失敗。一八七二年六月,他參加彭布羅克學院考試,這回通過了,獲得六十英鎊的數學獎學金。
老凱因斯終於進入劍橋,但問題才剛開始,因為他選錯科目。他很快就發現自己很討厭數學,早知道就該參加道德哲學優等考試才對。不過,道德哲學不提供獎學金(這是他要以數學系獎學金學生的身份進入劍橋的緣故),即使表現得好,也不太可能成為公費研究員。他面臨抉擇:是該勉強接受自己不喜歡的數學科目,還是該轉到沒有什麼學術前途的道德哲學?
他眼前只有一條路:趕緊離開劍橋。於是,他在一八七二年十月十九、二十日,連發兩封信給雙親:他們會來接他回家嗎?他們可能過度高估了兒子的才華,他其實只適合作「律師」,而且最好立刻開始受訓。他寫道:「我知道自己一定會被人訕笑,或是被罵笨蛋,但我不在乎。我想最好最勇敢的辦法,就是承認錯誤。」信中還提到,他擔心自己成為年近七旬高齡父親的負擔。
他父母並未動搖。一八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他們極力反對我離開劍橋,我只好答應留下。」他們的計畫是讓他撐到五月,「看看是否會改變心意,喜歡數學」。但是,跟隨劍橋知名的數學大師羅斯解題,卻讓他心生絕望。到那一年的聖誕假期,他作了決定,寫信給他的導師賽爾(C. E. Searle,後來任彭布羅克學院院長),表示自己想放棄數學,改習道德哲學。「我並沒有徵詢他的意見,因為我已經作了決定。」但父母依舊堅持己見,法斯特也鼓勵他繼續研習數學。他在一八七三年一月回到劍橋,「嚴重憂鬱。我真懷疑自己回到劍橋的決定是否正確。頭痛依舊。」他求見塞爾。「他很親切,而且說他覺得我該拿研究員獎學金。他的建議,加上法斯特的勸告和爸爸的期待,讓我終於決定繼續唸數學,到五月再說。我覺得這個決定不太明智,但至少可以讓其他人滿意。」
他繼續掙扎至五月,但還是一樣不喜歡數學,終於獲准放棄。他心想研究員獎學金已經無望。那年夏天,他涉獵新的研究領域,為密爾(John S. Mill)的《政治經濟原理》一書作註解。八月三十一日,二十一歲生日那天,他開始刮鬍子。
推薦序
一位偉大經濟學家的傳記
文/陳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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